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从缝纫机专利日(9月10日)说起

图：“蝴蝶”牌缝纫机（网上抓来的，这与我家里的一模一样）

前几天，在同国内的母亲通话时，老妈提到家里正在大清除。许多没用了的东西都送的送，卖的卖，扔的扔，但我们小时的那架早已不用了的缝纫机还留着。老妈说：那缝纫机也有收旧货的人要买，出50元（人民币），但因为上面的平台可以堆放东西，所以没卖。这又勾起我儿时的回忆。

而今天（9月10日）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1846年9月10日，美国专利局正式批准授予美国发明家Elias Howe 缝纫机专利。虽然在此之前，其他许多人都获得过不同的缝纫机发明专利（如：英国的Thomas Saint，奥地利的Josef Madersperger， 法国的Barthélemy Thimonnier, 以及美国的Walter Hunt），但Howe的发明以及后来另一美国工程师Singer的大规模生产，将家用缝纫机推向了千家万户。Singer（“胜家”）也成了世界缝纫机的领导品牌。

纵观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地区）或正在兴起的国家，几乎都与缝纫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早年的英国，美国，或是后起的日本，香港，台湾，韩国，还是今天的中国，无一不是在初始阶段靠着缝纫机创造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我们许多来自大陆的朋友，小时候可能每家都会有一台缝纫机。在那时，这可是我们家中的一个宝贵物质财富，是“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的“四大件”之一。在文革时直至80年代中，缝纫机都是要凭票供应的。有些地方须有“缝纫机票”，另些地方则要“工业卷”。那时国产的牌子主要是：“飞跃”，“蝴蝶”，“标准” 等等。那时还没有什么进口的牌子，除非你是在1949年前祖传下来的。那时在中国见到的缝纫机都是机械的，我当时还没见过电动的家用型缝纫机（国外早有了）。

记得家里买的缝纫机是上海生产的“蝴蝶”牌。平时不用时，机头是收到下面的盒子里的，上面的木板盖子一盖，缝纫机架子上的平面就可以当成桌面使用了。

用缝纫机时，打开木板盖子, 拿出缝纫机机头，再将连接机头和下面脚踏板的大转轮的皮带装到大转轮上，这样当脚踩踏板时，旋转的大轮就可以通过皮带带动上面的机头运转了。不过，如果踩脚踏板时不小心将轮子转反了，线就会崩断。熟练的人可以不用手启动缝纫机机头上的小轮子，直接用脚就可以踏对方向。我则每次启动都要用手转一下机头上的飞轮。

我很喜欢玩缝纫机，喜欢拆开缝纫机的零部件，清理，上机油。也喜欢穿线。穿线要穿上线和底线。穿上线就是将普通的线轴放进一根立柱，之后将线按照规定的走向绕来绕去，最后送进针眼。而穿底线则是将一个缝纫机特用的小线轴放进一个梭子里，将线按规定拉出，再套进机器的底部。之后，用手转动缝纫机的小飞轮，靠缝纫机的针和上线将下线拉出。在一般情况下，我的工作基本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小线轴里的底线用光后，还要靠缝纫机来绕线。这也是我的工作。当然，我也会使用缝纫机，但那都是扎个抹布之类的“粗活”。我当时很好奇为什么缝纫机能将上下两根线在布上“打结”起来。

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利用上线，底线将布缝合的工艺叫“锁缝”（lock stitch），是由美国人Walter Hunt发明的。但他没有申请专利，而且半途而废，所以最后是Elias Howe 拿到了这项缝纫机专利（改进过）。最初的缝纫机是手摇的，后来Isaac Singer又发明了用脚踏来驱动缝纫机。但Singer在还没有申请专利时，就开始大量生产使用这种技术，结果再申请专利时就无效了。Howe 和 Singer 之间打了一场专利官司，最后Singer 败诉。但是，最后Singer 答应付给Howe 每台机器 $1.15的专利费，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价格。结果两人死前都早已成为千万富翁。在当时，千万富翁可相当于今天的Billionaire。

那时没什么玩具，所以观察缝纫机的工作原理就成了我的娱乐之一。无疑这也对我后来学习中学物理时帮助很大，尤其是学习力臂，力矩，齿轮，滑轮，转速等时，感性认识很强。

那时国人很少买现成的服装，大多是用布票购买几尺新布料，然后自己做或请人代做。缝纫机的另一用处就是“打补丁”，将破了洞的衣裤用布头补上。那个时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雷锋精神，所以我小时的衣服很少不带补丁。那时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所以每当我有了没补丁的新衣服时，第一次穿出去反倒感到浑身不自在。

直到上大学后，我才不再穿有补丁的衣服了。我父母家里的缝纫机也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了一件不丢占地方，弃之又舍不得的“摆设”了。

出国后，又见识了国外生产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电动，智能缝纫机，还可以自动绣花。不过，这些高级缝纫机已经不再能引起我的任何共鸣了。我还是怀念家里的那台老式脚踏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