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共和国的舞娘们

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正当柳须吐青桃花盛开的时候，公园里谈情休闲的人们却仿佛失却了什么——真地有什么没有随燕子一道飞回来，那就是曾经那样吸引媒体扬名中外的中国广场舞，一种由中国“大妈”领衔的、融健身与表演为一体的集体舞。不论褒贬毁誉，这种与中国古代规行矩步、保守矜持的汉民习俗没有承传的大众舞蹈，仿佛一夜间在中国大地上奇迹般地迅速蔓延风起云涌，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并延续到国外。至今想来依然令人难以置信。

不同于《梁山泊与祝英台》那样的爱情悲剧，民间舞蹈常用以表达居民们溢于言表的欢乐之情。因此经常在丰收和喜庆的时候，乡亲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一道表演，抒发对生活和亲友的热爱。几十年前西方经济高涨的时期，周末英国城市的街头经常有退休老人组成的队列为游客们跳起欢快的民间舞蹈，如脚铃舞和击棍舞等。随着西方经济的衰落，纪录着欢乐的街头舞便会逐渐淡出人们的眼帘，代之以枯燥的街头政治。

中国改革开放后，与共和国一道出生的一代走过了千禧年后逐步进入了退休年龄。在原来的无价消费转变成有价市场的消费后，许多城市家庭有了不少的货币积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提高，迈进了所谓的中产阶级的队伍。退休后的大妈们在子女们长大成人后感到了一种忙碌后的解放。她们希望用一种欢庆的方式来表达成功的喜悦和对生活的享受。于是一个自古含蓄内敛的礼仪之邦突然间换上鲜艳的舞装，张开双臂伴随着音乐节奏在神州大地上飞旋起来。中国城市的版图顿时缀满了无数鲜红跳跃的“欢乐颂小区”。

从时间顺序来说，中国广场舞的普及紧随着重庆的唱红运动。薄熙来倒台后，红歌被弃，但打黑变成了全国性的反腐运动。没想到的是需要抒发热情的中产阶级迅速找到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在全国更广的范围内载歌载舞。曾经并不相识的她们，像多年的朋友一样结伴而来，在笑声中忘情地展示着成熟的美丽、陶醉在未来的梦想中。从这些图片来看，中国的广场舞更接近于一种表演艺术，健身仿佛是一种附带的作用。共和国的舞娘们就这样用灿烂的衣裳和美丽的舞姿，在人生的最后一程为共和国抹上了最新一层油彩，编织了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梦。

作为抒发感情的群体行为经常是生活现实的反映，是生活快乐与否的晴雨表。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广场舞走向高潮的两年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持续地衰退。原来设想的各种拯救措施收效甚微，不得不回到城镇化的初始方案。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贫富分化进一步加深。在收入减少股市下跌的同时，物价却在不断上涨。到如今长期失业的人口超过了文革间被停职的人口；因环境污染和贫困过劳致死的人口也超过了文革间的非正常死亡。中产阶级开始转向贫困。改革荣景的稍纵即逝注定了庆祝改革丰收的广场舞好景不长。

除此之外，不能不说的是中国的反腐运动是扼杀广场舞的另一把刀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大规模的私有化经济转型使有特殊关系的人一夜暴富。大量私有企业利用新的市场和廉价劳力轻松致富，成就了不少百万、千万和亿万富翁。正如本人几年前在《反腐小议》一文中所说的，私有企业中的暴发现象使剩下的国营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原则发生动摇和异化。这一原则在公私混合制下成了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工同酬和扩大分配差异的依据。这就掀了以各种潜规则绕过法纪制造大规模腐败的新高潮。

《反腐小议》进一步说到：“当许多私营企业存在高额利润和巨大回报时，对国营企业腐败的严格限制有损社会主义企业的形象。就这样几十年来开只眼闭只眼皆大欢喜，形成颇为壮观的运动式腐败现象和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被称为全民腐败。有意思的是全民腐败达到一定规模后，腐败本身就变成一种‘民主’，民主反腐更是无望。” 事实上，有条件腐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全民腐败，实际上是中国经济非正常转型时期的一种非正常补偿分配机制，以期在公私企业间和权力等级间存在分配不公时达到事实上的经济平等。它的全面持久的存在证明了它的必然性。说得更深刻一点，这种全民腐败是对转型不公现象的全民造反。造反总是非法的，但不总是荒谬的。

我谴责腐败，谴责贪官。但在改革后的社会异化中，所谓的“清廉”已变成一种在分配不公下无权改变自身命运的失败和嘲讽，而不再是为人称道和欣赏的高尚品德，就像在一个刁民社会里，“老实人”不过是傻瓜的代名词罢了。于是要人坚守原味的“清廉”和“老实”充满了虚伪和不平。过去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曾经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的腐败分子，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就不可恨吗？不需要首先反对吗？究竟是什么使一个民族的灵魂堕落，金钱，GDP？如果不是，又是什么？为什么在改革的年代，本应为人民造福的金钱和GDP却成了损国害民的毒药？

其实在任何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类似的腐败普遍存在。只是在成熟的西方国家，社会制度为缩小公私领域的分配差距所进行的交易提供了某种合法的机会，比如通过旋转门游说合法地行贿受贿，为某个私人行业争取利益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的法律甚至对欺诈政府的犯罪行为设定只有五年的追溯期，还把政府起诉这类案件的责任踢给民间：谁爱管闲事谁花钱诉讼，打赢官司后可分得部分赔偿。政府只对有意损害国家或政党利益的违法行为加以严惩。对社区间和下层阶级的利益纠纷更是能推则推。法院不愿为私人债主和房东追债，不愿抚养离婚后的贫困一方，却打着维护弱者利益的旗号让中产阶级遭受损失来补偿别人，为政府承担安抚社会底层的功能。美国这么做还有着政治上的利益，就是掩盖制度的缺陷，吹嘘西式民主的优越性。

中国用“恭喜发财”的拜物教取代了理想主义的信仰后，社会堕落道德沦丧腐败猖獗，最后不得不以法代道开展运动式反腐。然而只认洋钞的中国不顾国家形象，只想借反腐达到短暂的功利目的。在严打一派大老虎的同时，对另一派大老虎网开一面。为了安抚民心，很快将反腐矛头指向中低层公职人员，而且地位越低，打击越狠。公私间的往来，不管有无损害国家利益都一律当作受贿，除没收贿物外，还要罚款坐牢，以致产生行贿无罪，受贿有罪的怪现象。由于不需要考虑利益输送，法庭不重证据重口供；不是庭审和证据，而是隔离调查获得的口供成了定罪的依据。对法律细节不了解的当事人在被隔离的环境中，没有律师的帮助很难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后只得被迫签字画押认罪受罚。

这样的拍苍蝇反腐实际上是把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全民违法的责任，推给了无权制订分配政策的下层社会，除了许多人啷铛入狱外，反腐苛政还造成许多中下层干部自杀的现象。这样的悲剧比号称“十年浩劫”的文革有过之而不不及。无数人一夜间打破了中产阶级的梦想，吐回所有的“改革红利”，致使家庭破产一贫如洗。这些改革的牺牲品有不少就是城市中广场舞大妈的家人。改变命运的大妈们很难再以欢快的心情跳跃在众人的眼前。本可安享晚年的她们要每天拖着疲惫的身驱应对各种意外的经济和社交负担，以致连健身的心情都没有。

法治没错。但法治本身不能重建社会道德，也不能统一民心。没有理想主义的道德或宗教，法律不可能自己成为全民信仰，而只能对造成危害和损失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惩罚。所有自然人都有违法获利的潜意识，如偷税漏税投机取巧等。光靠惩罚不能提高社会风气，因为重利之下必有勇夫，更何况法不责众。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给人生活出路自食其力的同时改造自己，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动辄将人打入铁牢，出狱后依然醉生梦死。

中国广场舞的过早夭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派借基层反腐推卸私有化责任的后果。这是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失败。民生凋敝，民心分离，一幅大清末年中国人帮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的图画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眼眶湿润了，为祖国，也为共和国的舞娘们。她们的舞姿还没有从记忆中散尽，无助的泪水已经洗去铅华，冲去了她们曾经为共和国绘下的彩图。

这里指出这一现象不是为腐败辩护。本人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全民腐败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它们带着特定的历史烙印，并只盛行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改革红利消退，私有化经济回落，公私行业间的分配失衡会逐渐缓解。随着混合所有制下专业管理的完善，仅为公关需要而没有巨大利益输送的行贿受贿会自然减少。反腐的重点可以转向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贿赂行为。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要坚决打击严惩不贷；而对没有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受贿行为和初犯应像过去那样没收贿款免予刑期，或开除公职，或教育改造监督使用。

别了，共和国的舞娘们，但愿这不是永别。你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当共和国复兴之时，你们也许还会回来，在广场舞熟悉的歌声中焕发出生命最后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