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有名的禁书，就是因为它是“古今第一淫书”。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对于男女性行为的大量描写，实在是空前少见，惊世骇俗的。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世界上哪间房屋里不发生这等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周代的鼎盘、汉朝的刻石、唐代的铸钱，都有如此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铸的
欢喜佛之类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见之于北京的雍和宫。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这就十分自然地对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行为感到既神圣又神秘。在先秦两汉时代还有不少专著来加以研究，如《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经》、《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种。但是，后来我国被以讲究“礼义廉耻”的儒教所统治，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为可做而不可说了。只偶尔在《汉书》、《晋书》、《唐书》之类的正史中略见几笔，有《飞燕外传》、《游仙窟》、《迷楼记》等小说稍作铺叙，以及零星的几则笔记、有数的几幅画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云雨”、“敦伦”、“房事”、“人道”等字眼来加以取代。就是有关不正当的性行为也有代称，如乱嫖称之为“寻花问柳”，奸暴则曰“狂蜂采蕊”，诸如此类文雅又含蓄的名词，使人读了不至于脸红。然而，《金瓶梅》却一反常态，竟大写特写其男女苟合，乃至种种乱伦灭理的滥交。于是，有人对照现代西方的某种颇为时髦的风气，禁不住惊叹：《金瓶梅》宣扬的是“性解放”，而且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瓶梅》真的是宣扬“性解放”吗？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对于性与淫是有严格区别的。性指正当的夫妇生活；淫则指无度，乱合。《金瓶梅》的作者对于与“食”并列的“性”显然不是简单否定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在《金瓶梅》中，对于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并无非议，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类一笔带过，对于并不贪淫的吴月娘、孟玉楼等人也并不流露多少贬斥之意。因为这是“性”，不是“淫”。那么作者对于在性的问题上“自由”、“解放”的态度如何呢？显然，他认为这是淫，是必须否定的。
否定的表现之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置于批判的位置上，让他们遭到报应，不得好死。淫棍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下边毒肿“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被“精冲了血管”，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无度”，得了“骨蒸痨病”，暴死于“性解放”之时。让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场，岂不是最严厉的诛伐？同时，这些人“淫”字当头，坏事做尽，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门庆从诱奸潘金莲开始，杀人夺妻，贪赃枉法，奸巧骗钱，无不与“淫”字相关。聪明能干的潘金莲先亲手毒杀武大郎，后设计惊死小官哥，在西门家妒心大发，口角不断，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吗？本来温柔善良的李瓶儿，一变而为心狠手辣，活活气死丈夫花子虚，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蒋竹山，然后又一脚将他踢开，死心塌地倒在西门庆怀里，不也是因为贪求床间的“狂风骤雨”吗？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为她“贪淫不已”，接连葬送了陈经济、周胜、刘二、孙雪娥、周义等五条人命。《金瓶梅》就是这样告诉人们：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
作者否定淫的表现之二，是在具体描绘那些细节时，往往与罪恶、贪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单纯地为写淫而写淫。有人作过统计：全书描述男女同宿共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绘者三十六处，小描者三十六处，根本未描者三十三处。可见“根本未描者”占有相当比例，加上“小描者”一共约占三分之二。有时即使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比较放纵地作乐，也只是用“是夜两人淫乐无度”一句轻轻带过。凡是“大描大绘”处，十九是作者加以巧妙地穿插，将其淫行与其他丑行交织在一起，以增强批判力量。例如最荒唐的“醉闹葡萄架”一节，就是为了表现潘金莲的嫉妒和西门庆因此而故意将她一再惩罚，以致搞得那“妇人”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收亸”，昏厥了过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
与此有关的，紧接着秋菊被潘金莲罚在三伏天烈日之下头顶大石，跪在当院；小铁棍被西门庆拳打脚踢，“死了半日”，进一步鞭挞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白日宣淫的丑恶行径。而当西门庆与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苟且时，大都写财与色相互作交易，一边说：“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一边讨：“你有银子，与我些儿。”(第二十三回)这就使两“贪”相映，倍增其丑。因此，《金瓶梅》的写淫，总的来说不是出自欣赏，而是重在谴责。“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作者既然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那么为什么在“大描大绘”之中往往写得那么客观细致，甚至津津有味呢？这与作者对于用文学作品来表现性欲问题的特殊看法有关。屠隆认为，文学作品要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就有必要“善恶并采，淫雅杂陈”(《鸿苞·诗选》)，而不必对“淫”躲躲闪闪。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在皇帝的带动下，淫风充斥，不要说士大夫纵谈房中之术习以为常，就是官宦人家的年轻媳妇，也居然“春宫尤精绝”(徐树丕《识小录》)。就文学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张于湖误入女贞观记》，以及同时代的《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书，多少也有性行为的描写。就是需要表演的戏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记》以及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还魂记》、陆采的《南西厢》等，也免不了淫秽的笔墨。特别是那些市井间的戏谑文字，更有不少围着“性”字转。《金瓶梅》的作者耳闻目濡，也就往往不以为秽，只是把它当作人生现实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像描写其他现象一样，随笔写来，细加描摹。殊不知这下闯了大祸，它因此而被加上了“淫书”的恶谥长期打入禁宫。
如今看来，这样一部杰作禁是禁不住的，毁也是毁不了的。那么，对于那些“秽词”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删，删去了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名著”，而且“也许‘瑕’去而‘瑜’更显”。然而，这些秽亵描写，除个别的或许是照搬现存的作品而稍显游离情节外，多数则是表现主题、刻画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删去势必会破坏全书的完整性、连贯性。不删呢？对于未受科学的性教育和有健全的性心理的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确实是后果堪忧。究竟应该怎么办？我看还是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删、全俱存，各取所需。
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