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42

                                曙光

   1954年夏天，成都七中从青龙街搬到城外磨子桥，那里离家太远，必须读住读才行。学校知道我的家很穷，由于我的成绩还不错，决定补助我伙食费，我才能够继续完成学业。

   要开学了，妈妈把全家的生活费挤了又挤，打算给我买段布做衬衣。想到妈挣钱太不容易，一家人还要吃饭，我说：“还是不用买吧，我的旧衣服可以对付着穿，等明年考上大学再说。”妈却坚持要买，她说：“眼看你高中就要毕业，这么多年你都穿得破破烂烂，你父亲知道了会心疼的。”听妈这么说，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再不说什么。

   我们去看布料，那花色各异的布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看得我眼花缭乱，觉得每一种布料都好看。我们走了一家又一家，就是下不了决心，最后选了一段最便宜的白底上有蓝色小花的布，做成我那年夏天唯一的衬衣。同学们睡午觉的时候，我抓紧时间洗衣服，下午上课时，衣服干了，又再穿。

   虽然生活过得极其贫苦，婆婆却一直让我们有新鞋穿，她亲手给我们做布鞋。自己做鞋，婆婆做得很辛苦。她要趁着夏天，把各种不能用的烂布，用浆糊一层一层粘在木板上，在太阳下晒干，做成布壳，再把几层布壳粘起来做出鞋底的上面部分，然后用很多层厚布粘在它下面，再用粗针、麻线密密地把鞋底扎一遍，鞋底才算完成。鞋邦是按样式把布壳剪好，粘一块黑布上去当鞋面，再用斜布条把鞋口缝好，最后把鞋邦和鞋底逢在一起，一双新鞋就摆在面前了。想到婆婆一针一线做鞋，特别是扎鞋底时必须用力把线拉紧，她的手被麻线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我总是穿得很小心。学校在城外，如果遇到下雨，要走约两百米泥泞道路，我拎着鞋，赤脚走过这段路，到护城河边洗干净脚，才穿上鞋回家。

   深冬，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只有一床薄被子，晚上刚上床时还好，后半夜我被冷醒，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全身酸痛，很想把腿伸直，可脚刚伸下去，下面的被窝象冰一样凉，又赶快把脚蜷上来。实在熬不住了，我起来穿上衣服，希望能暖和一点，谁知穿上棉衣睡觉比不穿更冷，只觉得寒气包围着我，并从四面八方往身子里钻，我拉起被子把头蒙住，只露出鼻孔，仍冷得直打哆嗦，我紧紧地蜷缩在被子里，一分钟、一秒钟地盼天亮。所以，冬天我是起得最早的学生之一，这倒成了一件好事，我总是第一个冲出去舀热水，不用排长队。

   可是，再冷我也不告诉妈，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说了只能让妈徒增烦恼。后来，我找一个被子薄的同学商量，两人头和脚颠倒着睡，两床被子叠加起来，就不会挨冻了。但两人挤在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上，一点也动弹不得，下半夜竟觉得热。就这样，我们好歹熬过漫漫冬夜。

   星期六是回家的好日子，家里有等待我的亲人，有热腾腾的饭菜，还有暖暖的被窝；婆婆、妹妹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多舒服呵。有一次，我和妈一起睡，半夜翻身，我的头碰在床沿上，迷糊中我叫了一声，妈妈马上伸手过来抱着我，问：“怎么啦？”其实，我并不痛，妈妈的爱抚让我留恋，我又想起了父亲，对父亲的思念涌了上来，我什么话都不说，越哭越伤心，把几年来埋藏在心里的牵挂、痛苦、辛酸、屈辱全哭出来。妈着急了，把我抱得更紧，我干脆把头攒在她怀里痛哭。妈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情，也紧紧地搂着我。不知什么时候，我在妈温暖的怀里睡着了。

   我读住读，妈妈每周给我两分钱，我总是舍不得花。星期六回家，妹妹早就带着弟弟等在门口，我抱起弟弟狠狠地亲一口，再给他一分钱。他蹦蹦跳跳地去不远处买一块豆腐干，分给我们吃，弟弟很懂事，总是选最小的。晚上，我们一边锁扣眼，一边听妈讲故事，笑声又荡漾在这四面透风的破屋里。星期天下午妹妹带着弟弟送我，临别时，我把另一分钱也给了弟弟。走出好远，回转身，还看到站在寒风中朝我张望的一高一低两个小小的身影。

   妈和婆婆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每学期的成绩单足以给她们很大的安慰。1955年夏中学毕业，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学院，一是因为”教育救国”是父亲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曾努力追求过，延续父亲的梦想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因为读师范学院不但不交学费，吃饭也不收钱，这样的大学我才上得起。我很幸运，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所大学是西南最著名的师范大学，谁不想上好大学？我还年青，向往着去高等学府深造，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得跳起来，抓着通知书疯狂地在街上乱跑。婆婆大声地叫：“小心哪，不要弄丢了重要文件。”我却兴奋得什么都听不到。

   那几天，成了全家人的节日，个个都喜孜孜的，妈的脸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婆婆看着我，说：“要是你父親知道了，不知该有多高兴啊！”兴奋之余，我们又陷入深深的忧愁之中。成都到重庆的火车，慢车票要八元多一张，就算再节约，到重庆上学至少也得准备十元钱才行，可我家连一点多余的钱也没有。妈妈仍然镇定地说：“我来想办法。”她拆了自己的毛衣给我织，让我有两件毛衣；还找出一段兰布，用婆婆的旧长衫当里子，再把一些旧棉花翻新一遍，给我缝了件厚棉袄；又拆了婆婆的长衫给我做了一件厚衬衣；我的旧衣服还可以穿；布鞋和棉鞋婆婆早就准备好了。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的行装就只有这些了。一天，婆婆发现垃圾堆里有人扔了一口皮箱，箱底破了一条长口。妈妈说：“这皮箱扔得真是时候，好象专门给涵儿准备的。”她捡回来把破口补好，正好给我装衣服。

妈妈到李静轩伯伯家，向他们报告我考上大学的喜讯，他们立即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李伯母拿出几年的积蓄，还卖了些衣服，凑够了路费还剩两元，叫我带在身上。李伯伯说：“孩子出远门，身上多少要有点钱才行。”他告诉妈，原屯恳委员会的伍柳村正在重庆政法学院任教，他将给伍柳村写信去。

   妈一定要写张借条，李伯母却坚决不同意。她说：“这钱是我们支持涵儿上大学的，给孩子钱，哪能要还？”妈说：“钱是还得了的东西，你们的情意却永远也还不清，请让我们将来把能还的先还了，而把你们的情意永远记在心里。”

妈对我说：“涵儿，这十元钱对我们来说，远胜过百万、千万，它包含着多少意义，你懂得吗？”我点了点头。我希望大学毕业后能报答李伯伯一家的大恩大德，可1957年，当年为刘文辉等草拟起义通电的李静宣伯伯被打成“右派”，在严酷的斗争之后，他投河自尽了，不久，李伯母也伤心地随他而去，我连报答他们的机会都没有了。

   全家在兴奋中过了一个月，上学的时间临近了，一股离愁悄然潜入每个人心里。婆婆叮咛我：“你一个人在外面，处处都要小心，你是个不长心眼的人，家庭成份又不好，处处忍让点，千万不要争强好胜。”她又说：“你如遇到什么难事，要学着敢于担当，再难，也不要做出可怜像，常言道：三天不吃饭，还要装个卖米汉。你要记住啊！”婆婆还叮咛这，叮咛那，似乎想把大学生活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帮我想到，虽然，她连大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妈妈仍一如平常，看不出她情绪的起伏，只有在她反复检查我的行李和不时放点小东西进箱子时，才感受到她的关心和不舍。

    弟弟问我：“大姐，你为什么要跑到重庆去读书呢？你不可以在成都吗？”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说：“重庆的大学好。”

    弟弟听了，骄傲地说：“我长大了，要到更远的地方、读更好的大学。”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早婆婆就心急火燎，不停地催促快走，怕错过开车时间。她说：“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赶早不赶晚，要留有余地。”

   全家一起去了火车站。火车上，弟弟、妹妹好奇地东张西望，妈妈帮我放好行李，带我去找厕所，教我如何保护好我的文件和那两元钱。婆婆却坚决不肯上车，她站在窗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不停地抹眼泪；我不敢看婆婆的泪眼，也不敢看妈和弟妹，拼命去想些其他的事情，极力压抑着就要控制不住的感情。铃声催促送亲友的人下车，火车徐徐开出成都站。看着月台上渐渐远离的全家，我再也忍不住不舍之情，任由泪水在脸上奔流。火车带着我离开温暖的家，离开我最疼爱的弟弟，离开还没有找到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全家的期望、带着对家的眷恋、带着父亲老友的恩情，踏上前进之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连弟弟的照片都没有一张，他已经四岁了，还没照过一次像。我想，到了学校，一定叫妈寄一张弟弟的照片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