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中美贸易战外论（4-1）
下面接着（3）说我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看法。
要说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弊端，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一个属于对于现代贸易的认识陈旧，而这一点恰恰与川普类似，都是把贸易的盈余或逆差看作是盈利或损失。第二个方面则比较复杂，它既有国情（古老帝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影响，是一个客观现实制约国家政策严重影响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但它同时又与秉持传统思维方法造成的对于这个现实的错误认识有关，由此导出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而这一点也和川普的思维有类似的一面，----在行为上都表现为对于法治这个现代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的理解偏差，嘴上赞同法治，行为反法治。
为什么法治对于现代贸易至关重要？因为现代贸易除了不仅因为今天的人类经济活动与古代有天壤之别而使得贸易的内容和方式完全不同，还因为国际贸易日益全球化，就使得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成为实质上的跨国销售与采购，并不需要以两个贸易国的对等贸易为基础，而是以一国的经济收支的总体平衡为基础。（这是美国国际贸易可以在长期赤字下通过经济不断增长而得以持续进行的原因。）这样一来，一国的市场就可以扩大到全球，国际贸易也就变相地成了一国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还需要在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持下进行，才能和平解决贸易纠纷，否则错综复杂的跨国贸易一定难以避免各种经济/政治冲突。如同所有的人为的秩序总是有各种缺陷一样，以美国主导的放在WTO框架下的世界贸易规则，当然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它毕竟是世界上迄今最为可行的贸易框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中美都是它的得益者。所以现代贸易离不开所有参与方都遵守共同的规则 （也就是所谓“多边贸易体系”）。
上面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分析起来都比较费口舌，需要先作一些背景知识的介绍。笔者下面分开论述，先就第一个现代贸易的变迁问题进行分析，谈谈应当如何认识现代贸易。
一、
本文的前面三节分析了川普发动贸易战所根据的经济方面的理由，其实都是无知的谎言。在过去四十年里（1978-2017），就算中国的人均GDP的增长从250块美金增长到一万美金，四十年增长了40倍，相比较美国的从一万多增长到近六万，中国的增长速度即便因此是美国的7-8倍，但是人均绝对财富的增长也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在这40年里，中美两国的财富增长与中美贸易是相关的，但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都来自对方的贡献，尽管双方也都对另一方的增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济活动的头号原则是收支平衡。所谓“致富”，从传统的意义上说，就是帐目表上一年下来收入大于支出，多出的部分于是就成了财富。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低下，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普遍匮乏，即使 有所谓的“盛世”，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相对于今天的生活水平也不过是满足温饱的生活而已。下图是根据已故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主持的研究所得到的世界过去一万年（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GDP增量图。
如果以GDP的增长来衡量，人类的经济活动分为两个时期。把上图的时间跨度集中到过去300年的话（见下图），就能清楚地看到世界GDP的大幅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事，即接近1800年后才出现。而世界GDP的腾飞，则是二战后才发生！
（上图的两条曲线代表两种方法，结论基本一致。）
比较上面的GDP变化，我们因此知道，古代除了少数人可以对他人进行巧取豪夺致富以外，绝大部分人若想致富，唯一的途径就是靠节约。所以中国人有个说法，“财主都是抠出来的”。所谓“量入而出”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是说，如果不节约开支，就可能陷入生计困难。上图还说明，现代的富裕相对于古代是通过GDP的增长来实现的。以GDP来作为国家财富的计量的历史始于1934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获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为国会准备的研究报告里提出。到1944年二战结束前在美国召开“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时被正式用于国际间各国的经济规模的计量指标之一。以笔者极其有限的的经济历史知识而言，我以为了解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贸易战很有帮助。如果在此基础上又了解了人们对于“财富”观念的演变，也就找到了观察理解人们为什么会为“财富”大打出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下面笔者就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理解。
古代人对于究竟什么是“财富”搞不清楚（其实现代人大多对这个概念也是懵懵懂懂），因为如前面所引的麦迪森图解所示，贫穷是古代社会的一般状态。即便到了亚当斯密年代（18世纪后半期），斯密在谈到中国那时的生活水平时，在其著名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还是说，“中国社会底层的穷人的生活远比欧洲的贫穷国家要差很多。”（英国人比较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待后叙。）
随着500年前的“大发现”带来的国际贸易开始在欧洲逐渐普遍发展后，对于“何以致富”问题的系统研究也开始出现，结果就是16世纪到18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理论的提出。那时候国际贸易的结算都是用金银，贸易顺差所表现的“收入大于支出”因此就是金银的积累，金银是财富，所以富裕的来源就是贸易顺差。“重商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积累金银而创造财富。那种把贸易的盈余或逆差看成是赚钱致富（盈余）或损失变穷（逆差）就是来自这样的想法。
到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在工业化下出现的社会富裕显然不能都用“重商主义”来解释。亚当斯密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把成果写在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里。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提出贸易不过是市场对于资源进行配置的一个过程，结果是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工业文明下发生的社会分工因此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而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因此也就被视为是最终给人类提供共同富裕的途径----只要每个人都参加市场的自由贸易，终究会通过自己最擅长的工作通过社会分工而获得最大利益。《国富论》也就奠定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才是致富的途径”的思想。但是，货币作为财富的衡量手段，它将最终如何通过流通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分配显然还没有进入斯密的视野。
斯密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显示了社会富裕的确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密切相关。但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会引发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更谈不上参与社会大生产的普通民众的普遍致富，反倒是贫富差别巨大，有的参与工业化生产的穷人的生活甚至比农业社会里还贫穷。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研究首次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相联系，提出“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剩余价值”才是财富，资本家通过运用资本来剥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致富。所以他认为解决致富问题的途径只有消灭私有制，----从而堵塞私人资本的剥削途径，由此建立普遍致富的自由社会。后来建立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根支柱上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论其理想多么美妙，实践上行不通，反而导致普遍的贫穷，加上专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
与社会主义实践相对的是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完善法治来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结果竟然逐渐将原来马克思论证为不可解的很多社会矛盾控制住了。二战后以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转折点，美国凭其世界最强地位自然担负起了将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纳入其所主导的、以规则来解决冲突的新的世界金融贸易体系中。1947年由23国签订《世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演变到1995年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之；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后重新对世界开放，于2001年正式被接纳为WTO成员。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对“如何致富”的问题的认识，已经从“财主是抠出来的”转为“GDP的增长就是致富”。这个认识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在国际贸易上，贸易顺差（包括外汇储备）与GDP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如今看来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认识不清的。而这个认识不清，在我看来也和斯密的贸易理论并不包括指导类似中美贸易这样的经济活动的理论。
斯密提出他的贸易理论时，那个时代的贸易是物质货物基础上的“互通有无”，那时欧洲人到清帝国来贸易也是如此。例如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当中国人不买或很少购买英国人的货物，而英国人大量购买中国人的瓷器、茶叶、丝绸时，英国就逐渐陷入“货币短缺”的窘困，手上没有了金银货币，于是便千方百计发掘中国人需要的货物，最后发现鸦片是中国人的最爱，实行对华鸦片贸易，最终导致中国出现“货币短缺”，甚至引发鸦片战争。当英国出现“货币短缺”时，英国人其实还是远比中国人富裕，是其经济增长而不是金银的流入导致了英国的富裕。英国人后来在与走“金银致富”的西班牙的霸权争夺中彻底打败西班牙，根本的原因是英国的国力比西班牙强大。在开发美洲的殖民过程中，西北欧移民占据的北美在金银矿的储备上与由当时仍然是世界强国的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占据的南美相比，远远落在后面。后来尽管西班牙从南美运回了大量的金银，但是北美州的缺乏金银反倒使北美移民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虽然没有运回母国什么金银，可是通过分配土地给移民，注重发展农业和工业，北美的经济发展远远走到了南美州的前面。这也说明了致富的秘诀不是金银，而是经济发展。说了这一圈，究竟这又和斯密的理论不能指导中美贸易有什么关系？
斯密虽然认识到中国的底层民众的生活远比欧洲贫穷，但那时的世界首富英国的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与中国的比较也不过是2.5:1（据Bas van Leeuwen，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之比。等到中国重新开放时，美国与中国的人均DGP之比已经超过了40:1。在如此巨大的贫富差别之下，“互通有无”也就根本无法建立在对等的货物贸易基础之上。经济理论从来就是先有经济实践，然后才有经济理论。因此当年也就没有一个贸易理论可以告诉人们如何对付贫富差别如此之大的“互通有无”。随着现实而发生的就是中国用便宜的劳力和资源吸引外国进入投资设厂，实际上也就是以劳力、资源换取投资，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市场换取技术等。这中间当然也发生了窃取他人技术，例如盗版、反向工程等。在此同时，发达国家在中国的采购也是充分利用中国的充沛劳力，尽量压低采购价格，还有的趁机把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而中国人普遍处于穷怕了的心态，重商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一路走到今天。（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