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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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均夫妻二十五年的变化（照片）

      康裕公司和升航水电厂是李先春私人创建和掌控的企业，建政后，他没有要求按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的规定，仍然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是主动把一家人千辛万苦创建的康裕公司和升航水电厂移交给人民政府，他在移交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后人留下了他的手迹。这里我们不去赞扬李先春无私的品格，只想说明他的心态。

    1950年，李先春已经是近七十岁高龄的老人，来康定十余年，他为管理西康财政尽心竭力，而且成效卓著；他的水电梦实现了，公司的经营成功了；是到他退休的时候了。他表示不愿再担任职务，希望在平静安宁中，致力于佛学研究。这样的要求应非过分，但当地官员不断去找他，要他谈对西康财政的意见。开始他还愿意接待，次数多了，他感到很为难，不愿再见上门问询的人，来者往往被拒之门外。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奇怪的信，打开信封，里面一粒以示恐吓的子弹赫然在目。李先春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他唾弃这种作法，更是坚决闭门谢客。

一天，闯进来几个军人，叫李先春收拾衣服跟他们走，老妻扑上去揪着丈夫的衣角，问：“他犯了什么罪啊,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还有王法没有？”有人狠狠地一掌推开她，说：“谁说要抓他？这是叫他去‘研究

班’‘学习’”。就这样，年近七十岁的起义官员李先春，为康定人民送来光明和温暖的李先春，被强行

带走，从此再没有回家。

当时，进“研究班”“学习”的全是西康省政府的官员们。不久，原西康省副主席(李先春的上级)就被任命

为西康省人民政

府的副省省长，西康省合并到四川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旧政府其他一些官员，甚至一些二十四军的

军事长官也都在人民政府里有了新职务。可在康定埋头干实业、做实事的李先春却留在“研究班”继续

“学习”，家里人一点不知道他的消息。这一“研究”就“研究”了五年，1955年李先春以“官僚资本家、

反革命”罪被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刑七年。（令人深思的是：李光普在1953年在大邑秘密判刑9年，李先

春1955年在雅安判刑7年，这之间有联系吗？）李先春虽然性格坚强，深明佛学道理，对一切变故均能泰然

处之，终因他年过七十，怎经得起劳改营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折磨，于1956年病逝于雅安监狱。

小女婿刘石岩，建政初也被判为“反革命”，1952年死于狱中。小女儿李华章也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交

由群众监督改造。

大女婿建政前病逝，逃掉了当“反革命”的厄运。大女儿李琼章，刚解放就去了雅安，逃过一劫。

三十余载后，1982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幺爷爷李先春重新裁决，撤销原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五五

年错误的刑事判决书。这些迟来的纸片对已长眠二十六载的李先春，只能说明其蒙受冤屈之深，而无任何

意义。作为后辈只有无尽的哀思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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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刚解放，李万鹏持坦誠態度，满怀着新的希望，將康裕公司等企業的資產、帳目如數交與軍管

會。但他随即被定為“反動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份子”被关押起来。作为长子，李万鹏一人頂

起所有“罪責”，承受夜以繼日的清算鬥爭。李万鹏在關押期間，政府要求家人送饭。这里每間監室

門上有一個不太大的方洞定時打開，送飯時能看著他把飯吃完，還可以和他简短交談。他對當時自身

處境坦然地認為只是短暫監禁。不久，大伯李万鹏被西康省法院判刑十年，押解到康定新都橋少烏寺

勞改農場，從此，一去無歸竟成永別。

性格又内向，他对自己变成“反革命”有一万个不理解，在少乌寺农场备受折磨和凌辱，对生命已毫

无留恋。1953年4月的一天，天气很冷，李万鹏一感冒多日未能得到治疗，管教仍然要他到户外劳动,

致使突发心肌梗塞，经劳改农场医务室医治无效于当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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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均建政前没有参加政府工作，他在自己父亲办的水电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1949年秋回大邑，加入了

川康边游击纵队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的战斗。建政后在成都应聘为东北小丰满水电站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在

他即将出发时，1950年秋，收到哥哥李万鹏的电报，说康定的司令员和政委欢迎他回去支援边疆建设（其实,

李万鹏早已被关押，根本不可能给他发电报）。他很兴奋，也很想回家看望亲人，随即请了三个月假，坐上

去康定的汽车。李万均刚兴冲冲走下汽车，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抓走，定下“贪污”罪判刑五年，送

去劳改。李万均在升航水电厂任厂长，1949年秋他离开康定时，升航水电厂还是自家的产业。李先春把电厂

赠送给人民政府前后，他都不在康定，“贪污”罪名从何谈起？

至此，李家在康定的男人全部都被关押起来，接着又有人以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为由，没收了

李家全部财产。家里的女人和孩子，都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七十岁，最小的两个才几

个月。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李家的女人们虽然体弱多病，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而且把每

一个孩子都养大成人。到2003年，李先春的后代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之多。至今李氏家族还有很多人生活

在康定，子孙们习惯了康定的生活环境，舍不得离开先辈艰苦创业的地方，真正成了子子孙孙无穷尽！

                         幸存者李万均

李万均五年刑满之后，却无人过问，拖到第六年，农场才决定要他留场就业，他的“留场就业”和关押没有

什么不同，没有回家的自由，“工资”仅够自己的生活费。唯一改变的，只是他不再干沉重的体力劳动，而

让他搞他的专业——修建康定地区的小水电站。以前康定从来没有修过小水电站，所有的农村小水电站，从

勘测、设计、安装、试机、发电，都由李万钧一手负责。一直到1975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宽大释放

判刑劳改已有悔改表现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的规定”，农场才解除他的“留场就业”，他也

才真正获得了自由。当他回到家，当年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小女李国敏，已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但因

家庭的问题，十年来，她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长期当临时工，两个儿子也没有正式工作，还有一儿一女已

被好心的朋友收养，改为他姓。妻子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并因长期超负荷劳动，身体极度羸弱。原来温

馨热闹的家已接近解体！

李万均回到离开二十多年的康定，从“劳改犯”一跃而为康定县和甘孜州的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及康定县水

电局副局长。他把几十年来李家的灾难强埋心底，一心扑在他热爱的水电事业上，几十年来，康定的几十个

小水电站都由他负责建成。1984年退休后，他仍义务协助年轻人搞农村小水电建设达五年之久。由于李万均

的努力，1994年11月经过专家验收，康定县正式进入了全国第二批初级电气化行列。2006年，李万均因病

逝世，享年九十岁。

李万均早年曾留学日本，他正在学习数、理、化的日文教材，准备应试，“七·七事变”爆发。激于義愤，

他在与國内朋友的通訊中，大肆抨撃日本帝國主义，並谈及日本國内的政治、经济，及日本军队出动等情

况。信件被日本当局截获，他即被日本警察逮捕拘禁在东野警察局。后移至神田区警署，经警视厅多次审

讯，除对查获信件内容予以承认外，对日方提出的曾与中国驻日大使馆有所联系之事，李万均一概予以否

认，因此多次遭到毒打。有一次，李万均实在忍无可忍，突然将翻译手中的钢笔夺下，作自杀状，当然招来

更恶毒的谩骂和更狠的毒打。在被拘期间，李万均每天暗中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以

激励斗志，在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下从未低头。气得审讯他的日本军警大吼道：“你们中国人留美的亲美，留

英的亲英，唯独留日的却仇日、抗日。”“这是在天皇住地，要是在中国我们的占领区，你早就被枪毙了。"

在拘禁四个月之后，李万均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他归国后对这段遭遇始终一笑置之，不以为意。

晚年李万均的心灵深处却存在驱之不去的恐惧，三个孩子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不敢向政府提出照顾；他属于

处级干部，工资却只是副科级，他也不敢要求增加；自己属于离休干部，组织上也打算给他办理有关手续，

他却不敢接受。他总是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太好了，政府对我也太好了，我们不能再提出任何要求了。出狱

后李万均说话小心翼翼，只要能吃一口饱饭就赶快说自己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他写了自己过去在大邑县

参加解放川西斗争的回忆文章，还特别说明没有邀功要赏的意思。只有在每个团圆的节日，他才会满眼噙着

泪水；只有在提起李先春和李家屈死的十个人时，他的脸上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痛苦。

80年代初，李先春、李万鹏和妻子钟梦华、李万均和妻子徐馥华、李华章和丈夫刘石岩全部得到“平反”,

可李家在康定的四个男人，三人死于冤狱，一家沉入海底多年的冤狱终于重见天日。按共产党的政策,

死于狱中者平反后得抚恤金400元人民币作为善后。后辈们考虑到李公先春生前笃信佛教，乐善好施,

和他悲惨的晚年，当时家中生活虽然艰苦，都不忍心领取此款，一致决定将这400元人民币一半捐给

佛教协会，另一半捐给孤儿院。然而，按政策，起义人员个人财产不能没收一项，却无人提起。经历

了大灾大难的李家人都不愿再去要求，三条无辜的人命、生离死别、家破人亡之痛和一家人几十年的

屈辱，又岂能用人民币可以计算和结清的？

2004年，中央电视台一台播放了《见证》栏目组以“水电人家”为名制作的纪录片。在这部记录片中，我们

看到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四年孙明经两次率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师生用胶片记录下来的升航水电厂修建情

况，也看到了李先春、李万鹏、李万均父子执着地为发展康定经济、开发落后边区所经历的艰辛，感受到康

定人民对李氏家族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