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6 05 2008 23: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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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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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六四与其他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一）
芦笛
刚才进来仔细拜读了诸位对我那篇文章的回应，受益匪浅，老非老东西和老明子都不赞同我的说法，只是老明据说“目前正当春耕大忙时节”——下面是什么，居然忘记了，看来我真有老年性痴呆的表现，还请我的前世弟兄老金补足吧。
说来也难以思议，老金和我似乎互为镜像，不但观点，连文风都很像，只是我远没有他的幽默而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天port出来作芦卫兵，shwj怕老金多心，怕我尴尬，我只暗暗觉得好笑：老金和我是“三生石上旧精魂”，他会在意网上虚名，吃我的醋（或反过来我吃他的醋）么？“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中国有14亿人，没有几个人有老芦的幸运，自上网以来接二连三地撞上前世弟兄，老非老东西之后，又来了个老金中东西，素不相识却满怀深情厚谊。而且还不止这两位。老芦别把牙刷，连信用卡都不用带，便能吃遍五大洲四大洋，上哪儿都有知己盛情款待，我TMD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到底给了人家什么好处啊？完全是单向进口，如我太太说的，真不要脸。
说哪儿啦？Where am I？奥，老明子的春耕大忙问题，知道侬是忙人，不敢再点名了，其实点名也不过是借题发挥，你不答应也成。
废话够多，就此打住。且说这堕落与否的问题，这还真是难得说清。
不容否认，自六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都是文革语言），似乎可以说，在现今中国，无论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的知老知中知青知少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
据我观察，现代中国伪知识分子和前辈伪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见利忘义”，后者是“义令智昏”，前者由无良心，无公德心，无廉耻心，无诚信，极度自私，贪婪，放纵，毫无道德顾忌的“犬儒”组成，而后者是两种人的混合物：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以及“摩顶放踵为国民”的真志士。前者讲究的是不择手段迅速致富，后者讲究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89“民运”就是老一代伪知识分子（干脆改称“读书人”比较准确，中国从来没有西式知识分子阶层，这也是说过多次的老话了）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许多人将它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运动”，这无非是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表现，其实以“大历史”的广角镜视之，此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等运动极度相似，乃是中国读书人的习惯性痉挛，实在当不起“民主运动”的美称。
已经多次说过了，要封个什么美名或罪名，首先得弄清楚您说的是怎么回事。您要称六四为“民主运动”，恐怕得先给出个“民主运动”的定义来。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国人心目中的“潜定义”似乎是“凡是人民起来与统治者的斗争都是民主斗争”。如果这定义成立，那么，从陈胜吴广直到太平天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统统都是民主运动了，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在我看来，所谓“民主运动”，就是“人民起来向统治者争取自身权利，并严格按照民主精神，采用合法手段，力图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妥协而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
这里的要素是两点：1）斗争必须有人民争取权利的明确而具体的目的。2）斗争必须严格使用合法的民主手段，争取达成在一定程度改善了人民权利的妥协。第一条说的是目的，第二条说的是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以此衡量，“解放”后称得上民主运动的只有两次，一是文革期间由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兵团要求与固定工同工同酬、增加工资的“经济主义妖风”，堪称失败了的民主运动。二是70年代后期老知青发起的回城运动，可以视为获得圆满胜利的民主运动。
89学运则连一条都不满足，它不过是一种大而无当的政治斗争，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权利诉求，并不是为具体地改善人民的某个权利而发起的，斗争双方也毫无达成妥协的意愿，对此我已经在一系列旧作中阐述过了。这种运动主要还是政治斗争，与中共“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一般豪情满怀，也一样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即使斗赢了，我也想不出人民会受什么益，只会被野心家利用，一如抗战后国统区发生的“民主斗争”一般，只对共产党改朝换代有利。
最糟糕的还是，89民运表现了与戊戌变法以及民初国民党人与袁大头的斗争的惊人类似，这本来是我准备写作的史论的内容，在这儿随便说两句。
（本想一鼓作气写完，但刻下饥肠辘辘，要去吃饭，吃完后是否接着写还难说）
| 浅探六四与其他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二） 时间: 6 06 2008 05: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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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我读近现代史，最强烈的感受还是三条：
第一， 我过去认为中国人历来没有妥协观念，一定要将政治竞争对手斩尽杀绝，而这就是中国无法实现民主转型的社会心理原因，因为离开妥协也就没有民主政治。这想法并不完全对，这其实是毛共统治中国后的新精神，过去的中国人虽不比英美人富于妥协的政治智慧，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讲这套。
第二， 近代中国无法实现民主转型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之一，确实是政治斗争某方或甚至各方不懂或不愿意妥协。但一开头并不如此，中国人的妥协精神是逐渐丧失的，是逆向负筛选的结果，亦即“谁顾全大局让步谁就吃亏，谁按规矩办事谁就是冤大头”。经过这反复逆向筛选，最后筛选出来的“反妥协冠军”当然就是毛共。老中帮菜都知道，在毛共字典中，“妥协”从来是“怯懦投降”、“叛变”，而“革命立场坚定，绝不妥协”则被吹嘘为最高等的优秀品质。
第三， 最不知道妥协，一定要在得势时开足顺风船的并不一定是实权人物，反而常常是地位脆弱，毫无实力和对方摊牌的弱势集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外强中干，徒有虚势”的纸老虎）。这些人在自以为占了上风时咄咄逼人，不可一世，逼得实权人物无路可走，甚至无法循正常程序解决实际难题，只好使出枪杆子来，从此一路顺风。因此，民国实验流产，有如归咎于那些最后动用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军阀，不如去责备那些生贱了的欠揍的纸老虎政客们。
从戊戌变法开始就是这样。康有为本是个无学知青，不但丝毫不懂西学，也不懂多少国学（当然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儒的水平而言），全靠他在租界生活过两天，看了两天红头阿三的西洋景，而大众连这点“西学知识”都没有，于是他便能“挟外自重”，以此糊弄大众，又剽窃他人文字，写出《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的烂文章，作为他发动改革的“理论纲领”，顿时在那弱智国家声名大噪。
当时渴望改革的并不止他一个人，元老重臣中有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少壮派有袁世凯、徐世昌、聂士诚、孙家鼎、张謇等人。所以康并不缺乏实力派骨干，如果不是他轻狂搅S，戊戌变法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康有为最大的错误乃是自我过分膨胀，想当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把可以依靠的元老重臣摒之门外。李鸿章要加入康发起的强学会，竟被否决。张之洞深通旧学，知道康那《孔子改制考》完全是学术笑话，劝他放弃，竟被康断然拒绝。类似地，他的《新学伪经考》也吓得翁同龢疏远了他。只因为他那病态的自我中心，致使改革派失去了最有力的奥援，成了几个势孤力单、毫无人脉与行政经验的新贵，全靠皇帝宠信一意孤行地推行新政，在大众眼中构成了传统的“宵小迷惑昏君祸国”的典型图景。
维新派一面把可以借重的实力派无情推开，试图包揽改革大业，一面又不遗余力地开罪朝中的既得利益派。康有为“舌战公卿”，无情地当面折辱荣禄等权贵大员，又提出改革官制，尽废传统六部，改为新式的十二局。如此大动作，势必要招来既得利益派的强烈反对。而光绪还不知厉害，在提拔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架空军机处的同时，竟然一气罢了礼部六堂官（亦即礼部的六位部长、副部长、署理副部长），其中有一人是老佛爷的亲信怀塔布，后者向她哭诉，从此便酿下了戊戌政变的祸根。
其实老佛爷也说不上是什么顽固的守旧派，她并不是官方史学为大家设置的那种专为衬托正面人物的反面人物。她不过是个精通传统权力斗争伎俩、缺乏世界知识与传统教育的妇人罢了。与常规的君主一样，她缺乏起码的世界知识，但与常规君主不同，她没有受过多少经典教育，因而不是徐桐、倭仁那种死守圣贤之道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具有一定弹性的机会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她和死硬大儒的区别，有点像邓小平与张春桥的区别，前者都不懂多少正统理论（当然，老邓懂的马列恐怕比慈禧懂的孔孟之道还要少），更说不上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信念，但具有丰富的权力斗争经验与实际的行政经验。这就决定了戊戌变法有一定可能如后来的新政一样，获得她的认可。
然而慈禧虽不懂经典，有一条儒家对皇家的教导她倒是记得很牢，因为她认定那是真理，那就是“不可失去人心”。这从来是她考虑大政的前提之一，由此决定了她保守的那面。就是为了怕失去人心（她指的主要是老臣之心），光绪激进的改革措施才引起了她的担忧。庚子拳乱之所以发生，固然主要是因为她误信了列强逼她归政光绪的“最后通牒”，但也是因为她怕失去民心。由此可见，“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条表面上毫无错误的圣贤教导，照样可以引出巨大灾难来。
不过戊戌政变说起来也没什么错。真要让康有为那伙人乱来一气，国家非大乱不可。老袁劝告光绪的话其实很有道理，改革最关键的是用人必须得当，中枢必须有个政治经验丰富的大员如张之洞、李鸿章辈主持大局，岂能由几个毫无行政经验的秀才靠皇帝宠信，雪片似地将颁布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上谕连续发下去，事前连必要性、可行性论证都没有，更别说流弊的预估了。这么重大的改革，总得经过朝臣和督抚大吏的充分讨论吧？岂能由四五子把持全局，不容他人置喙？
因此，公平地说，维新派不许老臣重臣咸与维新在先，也就怨不得人家要合力反扑了。等到人家回击时，一伙毫无实力的纸老虎竟然奢谈“非流血不能变法”，不但要把所有的“老谬昏庸之臣尽行杀却”，甚至要杀到最大的实力派老佛爷头上去，在此之后还能怪朝廷要他们的脑袋么？这伙跳梁小丑胡闹的客观效果，是使得本来对改革并无成见的慈禧将私人仇怨和变法维新挂上了钩，因而不但使得改革被毫无必要地推迟了十来年，更因帝后失和引出了庚子拳乱，使得中国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沉重损失 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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