纪念我的父亲

 多少年过去，时光如梭、日月江河，父亲的音容笑貌依旧在记忆的深处鲜活如昔，想起来的时候，在眼前略过的父亲的容颜依旧是那么熟悉难忘。 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忘记过父亲的一切，只是从来没有提笔写过他，因为不知道怎样地写，如何写，那个我曾经深深敬佩、爱戴的人，那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才可以不辜负他的形象的人。

想到父亲，就想到他逝去时候，我心的哀伤，那些暗淡的心痛欲碎的日子，那些多少个清晨醒来就开始以泪洗面的时刻。多少年，不敢写父亲，仿佛他是一个一触即碎的梦，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心底的雕刻就越深，但记忆的光影却越淡。

今天不知为什么，再次想到父亲，决定无论如何也应该用最浅显的文字来记录他的一个侧面，让他不再成为永远徘徊在我关于往昔记忆中的身影，若隐若现。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成为照亮往昔时光的一线光束，照亮父亲的面容，哪怕瞬间，也再次温暖我的记忆，温暖一下永远怀念他的心。

我的父亲胡思旅只在人世上生活了五十九年，但却是时代风云变换，历史改朝换代像走马灯一样不停息的五十九年。

关于父亲胡思旅的记录在『文化苏州』网站上面只有这么一小段：

胡思旅：小名俭和，笔名胡谢。昆山蓬朗人。胡叔异长子。民国36年（1947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1949年上修解放后，赴北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先后任职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通俗出版社，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随以金仲华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艺术家代表团访问西欧六国。思旅一生主要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外国文学研究部主任，主编双月刊《世界电影动态》。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电影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1月因患突发性脑溢血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与人合作译著《尼克松传》、《阿明》、《根》等。

我父亲生于上海，但是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出生于昆山蓬朗，所以根据家谱，他们都算是昆山蓬朗人。我的祖父胡叔异也算是一个文化名人，教育学家， 曾著有《东瀛考察记》及《论英美德日儿童教育》两本书，并曾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公派留学生赴美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硕士学位，后来曾任上海新陆师范学校校长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出生在这样一个所谓书香门第家中， 我父亲从小就接受美式教育，在美国学校读书，自己的梦想也是成为一个外交官。中学毕业后，父亲考入上海著名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为自己的外交官梦想铺路。

就在这个时期， 我父亲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叔叔，也就是我祖父的弟弟胡昌治的启蒙下，开始为上海地下党进行一些散发传单的学生工作。 我祖父胡叔异虽然为国民党的教育部任职， 但他的弟弟胡昌治私下却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办事处的地下党，为地下党的领导潘汉年工作。两兄弟一白一红在上海这个党派纵横，暗影重重的大都市里面各自为自己的信仰的政府工作，明暗相助，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1949年父亲沪江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追随着我母亲北上参加革命，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毕业之后，作为第一批外语人才，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担任外文干部。

我小的时候，父母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一去就是七年。七年之中，父亲偶尔回北京看病时都会到姥姥家抽空看我，每次都给我带我最喜欢的儿童连环画册。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经济拮据，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买东西，但父亲就是省下几个钱，也给我买本连环画，等到见到我的时候，把积攒起来的几本画册给嗜书如命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小朋友要借我的连环画册，我就是不借他，因为怕他丢了或是不还给我。 父亲对我说，不要因为一本书而丢了一个朋友。他说，书可以再买，但朋友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得到。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成为我生活中受到的第一个德育教育。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珍惜朋友的人，上级要他揭发朋友，他就是不肯，心里面蹉跎的很。做思想工作的人对他说，如今谁都自身难保，只要你揭发几个同事，就可以过关，否则，别人揭发你，你就倒霉了。父亲说，我实在做不出来，那不是把别人往火坑里推嘛！于是，父亲只好自己挨斗。经历了文革这一个历史磨难， 很多人因为派系斗争而相互误解而产生憎恨，也有朋友误解父亲，认为他揭发了他们，所以不予来往。但父亲从来不多做解释，他总是认为清者自清。

父亲从很多方面讲更多的是一个书呆子，他不会做饭，做家务，只喜欢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研究他的工作或者他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常年翻译工作的需要，他居然可以把牛津英语字典倒背如流，成为了业界同行的活字典。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同行编辑英汉词典的时候里面错误百出，他居然花时间引经据典把所有的错误以及修正的出处给人家一行行标明出来。

想起父亲，眼前常常会浮现出他瘦高的经常穿着蓝色干部服的身影，提着他装满稿件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在马路上晃荡。父亲下班的时候，喜欢在街上驻足观看来往的各种车辆，并准确地说出每一个车辆的型号和历史。 这似乎作为他唯一的嗜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有时候下学，远远地就会看到父亲蓝色的身影伫立在在街边的某个角落，认真地凝视着来往车辆，仿佛在想什么问题似的。我想，这与他早年在上海的生活有关，那个时候，他肯定在上海浏览很多关于汽车的杂志，在上海的街头观望过来往的车流，在美国的老电影中享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父亲属于外表少言寡语但内心及其敏感的那类人。他从来不跟他的我们多谈过去，但内心却常常因为怀念过去的某些事情和人而感慨，而这种感慨是多少年后，再次回想起来的关于他的点滴中突然灵光一现时而恍然大悟的。 我常常想，参加革命对他这个从小生活在上海的美式教育家庭中人来说一定不容易，如果他不是在他那个做地下党的叔叔胡昌治的影响参加革命，他恐怕就会沿着他既定的道路，沪江毕业后像他父亲一样去美国留学，接受洋派教育。没想到革命思想的建立使得他放弃了去美国的想法，反而投身革命，北上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长达两年的思想改造。 两年近乎吃糠咽菜的生活改造与不断交代思想的精神改造把上海的一切都从他的生活习惯和记忆中统统过滤掉， 从此，没有听他说过关于上海生活的任何点滴。这么一个从小吃江南的米长大，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在美国的教会学校念书的年轻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一个信仰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北京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到死都没有吃惯北方的粗粮和面食。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否还记得上海的十里洋场，上海的童年和青年岁月，上海成长的一切痕迹。

我知道，父亲一生最想来而没有能够来的地方就是纽约，那个他的父亲早年就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城市，那个与当年上海的十里洋场非常相似的城市，那个他梦想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他的妻女最终生活在纽约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一定非常欣慰。

1949年在沪江大学念书时代，我的父母离开上海前的合影

1952年参加工作后，我的父母新婚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