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之梦”　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中国百万大军参加公务员考试连日来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来自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数为141万，确认参加考试者为103万人，竞逐1.6万余个职位，平均竞争比为88比1，最热门职位创下了4961比1的纪录。

如果将之与曾被誉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高考比，不难发现，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早已今不如昔了——2010年全国参加高考的学生总数是946万人，招生总数为657万人，录取比率高达69.4％。无怪乎有人惊呼：公务员考试已成为“中国第一考”，是中国“国考”！更有网民把参考者戏谑地称为“考碗族”。

中国学子如此热衷考公务员也引起外界担忧，有外媒甚至批评“人人争考公务员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考公务员热”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具有某种周期特点的就业压力——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便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人口迁移运动”。这种“迁移”浪潮虽有不同的导因，但就业却是一个不曾改变的驱动因素。

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到70年代的“参军热”，从80年代的“考大学热”到90年代的“下海潮”、“出国潮”，以及最近十年来交替出现的“留学潮”、“考研潮”、“考证热”、“进外企热”、“进国企热”、“考公务员热”等。每一次，大众趋之若鹜的直接目标只有一个——获得一份好工作。而其产生的直接结果则是：延滞或分流就业人口，暂时或部分缓解就业压力，但同时也引起就业结构失衡。

有专家预计，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未来10年，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在9亿以上，2013年至2020年将超11亿；未来5年，15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将净增1259万人（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大学毕业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职业技校毕业生等）。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这对北京当局来说是一个挑战。换言之，只要中国的就业压力继续存在，类似“考公务员热”现象还会屡屡出现，不是在公务员领域就会是在其他领域。

作为一种职业，中国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用公务员，毋庸置疑是一种改革和进步，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值得提倡。而报考人数的增多本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为行政体系选拔更多德才兼备者提供充足的人选，总比过去“关门”挑选的机制要好得多、透明得多吧。

问题之关键在于：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公务员？当局有无总量控制标准？公务员岗位设置是否有合理科学依据？近年来公务员队伍究竟扩大了多少？还能不能精简？

中国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庞杂、吃“皇粮”者太多近年来已受到外界诟病——此前有专家曾指出，中国的民与官之比已达到二十几比一，比西汉时高出300多倍，比清末高30多倍，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高出近3倍，“官家人口”之比重可谓史无前例。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纷纷缩减公务员数量、降低公务员待遇等，中国公务员报考的“热闹”确是一道“特殊风景线”。这显然与中国就业与分配政策的失衡关系密切，也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浙和广东地区。改革开放给生活在那片热土的人们更多经商创业的机遇，当时珠三角因此流行“有出息的男儿不做官”这句话，甚至官员下海者众。正是那股“办厂热、经商热”铸就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先锋地位。

可以预见，中国政府何时将政策调适到有利于个人创业、有利于产业均衡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就业、有利于更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今天的“公务员热”何时才会退潮。

在人类历史上一轮涉及最多人口经济增长的历史图景中，中国正扮演着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重要角色。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转型还是国防建设、民生改善、道德重建，方方面面都在渴求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专业人才——当代每一个人的“中国梦”本应汇集成五彩斑斓、多元共享的样本。换言之，社会变革进程应该鼓励人们的“科学家梦”、“企业家梦”和“行行都能出状元的梦”，决不只是“公务员梦”和“做官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