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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发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雪霖一篇文章：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还比不上外国人了？
张雪霖看到高校招聘公告中都强调“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优先”，深感不平。如果这个不平有些合理性的话，那么中国的不平太多了，什么双轨制，什么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什么直辖市，什么干部需要是党员，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制造了这么多不公平和歧视？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张雪霖，能给出这些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吗？不能，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问题。更有甚者，她很有可能是这种特权旧制度的维护者。如此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并不比别人更有思想广度和深度的优势，更没有言论自由和寻求真理的优势。
张雪霖认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价值中立。他在慕尼黑大学所作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当中提出，应当把价值中立性作为从事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方法论准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的人或事，在研究中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价值中立的基本含义是：其一，一旦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他就必须停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而遵循他所发现的资料的引导。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或对其他什么人是否有利，他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作为科学家应该受科学精神的支配。其二，既然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是两回事，你就不能从实然的判断推导出应然的判断。
但是张雪霖对价值中立标准的认同显然是表面的。她仿佛隐含地认为人不在中国就没有掌握客观事实，并且研究者失去价值中立性。这两点实际都不成立。尤其是，在中国，研究者几乎完全没有价值独立性。张雪霖引用习近平一段话。习近平今年在全国两会上，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讲话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张引用的话，想证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能更好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一种主观价值观，完全是价值中立的反面。更何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很多偏离社会实际，主观性意识已经深入骨髓，不知不觉用之剖析社会，岂不谬乎？以名人和当权者的主观意识当做自己的价值观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显然是违背价值中立的。
况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个概念本身是很荒唐的，别人可以称它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实践，甚至可以说中国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你不能说资本家在其他国家开工厂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哪怕在做一些简单论述时，已经有太多的自相矛盾，探讨问题方式粗糙不堪，类似于中国产的廉价小商品，便宜不实用垃圾化速度很快。
张雪霖认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比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具有以下优势：
（1）母语优势。
（2）调查优势。
（3）成果优势。
应该说，张雪霖偷换了概念，她开始讲“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优先”的招聘问题，可以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现在却讲外国学者如何，想间接证明外国学者水平不行，所以留学生水平也就不行。
就母语优势而言，张认为外国学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进得去”。我认为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很狭隘的。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不是为中国服务的，尽管一部分人确实像白求恩那样愿意为中国服务。所以，不论他们研究质量好坏，他们也是有其价值的，你不欣赏也没有办法。至于母语优势，人总是用母语思考，如果研究其他国家再用母语写作，自然没有劣势。孟德斯鸠从小学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自己到欧洲溜达一圈学几年，再用法语写的几本名著都是划时代的。鲁迅胡适学古汉语学外文，出去留学几年纵然不研究中国，回来后撰白话文写中国还是一流的。母语优势，只是比较容易用它表达思想的优势。
调查优势，假设一个课题确实需要调查，那就调查吗。在自己国家调查方便一些。但是也未必总是如此。比如中国饿死几千万人，文革历史，这类资料也许在国外保存得更好。中国有可能人为毁史灭迹。无论如何，到异国研究调查纵然困难，也有殉道者奋往直前，斯坦福教授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花37年死磕中国农村，揭秘了贫苦教育的残酷真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反过来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中国学者不能好好研究，首先是他们已经麻木不仁，把农村的教育落后不当做什么事情，他们更热衷于歌颂共产党的教育，捞得个人名利。
张雪霖谈到成果优势，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产出，是对推动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与服务和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而言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总是落后的，因为它只是共产党的奴仆。毛泽东要文革，社会科学家就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邓小平要改革，社会科学家就说改革好，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拯救出来。习近平修宪搞独裁了，社会科学家就吹嘘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模式多么好。
3/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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