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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朝掠影
一看这题目，有人就火了：“嘟！何处妖僧，竟敢口出狂言，以九朝命题，欺我史界无人乎？”
您别生气，听我先抖一回马三立老先生的包袱。在《相声的魅力》中，马先生的笑话能让暖瓶厂增产，能让苹果长成西瓜，能让蛐蛐儿奋起咬猫。于是他摇着身子不无得意地说：“我是世界上一切生物、动物的灵魂工程师。”捧哏王凤山先生问：“您一顿能吃几碗干饭？”马老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作为一个文革期间毕业的半吊子知识分子，我也想效仿马老，当一回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不晓得天高地厚的人。十年前我发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不少中文书籍，于是有了补课的机会。读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蔡东藩先生的《通俗演义》，还有几篇高阳先生写的大清国偏史。退休后想写篇有关历史的文字，可读过的东西又忘记了。年老力衰，重温大部头的著述已不大可能。于是只好找个捷径，浏览网站。通过比较理出点头绪，意在以古为镜，分析华夏何以千载至今？探讨日后的可能发展。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本文意在把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九朝做一纵向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同与不同之处。首先按顺序列出九朝年表如下：[1] [2]
秦
（2帝15年） 西汉 （13帝22年） 东汉 （14帝196年） 魏 （3帝45年）
-221 -206 -206 23 25 220 220 265
西晋 （4帝51年） 东晋（11帝103年） 南朝（24帝169年） 隋 （2帝38年）
265 316 317 420 420 589 581 618
唐 （22帝290年） 五代（24帝77年） 北宋 （9帝 168年） 南宋 （9帝153年）
618 907 902 979 960 1127 1127 1279
元 （11帝98年） 明 （16帝277年） 清 （12帝268年）
1279 1368 1368 1644 1644 1911
（一）皇帝轮换周期
由秦至清共2132年。不算五胡十六国、北朝、辽、西夏与金，按上表计算各朝皇帝数总和为177人，加上新朝的王莽、西蜀二帝和东吴的四帝，共184帝。平均是11.7年/帝。大约11年多更换一次。具体到每个朝代，帝王周期又相差很大，秦7.5年/帝，西汉16.3年/帝，东汉14年/帝，魏15年/帝，西晋12.7年/帝，东晋9.4年/帝，南朝7年/帝，隋19年/帝，唐13.2年/帝，五代3.3年/帝，北宋18.7年/帝，南宋17年/帝，元8.9年/帝，明17.3年/帝，清22年/帝。周期最长的是清朝。[2][3]
一般来说皇帝更替周期高于平均值的朝代比较稳定，比如清朝周期最长，为二十二年。宋、明都在十七年以上。元朝虽有近百年的寿命，但皇帝九年一换，可能是因为内部争斗激烈，一个皇帝尚未坐稳，另一个就急不可待取而代之。南朝的南齐延续了二十三年，经过了七帝，平均每帝在位三年。皆因你争我夺，打杀频繁。但此说也不尽然，隋朝的周期是十九年/帝。看似很高，但代表大会只开了两届。总在位时间才有三十八年。
（二）各朝寿命
汉朝最长四百二十五年，其次是两宋共三百二十一年，唐朝二百九十年，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大清二百六十年。这几个朝代的寿命都在二百五十年以上，乃是中国相对稳定的时期，借用物理术语，不妨称之为稳定态。稳定朝代的寿命随时间递减表明了维系一姓王朝的难度越来越大，皆因为君王无道与天灾人祸，后来又加上外族和外寇的侵扰。
东晋和元朝的寿命为一百年左右，我们称之为亚稳态。小于一百年的有西晋，隋、秦和三国中的魏等，寿命分别为五十一，三十八，十五，和六十年。我们称之为非稳态，亦可称过渡态，类似三相电机起动时的过渡过程，相位不定。南朝虽有一百六十九年，但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平均每朝寿命四十二年，应当属于非稳状态。五代十国并存七十七年，也不在稳定之列。[2]
在这两千多年的历程里，中国处于稳态的朝代的时期占73%，处于亚稳状态占9%，处于非稳状态的占18%。也就是说中国在近3/4的时间里，国家基本稳定，老百姓得以安生。
（三）皇帝的寿命
稳定朝代里，如果皇帝更换周期过短的话，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皇帝本身的寿命不长。皇帝这个职业或工种十分辛苦。不管是争强好胜型还是吃喝玩乐类的都活得很累。一个好皇上要管理数千万甚至数亿臣民，为国家大事昼夜操劳，寝食难安。一个坏皇上，面对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荒淫无度苟延残喘。晚清的同治帝仅活了十八岁。此外皇上久居深宫，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健身房，不重视体育锻炼；食物过于精细，维生素和营养不够全面。再加上疾病防治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因而得病的机会很多，痊愈的机会少。东汉的孝殇、孝冲二帝仅活了两岁和三岁。康熙大帝少年时险些死于天花。此外也有不少皇帝沉湎于炼丹修道，希冀长生不老，如秦始皇和明朝的嘉靖。唐朝也有几位皇帝死于灵丹妙药。
寿命较长的皇帝有汉武帝（七十）、唐高祖（七十）、武则天（八十二）、李隆基（七十八）、宋高宗赵构（八十一）、明太祖朱元璋（七十一）、康熙（六十九）、乾隆（八十九）、道光（六十九）[3] 。冠军还在清朝。值得一提的是宋高宗，丢了半壁河山，父兄囚禁塞北，他倒乐得逍遥自在，颐享天年。大概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唐朝的二十位皇帝的年龄从高祖到末帝分别为：70，51，56，82，55，55，55，78，52，54，64，46，43，30，18，32，33，50，41，37，38，17。平均年龄48岁 [3]。尽管百姓山呼万岁，祝愿皇帝们万寿无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还是不得长寿。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西汉帝王的寿命依次为：62，24，62，46，48，70，21，43，44，45，25，15，21[3]。 平均40.5岁。比唐朝小7.5岁。这个数字表明从汉至唐的一千余年里，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水平有了改善。再看看清朝的状况，进关后十位皇帝的寿命是：24，69，58，89，61，69，31，19，38，61 。平均寿终年龄为52岁，比一千年前的唐朝又提高了四岁。基本证明了这个论断。
当然这只是个猜想，确凿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明。东汉皇帝的平均年龄只有29.7岁，因为内中有四个皇帝未及弱冠就驾崩了。明朝皇帝的平均年龄为43.3岁。活过四十岁的只有六人，不到50%。
工龄最长的皇帝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次是乾隆，在位六十年。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五年。这三人的服役年限都超过了蒋南翔校长号召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诚然可敬。可惜他们都不是清华校友。工龄最短的皇帝出在东汉，孝殇、孝冲皇帝和少帝，仅一年。孝质皇帝两年。按说不该享有退休费福利待遇。元朝有三个皇帝工龄只一年。
（四）开皇的身世
开国皇帝的身世主要有两种，一是来自平民百姓，代表人物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刘邦虽然做过小官，不过是亭长的级别，相当于今天街道办事处主任或党支部书记。朱元璋更惨，从小家贫如洗，食不果腹，不得已出家当了和尚。三国的刘备也出自寒门，虽然自称是汉室宗亲，但除了两只大耳朵和长胳膊，没有任何凭证。穷得都卖草鞋了，还想跟皇帝攀亲。要不是汉献帝走投无路，需要一根稻草，他也不会承认他这位八竿子够不着的皇叔。
除了这几位出于市井平民，大多数开国皇帝来自封建贵胄或地主豪强。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原本就是七国之中的一位国王，靠着武力与谋略，吞并了六国，自成一统。唐太祖李渊在隋朝已进封唐王，身兼山西省军区司令。他的小儿子李元霸手舞双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乃是隋唐的第一条好汉。宋太祖赵匡胤在北周身为殿前督点检归德军节度使，拥有军权。相当于总参谋长或军委主席。从而有能力发动陈桥兵变，废周立宋。元、清两朝有点类似，先在塞外做大，然后乘人之危，以摧枯拉朽之势入主中原。
一般来说，大多数平民领袖在财力、物力方面缺乏根基，加之不能高瞻远瞩胸怀韬略，故而很难成事。这就是历次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刘邦和朱元璋只是两个特例，靠的是文官运筹帷幄和武将的英勇善战。此外像刘、朱这样的开国皇帝必须要亲自驰骋疆场戎马倥偬。像奥运会的拳击运动员，需要真本事把对手一一击倒，然后才能升国旗、唱国歌，改朝换代。他们的政权完全靠白手起家拼出来的。故而这两位皇帝也比较强悍，颇具风起云扬一呼百应的气势。
（五）建国的途径
各朝建国的途径可分为武力征讨，权臣篡逆和军事政变。
大部分朝代的开始都得靠武力厮杀，你争我抢。最后胜者为王，败者作寇。秦始皇靠武力先后灭了六国。汉高祖面对强敌项籍，在垓下一战采用韩信的十面埋伏，一决雄雌。靠军事政变取而代之的典型是宋太祖。周世祖柴荣开创了一个良好局面，他顺手篡夺了前朝成果。清朝有点特殊，先在关外形成一种入侵的态势。趁明末政权危机四伏的时候，八旗子弟跟随着“带路党”吴三桂先生，轻而易举地拿下北京。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开化较晚的满族强人把中国治理得还挺好，令汉人汗颜。可惜他们来的不是时候，使中国在西方大变革的时代落伍了。
权臣篡逆的典型莫过于阴谋肆虐的三国了。曹氏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打好基础。先是汉末丞相曹操权倾朝纲，指鹿为马，挟天子以令诸侯；接着儿子曹丕大权独揽废了献帝，登基自立。没想到曹氏政权又以同样的方式断送于权臣之手。只不过司马氏的城府更深，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夺得王位。在司马懿和司马昭父子之后，由官三代司马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建立西晋。看来在中国靠心计夺取政权还得真要好事多磨，前赴后继。没有这点儿耐心烦儿，您就别往哪儿琢磨。
没想到以权篡位的曹氏专利一发不可收拾，被如法炮制了好几百年。到了东晋和南朝，在长江流域竟然形成了一个朝代更替的子程序小循环，Do-while loop。开始，大将军刘裕废了东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政权，宋。五十九年后，南兖州刺史乱中夺权，萧道成建立了齐。二十三年后，雍州刺史萧衍引兵进了建康，建梁。五十五年后，任震远将军的陈霸先又建立了陈。这种交替方式日趋成熟，像麦当劳快餐店一样，简捷轻便。不会因熊掌难熟，熬上好几年。也不会因连年征战而造成动乱不安。又好像一台计算机每次只换了一台中央处理机（CPU），硬盘、记忆和机壳照旧。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南朝的经济发展照行不误。
按维基百科，陈武帝还是一位好皇上。陈霸先节俭朴素，饮食简易。他吃饭用陶瓦之器，后宫不设乐女。在政治上宽政爱民，不搞株连。在军事上抵御外族，实施改革，使江南的GDP迅速增长。乱世中居然出了这么一位明白人，却也难能可贵[4] 。可惜这样的君主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六）盛世与中兴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和平稳定的时候占了多数，但是由于自制聪慧的皇帝不多，再加上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难免贫苦艰辛。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开始，开国之君刚从兵荒马乱中闯了出来，对下层百姓的煎熬同情怜悯，因而会分田减赋，给他们以喘息的时间。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让步政策。除了开头的这点好日子，人们把值得称颂永庆升平的年景赞为“盛世”， 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年号称为之“治”。在朝代中间重振国威的则叫作“中兴”。
至于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盛世，诸家观点不一。我看叫顺了嘴儿的应当有两个，即清朝的康乾盛世和唐朝的开元盛世。也许五十年后，历史书上又会增加一个江胡或胡习盛世。那是后人的事儿，咱这代插不上嘴。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开始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时期。到雍正和乾隆中期，清朝国力达到鼎盛。这种局面连续一百多年，是清朝统治，也是中国达到的高峰。故史学界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5] [6][7][8]。当然即使在盛世，也不是一帆风顺。乾隆年间就有过大旱，饿殍遍野，人相食[9]。满人进关，汉人不服，自然又少不了杀戮，当然也少不了文字狱的迫害。这又是盛世中的阴暗一面。
開元盛世指的是是唐玄宗統治前半期。唐玄宗治國初期勵精圖治，任用賢达，發展經濟，重视教育，使得天下盛平。所以後世史學家稱其為開元盛世。唐玄宗於這段時間甚為節儉，規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內宮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製作的飾物。並且遣散宮女，以節省開支。他又下令全國各地均不得開採珠玉，不得製造錦繡，一改武則天的奢靡之風。在他前期的英明领导下，唐朝的財政豐裕，倉廪充實，人民幸福 [10]。
西汉初吕雉之后， 父子档文、景二帝，轻徭薄赋，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此期间，国家发展，国力增强。史称文景之治。东汉明帝进抵天山，杀敌千余，追至新疆，扩充疆域。同期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东西联系。明帝和他的儿子章帝在位期間，开创了一个黃金時代，史家又稱明章之治。[2] 到了唐朝又有贞观之治。
历史中著名的中兴是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他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稅金，振兴农业，百姓在连年战乱之后逐步稳定下来，史作光武中興。[2]
从历史上的盛事与中兴不难看出几个问题。第一，在封建制度下，国家治理的好坏与皇帝的领导水平有直接关系。遇上一个好皇上，他能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国家就会富足。第二，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安分守己，自食其力，很容易接受领导。但凡统治者能轻徭薄赋，照顾农民的利益，老百姓就会勤勉耕耘，发家致富。从而增加岁入，充实国库。第三，因为皇帝的生活条件和特权优越，又囿于血统，所以历史上出现的坏皇帝比好皇帝要多得多。因此盛世最终还会变作衰败。即使同一个皇帝，比如唐玄宗，也会来个半截革命，虎头蛇尾，从开元的盛世一下子堕落为天宝的乱世。以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来还是制度问题。
（七）衰亡的原因
由秦至清两千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朝代，平均一百年更换一次。其中有十来个小朝廷只有几十年的短促寿命。原因有许多，但根本有两个。一是血统传递导致领导水平的下降，二是没有民主制度的制约。人类在繁衍过程中可以遗传许多生理信息，比如身材、体型、五官，甚至家族疾病史。但是不能传递道德品质、能力与才干。这就是所谓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尽管每个朝代之初都有几位有作为的皇帝，但传着传着，总会出现几个不肖之子，或者生活奢侈，或者迷恋女色，或者无所作为，或者修仙学道。最后使老祖宗千辛万苦创建的基业毁于一旦。即使在王朝末日出现一位力扭乾坤的有志之士，然而空有报国之心，终无回天之力。比如明思宗朱由检，虽然他德能兼备矢志不渝，体恤民情，多次罪己。终因积重难返大势已去。最终无可奈何饮恨煤山。令后人为之涕泣。
中国皇帝乃上天之子。天子乃是紫薇真主下凡转世。因此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绝对自由的人，不管何等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也没人敢规劝阻止。比干上谏纣王，惨遭剖心而亡。海瑞上谏嘉靖，陷入牢狱之灾。因而直言敢谏的忠臣寥寥无几，谋取功名阿谀逢迎的小人却比比皆是。于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终会被奸佞之徒欺瞒，最后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走向衰亡。在一百八十多位皇帝中，广开言路的皇帝不多。唐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开创了唐初欣欣向荣的局面。可惜能够效仿贞观天子的没有几人，包括李氏自己的子孙后代。
如果按照尧舜的举贤禅让的办法，情况或许会好一些。由禹之子启开始的家天下乃是朝代兴亡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原因。俗话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既然家天下不能保证后继者才德兼备，人民不高兴了，自然会把靠老祖宗的遗产吃喝玩乐的昏君赶下台去。
除了血统和皇权至上，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后宫干政，阉竖作乱，外戚专权，佞臣谗言，藩镇造反，拥兵自重，权臣做大，等等。当然还有外寇进犯，自然灾害，百姓暴动等因素促使皇权的衰落。汉初有吕氏专权，清末有慈禧垂帘。尤其是这个慈禧，从同治到光绪两朝问政四十多年，吃喝玩乐因循守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近百年的灾难。王莽篡位属于外戚专权。阉竖作乱可见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以及明朝的王振和魏忠贤。
（八）统一与分裂
自秦以后中国开始崇尚大一统的天下。开国皇帝一旦打开局面，收拾疆域重整河山便成了首要的任务。于是在两千一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统一的状态。处于分裂的时期有三国四十五年，东晋一百0三年，南北朝一百六十九年，五代十国七十七年，南宋一百五十三。总合五百四十七年，占26%。即国土统一的朝代占了74%。
在夏-商-西周的一千三百多年里，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奴隶社会。自东周（-770年）开始，周天子式微，权力逐渐下移，地方诸侯顺势独立。从三家分晋的纪元前475年，中国又开始了长达二百五十年的分裂混战局面。为了领土、资源和霸主地位，诸国之间相互厮杀吞并，最后形成七雄和十几个小国的格局。分裂与征战无疑会造成老百姓的苦难和负担。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星罗棋布的七十多个小国兼并成七个大国，用数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由多变少的函数的最终极限就是统一，因而统一成了不可避免的社会规律。最后变法成功的强秦在始皇嬴政的领导下，势如破竹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把中国转变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开始树立“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尊称。
第一次大一统维持了四百多年。东汉末皇帝懦弱，宦官专权，再加上大旱无收，赋税不减，爆发了黄巾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奄奄一息的汉皇室征集了一大批军阀权贵。起义的烈火被扑灭后，这些军阀又连年混战，逐鹿中原，最后形成三国鼎立的暂时平衡。中国大地进入了罗贯中先生所说的合久必分的时期。其间蜀汉的诸葛亮不负先帝临终重托，六出祁山。他的继承者姜维又谨遵师命，九伐中原，使得西蜀民生凋敝伤了元气。西蜀终为魏国所灭，继而北魏吞吴。
司马氏的西晋勉强统一了五十年，中国又处于南部的东晋和北部的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状态。自公元三世纪始，北方少数民族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导致分裂的主要因素。西晋五十年的短暂统一竟然引发了连续二百六十多年的分裂格局，比战国时期还长。这些年南北双方都处于无稳状态，小朝代更替如走马灯一般，悠忽变换目不暇接。
历史表明在每次大分裂之后，管理国家的难度都会加大，需要连续出现几位强势君主才能稳住阵脚。稍不留心就会得而复失。
北方终于出了一位有作为的隋文帝杨坚，重整河山，建立三省六部的规章，开启了科举选才的进步措施。但其子不孝，竟使好端端的帝业于十五年后移交到李唐之手。这唐朝还真出过几位开明之君，李世民、李隆基，就连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武则天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序。但这不能保证李氏皇族不出昏君。290年后中国又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延续了七十多年。
公元960年，赵宋恢复了一姓天下。执政一百六十年后，挖地道嫖妓女、发明瘦金体的赵氏后人把北部江山丢给金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宋徽宗也没白忙活，生的儿子够一个排的建制，阳刚之气了得。宋高宗赵高偏隅临安，心安理得地开始了灯红酒绿的小康生活。中国自秦以来又开始了第四次分裂，这次分裂延续了一百五十年。
自十二世纪蒙元统治中国以来，中国人民大概厌烦了分裂打杀的混沌格局，尽管连续换了五个朝代，元、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太平天国和日伪占领的十四年，中国在这七百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没有偏离统一的轨道。这表明，经过一千多年的实践后，朝野开始认同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大国的技术手段也臻于于完备。
（九）历史的重复
不知道因为什么，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善于总结经验，就像像沉迷于毒品一样，不可自拔。许多事情，不，是许多错误总在重复。如汉代有后宫专权，到了清末把江山交到慈禧老佛爷的手中。东汉有宦官干政，到了明朝又出了扰乱朝纲的阉竖王振、魏忠贤。当然按毛泽东的说法，对任何事物都得一分为二。清初的孝庄皇后一手拉扯大两个天分不错的皇帝，先后防止了多尔衮和鳌拜专权，为盛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像武则天一样，她也应当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典范[11]。
秦朝和隋朝相隔八百年之久，但有雷同之处。他们都出现在一个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之后，秦始皇和隋文帝又都是大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扫荡狼烟归一统，足显男儿大英雄。此二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也都表现出色，而且具有创造性。此二帝的长子扶苏和杨勇也都相对仁慈。但此二帝的皇位却落入暴戾无道的第二个儿子。结果使铁打的江山只传了一代便呜呼哀哉。
秦朝和隋朝的二世皇帝的帝位都是借助权贵的协助靠阴谋诡计明夺暗抢得来的，他们也都是青史垂名的亡国暴君。然而这种抢班夺权的模式也不能一概否定。唐朝二世李世民的皇位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逼宫获得的。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难得的明白人。看来任何事情也都有它的偶然因素，不能一概而论。
总的来说，错误的重复出现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例如老王早逝，新王年幼，或者新王羸弱，他最亲近的人莫过于母亲。这就是后宫垂帘的必然原因。如果王后软弱，她又必须依靠外戚，于是王莽趁势作乱。此外皇帝从小到大，都有一群太监陪着。这些太监又逢迎献媚阴阳怪气，让小皇帝觉得他们是最可靠的人。因而，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宦官当道。解决问题的根本是改变制度。京剧《二进宫》就是一个典型的太师夺权母后代管的故事，可惜在正史上没找到依据。
中国的统治者不能以古人为镜，不能从失败的教训中提炼出政治疫苗，当然也不会注射给子孙后代，他们总在不断地重复前人的错误。追究原因恐怕还在制度。皇帝们依仗绝对的权力，总是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形势。每次成功之后，他们都误以为江山永固踌躇满志。因而不能居安思危，自我节制。最后从九斤降到六斤，一代不如一代，愈演愈烈，直到重蹈失败的覆辙。
此外，统治者在思想上比较僵化，没人能够意识到要想永世太平，必须抛弃秦始皇发明的独裁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消灭特权。当然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利益怂恿下，不管是谁，成功后的第一选择，自然还是坐上龙椅，过把龙瘾，让他的子孙后代也洪福齐天。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系统里，沉迷于皇权的怪圈不可自拔，从而这种重复延续不断。
不过历史上有些事情是无法重复的。比如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演不成了，司马懿只要派出两架直升飞机，用红外线探测器一扫，就能知道西城有没有十万神兵。当然孔明也可以学习开幕式的假唱，打开音响玩个假弹，让司马师听不出任何破绽。马连良先生最拿手的《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也唱不了了。交战双方都能从电视节目里截获十日的天气情报，有充分的时间防范。
（十）思想突破
中国历史中不乏为了个人利益和皇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精英，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如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如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这些动人的事迹流传千古，值得肯定。但中国缺乏高瞻远瞩破旧立新的思想家。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儒家思想的桎梏，二是小农意识的束缚，三是方块文字造成的思维僵化。
比西方的文艺复兴稍晚一些，在明末清初，中国也出现过几位博学卓见的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能冲破传统的封建纲常，批评绝对的皇权，是早期封建皇权的挑战者。他们认识到，封建国家只是一家所有，与老百姓没有关系。主张废除专制的国法，建立万民共有的天下。遗憾的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明亡清始。这几个哲人又节气凛然不仕清廷。因而他们的思想未能开花结果，更说不上在社会上得以实践。
相对而言，中国缺少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与康德等。这些人的超前意识领导了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和舆论的基础，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的第二次新思想运动。为西方的振兴与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此时的中国正陶醉于康乾盛世，百姓山呼吾皇万岁。没想到中国的一颗克星正在西方冉冉升起。让他们用鸦片当武器炸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的政治精英也缺少伊藤博文式远见卓识的的人物。鉴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日本自身的懦弱，早在1868年日本就发起了明治维新，为日本改型为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从此东瀛的日本结束了封建割据，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于是中国的另一颗克星又在东方出现。二十年后，牛刀初试，日本海军打败了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从此除了西方列强，中国又开始饱受东洋之辱，直到二战结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人用资本主义的石块砸开了中国这枚古玉。
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家的百孔千疮，摇摇欲坠，琳琅满目的却是举国皆醉，没人清醒。关键时刻没人指点迷津，探索出路。倚仗着地大物博，统治者继续割地赔款，维持着小朝廷的奢靡生活。直到甲午之败，才有人挺身而出，主张变法。无奈仇视变法的势力太强，六君子坦然义赴刑场。
几年之后，又涌现出以孙逸仙和黄兴等人为首的同盟会，即后来的国民党，企图以三民主义救国于水火。从反封建反帝制的角度，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很快孙先生大权旁落，中国这块发霉的蛋糕又被一群地方军阀哄抢，连年内战。
历史学家应当昭示国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站高望远为国家富强而舍弃一家之利一己之私的政治家哪？难道中国人生来就不会解放思想？
（十一）谈古论今
统而言之，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在从秦至清，由清至今的似水流年里，一直在进取，一直在奋斗，一直在为自立于民族之林而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但是由于思想上的保守，这种社会进步只体现出量的变化，而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突破。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 从此中国取消了帝制，中国人割掉了辫子，中国不再担心几个似男非女的宦党独霸朝纲，中国也不会再陷入后宫的垂帘听政。因此也减少了因为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宫廷内斗，减少了改朝换代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这无疑是不小的进步。
然而饱受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于封建专制，习惯于紧跟一位伟大的领袖，习惯于等待神仙皇帝的恩赐。所以中国的政治一直是少数人的政治，因此中国还只能停留在强人的国家。强人好，大家都好。
以古为镜，中国应当认真学习西晋的历史。西晋王朝是一个门阀贵族的政权。晋武帝司马炎在完成统一之后对晋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由于晋臣多为前朝的名门望族，故而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多以保障其自身地位为主；所制定的经济措施，又以保护士族门阀的利益为前提。他们颁布户调式，规定男女占田的假定亩数和应当负担的实际亩数，允许官吏按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户，承认官僚地主的特权。曹魏时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西晋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中正官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他们制定的制度成为为他们自己扩充势力的工具。[2]
西晋时期，豪门望族的权力和利益得到发展壮大，士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从而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力量。门阀士族的空前发展，加大了他们与皇权的矛盾，也直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的根源。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奢侈腐化，聚敛了大量财产，互相争豪比富。许多士人身处乱世，悲观消极，逃避现实。终日饮酒清谈，玩世不恭。于是清谈、玄学之风一时兴起。[2]
（十二）历史特点
纵贯九朝历史，中国的统治者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权利高于一切
统治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血战沙场，尸骨成堆，为的就是一个权字。因为中国的潜规则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谁要是胜了，谁就有了一切。谁要是胜了，谁的家族就有了一切。谁要是胜了，谁的子孙后代就有了一切。这么好的一本万利的买卖谁都会铤而走险，不肯错过。何况在战争中死去的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他们本来就应当是君主的奴隶。
（２）保守势力顽强
在中国曾经不止一次有人提出变法，但都以失败告终。成功只有一例，即战国中期的卫鞅变法。能够接受新法并实施的也只有秦孝公一人。100多年后，由贫致富的秦国终于强盛，六王毕，四海一。
汉有贾谊、晁错的削藩之法，唐由王叔文变法，宋有王安石变法，明有张居正，清有百日维新，这些变法的共同归宿都是失败，而且往往会带来杀身之祸，如晁错、谭嗣同；或有一大批涉案官员被贬，如贾谊、柳宗元。为什么这么多变法都会失败？因为变法会触及封建权贵的切身利益，他们又掌握着军队和行政权。对于任何新法，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的富强，而是他们是否会继续享有封建特权。归根结底是一个私字。因为中国统治阶级的特权太多，他们是一群娇生惯养的公子王孙，除了吸吮人民血汗，别无所长。他们嗜财如命，嗜权如命，宁可亡国，一起完蛋，也不愿失去自身的权力和利益。
（３）内硬外软
自战国以来， 中国的各种势力一直热衷内斗，你争我夺，互不服气。在对外方针上，却大多采取了守门员的姿态，万里长城就是例证。虽然它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留下了伟大的文物，但最终也未能阻止北部民族的南侵。在中国历史上近180多位皇帝中，敢跟外族或外国人叫板并且打赢了的只有少数几位，如汉武帝、汉明帝和清康熙等。
汉族人在内斗中骁勇骠悍，甚至凶残狠毒。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俘虏四十余万。汉人在相互讨伐中涌现出不少的明将，谱写了辉煌的战绩。光是三国中就有著名的赤壁之战、官渡之战。在近代史中，还有蒋介石的五次围剿，有解放军的三大战役。中国人在内斗中显示了超常的勇猛顽强。但是对外来的侵略者，却又离不开一个软字。
为了拉拢妥协，西汉和唐朝的统治者都采取了联姻和亲的办法，安抚平息外族的进犯。把家里的女人当作防止战争的工具，难怪后来有不少男人都爱吃软饭。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蒋委员长被人穷追猛打，数次迁都，狗撵鸭子般追杀红军的神气劲儿再也没有了。身为国家军人，却眼看着国民被日寇屠戮，真是奇耻大辱。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能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保护投降的日军官兵不受伤害。可是他们对双方各自的俘虏却大开杀戒，把日什么瓦的条约忘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对自己人狠，对外国人宽。内外有别，这大概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十三）展望未来
现在文学报道喜欢用些数理化的名词，诸如折射、轨迹、升华等，我也赶个时髦亦步亦趋，用个外推（extrapolation），即从已知的一组实验数据按曲线的发展的趋势来确定下一个临近点的未知数值。所谓“观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便是。由古可以明今，由古和今又可以预测不久的未来。当然少不了会有误差。俗话说，七岁看大，八岁看老，通过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封建岁月，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哪？
（１）自秦以来，中国已经有过四次次分裂。自元之后，已经连续有近八百年的统一。统一的中华已被所有的人所认知。因此中国未来再分裂的可能性不大。
（２） 自秦以后，中国发生的所有变革或变法都以失败告终。守旧势力太强，既得利益难丢，因而中国的政治改革很不乐观。官员多如牛毛，办事的没有几个。大部分都在利用官位谋求私利。这些人长期把官场当成职业，除了作威作福，别的技术一无所有。失去官位就丢了饭碗，一家人就要喝西北风。这些人将是阻碍变革的强大阻力。取消了终身制之后，退休的官僚也会加入到保守行列，这种阻力因而越来越大。改革很难实现。
（３）盛事需防天灾。 尽管年景好的时候，丰衣足食，太平盛世，但一旦遇上大面积的旱涝之灾，颗粒无收，而百姓手中的积蓄有限，从而会引发内乱。因此盛世时应当节省，充实粮仓，以应不测。
（４）反贪防贪。 中国的部分官僚群体已经堕落为社会蠹虫，如不制止，早晚会像癌症细胞，扩散到全身，导致中途衰败。贪腐严重必使民怨鼎沸，心中不快。当然最可怕的就是官员中的卖国汉奸，把国家机密卖给他国，使国家处于挨打的地位。
后记：
常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隔洋远望，祖国依稀可见。她好，我为之笑。她病，我为之哭。以西洋为镜，看到自身不足，绝非我不爱之也。但愿能以杞人之忧，抛砖引玉，为国家中兴献一臂之力。
2012年9月10日， 完稿于弗吉尼亚。
感谢：
[1] 新华字典，1979年12月版。
[2] http://www.tqxz.com。
[3] http://www.chinaculture.org/cnstatic/review/rev88.htm
[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9%9C%B8%E5%85%88。
[5]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4%B9%BE%E7%9B%9B%E4%B8%96。
[6]/%E5%BA%B7%E4%B9%BE%E7%9B%9B%E4%B8%96
[7] 《康熙王朝》陈道明、斯琴高娃主演。
[8]《乾隆王朝》，导演马骁，主演焦晃、陈锐、咏梅、左小青等。
[9] 天下粮仓，导演吴子牛，主演杜语录，王海燕，王亚楠等。
[10]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5%85%83%E4%B9%8B%E6%B2%BB。
[11]《孝庄秘史》 导演：尤小刚，刘德凯 主演：宁静，马景涛等。
农民的特点、选择与贡献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舟指的就是皇家；广义上说，这水就是人民。狭义地讲，在中国人民就是农民。
中国农民是个怪异的群体，他们人数众多，但是通常没有自己的主张，不爱讲话，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成年累月地在田里耕作。他们养活了皇家、政府和那些非农业的人口，可他们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可贵的是，他们很少发牢骚出怨语。即使在中华崛起后的今天，牢骚太盛的还是那些城里人，房价高了，买车难了，看病贵了。可是农民根本没有资格去考虑这样奢侈的问题。
农民的历史贡献
几千年的大多数日子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就象一池平静的春水，无声无息，无风无浪。但是这种平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必须有块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必须留下养活一家老小的口粮。然而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常常得不到满足。遇到一个不争气的皇帝，遇到一群贪得无厌的官吏，遇到大旱大涝的灾荒，农民不得不吃糠咽菜，甚至用树皮和白土充饥。这时他们超强的忍耐力已经被推到极限之外。于是他们高举义旗，揭竿而起。平静的水面开始兴风作浪，皇家和政府的安乐船开始摇动。
秦朝的陈胜、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黄巾，隋末的十八路反王，唐代的黄巢，宋代的梁山和方腊，元朝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朝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几乎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虽然这些义军难逃被剿灭的下场，但是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的基础，促进了一个朝代的灭亡。奇怪的是最终灭亡的只是一个朝代，并不是那个恶性循环的制度。
虽然在改朝换代中贡献最大的是农民，但是通过农民起义而获得政权的平民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位，他们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还有我们近代的毛泽东先生。历史表明农民起义的最后成功离不开一位厉害的领袖。
不管新朝的皇帝来自拥兵自重的权臣，还是平民百姓，他们上台之后都会给农民一点喘息的时间，医治战乱的创伤，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平。于是农民重新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大中华的池水又恢复了平静。
因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对农民的盘剥，农民又是国家人数最多的群体。尽管他们很穷，但是只要从他们每人身上索取一两银子，集中到国库，就是几千万两甚至几亿两。于是农民在新朝建立后还得承受着苛捐重赋，没过上几天的好日子便开始按照负指数规律衰减。过了几个半衰期后，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又把锄头和铁耙当成武器，跟厚颜无耻的政府叫板。
农民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
农民们费了不少力气把政府动摇或推翻，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捍卫自身利益的政府？他们为什么不能开创一个不要皇帝的制度？这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
首先中国农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经济，他们只要有几亩地种庄稼，打下的粮食够一年的口粮，基本生活条件就会满足。最多用几个鸡蛋到集市上换一盒火柴或二两灯油。他们有菜园子，有白薯窖，有干活儿的牲畜，甚至有碾有磨，可以自己做豆腐。这样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细胞就象周期表上外围满壳层的元素，诸如氦、氖、氩、氪，呈现惰性。他们可以各扫门前雪，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只要社会动荡没有冲击到他们家里，他们就会默默无闻地耕作，重复着生儿育女的循环。
其次，中国农民的生产力低下，除了能够养活一家人外，他们没有多少结余。除了少数地主富农，多数农民不会有隔年的储备。因此他们和孩子不能懈怠，必须早起晚睡，包括喂猪养鸡，播种保墒，秋收扬场，没有一点闲空。因此，他们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于是无知导致了愚昧。他们以为只要自食其力，安分守己，就会有饭吃。他们不去考虑如何提高产量，他们不知道培育新品种，他们也不想知道什么叫科学技术。愚昧无知的结果是一代一代重复着清贫的日子。
农民由于世世代代被拴在土地上，乡土观念很重，如俗话说的故土难离。最多也就是每年去几次集市。因此农民思想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求发展。抱守残缺和目光短浅使他们不想关注社会制度这样的基本问题。只要皇家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可以按时交租，宁愿过着踏实的日子。所以他们不会问责官府，不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农民的这种与世无争的处事哲学助长了统治阶级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的行为。直到腐败程度超出了他们的容忍。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使得农民群体养成了自私自利的习惯。他们主张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他们信念着无利不起早，他们提倡好屎不落外人田。象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象爱迪生发明灯泡，象开普勒研究天体运行，那都是造福于他人的事情。他们关心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努力的目标是给儿子盖一套瓦房，娶妻生子。至于革命，那是为别人掉脑袋的蠢事。他们不关心秋瑾被杀，他们想要的只是一块沾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基于农民的这种习性，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很难再中国发生。如果说中国是沉睡的狮子，这狮子就是惯于沉睡的农民。
新朝统治者，不管是来自皇室贵胄还是市井平民，他们的根基也都农民，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也离不开农村，因此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执政纲领也都受着农民意识的左右。首先是自私，他们必须坚持血统因袭，政权不落外姓，把自己的兄弟子女各个分封，同享荣华，永传富贵。为了保住江山，就要建立庞大的政府和军队，这些开支都必须均摊在农民的头上。他们虽然来自农民，但是还得继续剥夺农民。不这样做，他们就不是农民了。因此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农民期盼的利益又石沉江底。
农民的选择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光驱逐了鞑虏恢复了中华。更重要的是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了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为了民族大业坦然就义。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遗憾的是，中国的资产阶还不够成熟，甚至非常软弱，无法把这场革命继续下去。
接踵而来的是军阀混战，争夺地盘。这些人不过是拿着枪杆子的一群农民，他们不管国家的前途，他们不管民族、民权和民生，他们所要的就是占据山头，就是从农民身上继续压榨出钱粮俸禄，维持自己和家族糜烂的生活。跻身于总统要职的袁世凯还鬼迷心窍要当皇帝，辛亥革命的果实岌岌可危。可惜孙先生不幸于1925年早逝，使三民主义的发扬光大失去了舵手。
恰恰在这个时候，苏俄的十月革命送来一股东风，使得不少激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另一条共产救国的道路，和三民主义分庭抗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共产党这个小兄弟。从1927年开始，国共之争便提上日程。国军的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另辟根据地。
1937年，日本军队从华北开始，在不长的时间里占领了半个中国。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联手抗日。中国在八年的抗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土沦陷，军民死伤千万。原本弱小的共产党在八年里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会，以至于在抗战胜利之后可以和国军逐鹿中原。
在国共开始对峙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号称大军四百三十万，共方只有一百二十八万。且不说各自地盘的大小，仅国军的力量已经是共军的三倍多。然而从1946到1949仅四年的时间，国军被共军打得落花流水，退踞小岛台湾。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够以弱胜强，扭转乾坤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的盲目选择。
三民主义虽然提到民生，提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但由于国内的混乱局面，很难付诸实施。而另一个党的口号却很简单，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一场严肃的政治革命演绎成暴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西方的角度，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革命，这些革命者不过是一群暴徒。你凭什么要打人家土豪，你凭什么要斗人家地主，你凭什么剥夺人家资本家，难道就因为你穷？穷得进步？穷得光荣？
但是，这种口号正好适应了农民的口味和需求。他们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富裕起来，他们仇恨那些富人。似乎他们之所以穷就是因为那些地主、资本家们富。而且农民在争取权益的时候往往崇尚暴力，用棍棒刀枪解决问题，用鲜血和厮杀来压倒对方。共产党的口号无论从思想还是准则都博得了农民的赞同。因此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把解放军看作自己的子弟兵，，希望从此改变自身的处境。他们没有仔细地计算，把一个地主的财产分给100个贫农，他们最多也只能当0.01个地主。因此革命的成功还不能把农民从贫困中解放。
农民的参与
在捞到一点好处的强烈愿望下，农民为解放军提供了兵员、后勤、给养，甚至担架队。他们成群结队地推着小车，挑着扁担去战地服务，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赢得永远的利益。而此刻的国民党却代表了懦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显然站到了农民的对立面。中国的农民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共产党的口号激发了农民这头睡狮，于是农民的积极参与与支持促进了战局的反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可以说成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
遗憾的是农民们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革命胜利之后，虽然地主富农被扫地出门，虽然资本家被公私合营，农民们并没有站立起来。相反他没被农村户口世世代代束缚在黄土地上。他们生产了粮食，但是他们无权使用他们生产的商品粮。他们虽然有了几亩田地，但是五六年后又回归国家所有，他们又恢复了赤贫。
原因很简单，取得政权的那些人也是农民。这些新型的官吏从农民之中脱颖而出后，职责还是管理农民，让他们埋头种地，让他们上缴公粮。农民推动了革命的成功，却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不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让农民组成了集体，连他们一向陶醉的小农经济也无法继续。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也是农民，在中国农民无疑是最可怜的群体，可是这个群体却不知道如何解放自己。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那些弱点，无法自我解脱。
文化革命的那几年里，学生停课，工人停产，为什么国家照常运转？除了周恩来总理的废寝忘食日理万机，还有农民的贡献。他们勤勤恳恳地在田间劳作，为城里的那些职业革命家们提供了口粮，使那些文攻武卫的战士能填饱肚子。红卫兵们要是饿瘪了肚子也就没力气去煽风点火四处串联，没力气斗走资派，更没力气火烧科学馆。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崛起了。贡献最大的不是黑猫、白猫，不是银行的总管，不是国土局的领导，也不是腰缠亿贯的地产商们，而是为上亿的农民工。没有他们的汗水，就不会有高楼大厦，就不会有公路桥梁。可是他们的工资最低，他们的生活条件最差，他们的福利最少。他们干了一年却领不到工钱，他们干了一年却买不到回家的车票。他们在城里是二等公民，买不起房子，进不起学校。中国的大楼越建越高，中国农民的地位却还是最低。因为一盘散沙的他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本校小康的市民没人为他们说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让多数的农民继续穷下去。
农民的思想意识
在中国虽然农民的地位低，但是农民意识和思维对社会的影响最大。即使GDP高到世界第二，即使高速铁路延绵万里，从文化素质和修养看，这个国家基本上还是个农民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中找出许多农民的特点。
第一就是强烈的家族意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有了权力，兄弟姐妹、儿女子孙都要捞到好处。或是做官，或是经商，个个有权有势，靠的只是一位得道的大人物。以周永康、徐才厚二家为例，他们的子女亲友捞到了多少官位和钱财。这些行为与共产党的马列主义信念完全对立。他们身上充斥的不过是小农意识，好屎不落外人田。
第二是狭隘自私。因为他们穷了几十辈子，几百辈子，穷怕了。所以以周永康委代表的贪官们一旦手握大权，就要监守自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越贪胃口越大，从百万到千万，从千万到亿万，贪婪成性，没有止境。这些农民意识强烈的官员不喜欢制度的约束，因为有了制度，他们就不能再公饱私囊为非作歹。
第三缺乏远见，好大喜功。为了挖掘财富，不惜破坏环境。农民意识使得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为了子孙万代永不受穷，宁愿竭泽而鱼焚林为田，从而为他们自己堆起一座金山。可是他们不考虑别人子孙的利益，水源、空气遭到污染，后人如何生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在环境遭到破坏之后，拿着大把的钞票为自己的家人在国外筑窝。既有了钱，又有了良好的环境。把多数不能富裕的同胞撂在雾霾里生活。
第四，他们宁可花大把的钞票把孩子送到欧美贵族学校，也不愿意把财富捐给国家的教育事业，兴建中国人自己的哈佛、建桥，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先进的知识。这同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一个道理。这些人里不乏大款、大腕，还有政府官员。让自己的孩子不输起跑线上，就是把别人的孩子远远地抛到后边。大家都想从这个国家拿到好处，却不愿为这个国家做些奉献。他们不能像西方的富人那样把赚取的财富回报社会，捐赠给福利事业、大学、图书馆或博物馆。这些农民暴发户们还没树立起让大家都能分一杯羹的进步观念。
第五，有了钱就醉生梦死，缺乏创业和进取精神。有了钱首先想到的是吃喝玩乐恣意享受。在粮食定量刚刚取消不久，北京城里的酒店、饭馆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电视栏目里的一个亮点就是吃，就是口感。他们过了多年贫寒的日子，有了钱自然会想到吃喝，甚至嫖赌。历史上的洪秀全、李自成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政府官员也不甘落后，三公消费大吃大喝，贪污腐化，乌烟瘴气。
第六，农民的个体经营使他们不需要一个健全的制度，不愿接受制度的约束。制度会捆住他们的手脚，不能谋求私利。不受法律约束的国家在本质上就是个农民的政府。除了制度的守旧，农民们做买卖也缺乏长远的打算，为了谋取一时的利益，不惜坑蒙拐骗，不讲信誉，喜欢一锤子的交易。相对而言，注重商业的西方则需要契约的保护，这种相互约束的精神推动着他们去建立一种相对公平的商务交易。
第六，农民意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和思想的解放。和西方相比，中国的经济模式注重房地产、加工和炒作。即使是香港的富豪，多数人也是靠房地产发家。农民意识使得他们缺乏开发实业、创造品牌的精神。日本和韩国在起飞二三十年后能在汽车、电子仪器等领域和欧美平分秋色。中国的房价已经增长了十倍，可是还有没几样誉满全球的商号和品牌。这些短处最终将限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社会在前进
不管你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法上，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国家。要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还需要几代人的功夫。需要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工商的行列，需要农民自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需要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培育新人，培育有知识的农民。当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中国的社会必将一步一步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