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未来属于呼唤“向我开炮”的王成？——伦敦骚乱杂感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海纳百川

未来属于呼唤“向我开炮”的王成？

——伦敦骚乱杂感

芦笛

王成大家都知道，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上的主角，前段朗朗在白宫演奏，其钢琴曲中就夹进了那电影的插曲《为什么战旗美如画》。那电影记得那是从巴金的烂小说《团圆》改编而成，但加入了原著没有的王成舍身呼唤炮兵轰击自己的英雄事迹。

那其实是真人真事，而且有过两个王成。第一个名叫蒋庆泉，美军冲上山头后，他呼唤炮兵，但炮兵已经打完了炮弹，无法轰击他所在的山头了。背报话机的士兵都没有武器，于是美军便按战争规则，活捉了他。后来停战放了回去，他不但没成英雄，反而成了可耻的叛徒，受尽了折磨。直到记者近年采访他，他还仍然认为被俘是可耻的事，仍在责怪炮兵为何不发炮将他打死，要让他受那么多年的罪。

第二位名叫于树昌，事迹与蒋完全一样。美军百多人冲上山头后，只有他一个人，除了背着个步话机外，手无寸铁，于是美军二等兵迈克•奥卡拉汉便按规矩行事，提醒战友们不要开枪，围上去活捉他。于树昌却拿着步话机哇啦哇啦喊，鬼子自然不知道他在叫什么。不料过了一会儿，炮弹如飞蝗而至，炸得百多人血肉横飞。于树昌当然是光荣牺牲，鬼子也基本被炸死，只剩下三个活了下来，其中就有那奥卡拉汉。可他也被炸断了一条腿。几十年后他当上了内华达州的州长。跟中国人谈起此事，恨恨道：我们按战争规则行事，因为他没带武器就不打死他，没想到他竟然不守规则，呼唤炮兵来炸死我们。

据官媒介绍，这位奥卡拉汉后来也被中国人说服了，最后认定于树昌也是保卫祖国的英雄，与他们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因为若奥卡拉汉真的接受了那里面蕴含的逻辑——为了保卫祖国那个崇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惜使出一切手段来，那就太可怕了。

最容易想出来的后果就是，若美国兵吃一堑，长一智，跟伟大领袖一样，认识到“宋襄之仁”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只合唾弃，以后冲上山顶见人就先打死再说，管他有无抵抗力，连伤兵也不放过。进了村镇第一件事也就是把所有的平民都打死，以免其中暗藏着游击队，那美国兵和苏联兵、日本兵还有什么两样？当年日本兵之所以搞“三光”，无非就是无法区分谁到底是良民，谁到底是抽冷子袭击皇军、打了就跑的便衣战士，干脆统统杀光最省事。战争本来就是容易促进人类兽性发作的烂事。若是双方都不讲规矩，那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要堕为滥杀平民的屠夫。

然而老美毕竟知道那后果，坚持要做宋襄公，始终没把日本人的三光政策使出来，而这就是他们打输了越战的原因之一。对付游击战，他们能做的，顶多也就是效法日本人在东北搞集村倂屯，建立所谓“战略村”，令良民在其内居住，战略村之外的人则一律视为潜在敌人。然而这办法也未见效，盖其中潜伏的越共分子会发动群众捣毁战略村，集体往外逃，守卫的士兵总不能把手无寸铁的良民打死吧？

我看这也就是今日文明世界面临的困境。早就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鬼子与国人乃至其他地方的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知道规则高于一切，靠违反规则占便宜貌似聪明，但最后只会害人害己，使得全社会变成充塞着凶残无耻的野兽的丛林，最后是谁也没好处。东西方的区别也就在这点上。中国之所以无法搞民主，就是始终无法达成这社会共识。而按规则玩游戏的特点恰恰是，只要有人不愿受它约束，则规则立即失效，而吃亏的正是守规则的一方。

民国实验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了。当初老袁想按规矩来，结果是孙文借刺宋案与大借款案无理取闹，发动“二次革命”的武装叛乱。他步步退让无效，只好把拳头使出来，立即就收神效，孙黄等搅屎巨棍只能逃亡海外。后来他又想与国会协商修改《临时约法》，去除该法对政府的无理捆绑，结果是国会反而制定了个彻底剥夺政府权力，使得政府完全瘫痪的宪法。他只好又使出流氓手段来，干脆抓捕国民党议员，使得国会因人数不足而自动垮台，反倒就此成了一言九鼎、威风八面的大总统。等到段祺瑞接了他的班，又在他的轻车熟路上潇洒走一回：老段开头想按《临时约法》办事，最后却被黎元洪撤了职。待到他动用武力“再造共和”后，便干脆连国会与约法都不承认了，自己去弄个安福国会出来，反倒是鸦雀无声。守规则与不守规则的奖惩效果是如此明显，当然最后只会是诱导鼓励大家都不守规则。而且，越是后胜者，使出来的取胜手段也就越发烂污。国民党取代北洋，中共取代国民党，就是这负筛选的生动例证。

如今这多元的西方世界，我看也存在这问题。911事件后，我写了篇《难以涉过的愤怒的河水》。在其中我指出，恐怖主义对人类文明最严重的挑战，还是它可能以自家不择手段、滥杀平民的战争方式，动摇西方人对自家文明生活方式的信仰，诱使或迫使西方人民同意放弃自己的自由，以此去换取安全感。

这危险是明摆着的：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最有效的政体，还是剥夺人民一切权利自由的极权政体。若是每个公民都处在安全机关的监测下，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严密的组织网络，所有的私人电话、通讯都可以任意被监听或监视，那当然恐怖分子也就毫无作乱的可能了。因此，在西方发生的恐怖活动，若是诱发了普遍恐慌，就有可能诱使公民同意放弃自己原来享有的自由，加强政府对公民的监测控制能力。事情若真的这么发展下去，西方就有可能逐步自动放弃原有生活方式，向极权国家看齐，则那就是西方文明所能遇到的最大的悲剧。

在某种程度上，这预言已经实现了。如今乘坐飞机，旅客动不动就被搜身，有时甚至是每个人都被搜身，这在20年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也同样受到威胁。这次伦敦骚乱，据说就是某些人利用黑莓手机在网上煽风点火引起来的。英国警方宣布，正在监控“推特”等社交媒体，鼓动骚乱者将被逮捕。此外，由于黑莓手机通信成为肇事者的重要联络工具，黑莓英国营运商也声明说将“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协助”配合当局调查。连英国那自由主义的故乡，都不得不采取这种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管制措施，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太息。

类似地，自由主义传统也正在受到多元文化的威胁。如所周知，西方的自由主义（这儿指的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不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主张对所有的文明都一体包容。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一支更认定“文明无优劣论”，对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等超敏感。这光在理论上讲讲倒没有什么，然而既然要在实践中也包容多种价值观，那就必然会面临“是否包容反普世价值观的价值观”的悖论。

这所谓“普世价值观”从未经过明确界定。在我看来，它其实就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其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规则至上”，“手段决定目的”。若西方社会真要包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非但不可耻，反而是人间大智慧”，那西方的自由社会就再也无法自由下去了。

若是再加上种族与宗教等敏感因素，则这问题就更加突出。1995年，日本曾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站释放毒气的惨剧。事后警方说，他们早就发现该邪教的违法行为了，但迟迟不敢立案侦查，原因就是日本对宗教自由特别重视。不管什么阿猫阿狗，只要打出了宗教牌子，警方就不得不投鼠忌器，慎重行事。日本还是个单一民族国家，警方还如此如履薄冰，在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杂居的西方国家，这问题就更严重了。

的确，西方国家现在大量接纳否认普世价值观的外国人入籍，迟早会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中国的困境，那就是“犯规者最聪明，守规矩最愚蠢”，最后导致法律与社会公德彻底丧失约束权威，公民的道德自律荡然无存，只能靠限制公民自由加铁腕镇压来维持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全球一片红”。这趋势若非我个人杞人忧天，则人类的前景实在未可乐观。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