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剑美：纪念蔡元培诞辰150周年：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不当

人物简介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1884年17岁时考取秀才；1889年22岁时中举人；1890年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1892年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34名（等于全国统考第37名）。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光复会；次年并入同盟会，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次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1913年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5年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运动，资助大批青年到欧洲学习。1916年12月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监察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先生

提起蔡元培，人们一般都会想到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有人称蔡元培为“北大之父”。蔡元培是名至实归，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

蔡元培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共在任十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五年，其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有人曾做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了24次。蔡元培为何在北大就辞职了七次呢？我们先来看看蔡元培在北大的辞职表：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开始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17年7月3日，蔡元培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词还回旋在北大的学子的耳边，但为了抗议张勋复辟，蔡元培就向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递交了辞职书。

“张勋复辟”的闹剧仅12天就结束了，蔡元培于当月23日回北大。这是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提出辞呈。这是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被北洋政府抓捕。蔡元培四处奔走要求释放，5月7日，学生终于被放出，蔡元培于次日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并于5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北洋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蔡元培辞职未成。这是蔡元培第三次辞职。

1919年12月31日，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务。当时北大教职员工因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蔡元培辞职。

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有人说这是蔡元培最为坚决的一次辞职，当时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据蒋梦麟回忆说，当时蔡元培很生气，说“我和你们决斗”。甚至蔡元培还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最后，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第六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因曾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当时有人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罗文干被捕后，司法机关因为查无证据宣布无罪释放罗文干，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

蔡元培了解罗文干的为人，为抗议北洋政府的这种做法，蔡元培愤然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著名的《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说“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

蔡元培这次辞职反响很大，舆论强烈，不仅教员和学生挽留，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挽留，但蔡元培仍不回校，让蒋梦麟代理校长，北洋政府也不免他的职。倒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丢了乌纱帽，因此而下台了。

1926年7月8日，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务，仍没有获准，但他也没再回到北大。直到1927年7月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十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都换了五任，内阁总理换了三十次，蔡元培一直是北大的校长。但蔡元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辞职书里寻得一些原由。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在为“罗文干案”辞职时，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他是为人权自由而辞职。蔡元培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在以告退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同时并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用胡适的话来说，“不合作也是积极的”，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辞职。

蔡元培的“辞职书”在今天被不少人认为是相当宝贵的思想资料。尤其著名的是他的《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各方人士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他是真正的学界泰斗。

原载《人才资源开发》 2012年第4期

延伸阅读

蔡元培经典语录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 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我们所寄身的这个时代，正浸淫于一种整体性的堕落之中。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

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厚以责己，薄以责人。

各怀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我常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习惯，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做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 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的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遵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