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男爵 (四)

孟德斯鸠男爵

文/陆幸生

六、冲出羁绊走向广阔世界

有幸成为拉布莱德城堡女主人的是克莱拉克的一个有爵位的富有家族之女让娜·德·拉尔蒂克。确定娶让娜为妻是孟德斯鸠反复掂量权衡的结果。新娘的娘家没有让他失望，婚约写明陪嫁10万利弗尔，想想孟德斯鸠在身后遗书上写明的资产是65万利弗尔，这笔嫁妆委实不算菲薄，只不过和母亲带来的城堡和领地性质有所不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风景如画的克莱拉克小镇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新教徒，亦即胡格若教的教徒，这和当年亨利四世和老孟家祖上信仰的教派是一致的，但是和当时残暴的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的现实却相背离。这在当时天主教得势的大背景下，对于踌躇满志的孟德斯鸠多少隐藏着不利因素。

然而，孟德斯鸠不在乎新娘家族的信仰和时风相悖，反映出他此时的社会政治态度和宗教观，体现了他初入巴黎的思想收获。几年后他的成名作《波斯人信札》部分内容只不过是这种态度和观点的文字表述而已。

1715年4月20日他和让娜的婚礼在波尔多米希尔大教堂举行，婚礼的冷清说明对于孟德斯鸠来说结婚只是履行了一项仪式，不仅双方的近亲没有一个参加，连请的证婚人还有一个是文盲。

对于他来说财产进一步扩大了，他有了一个理想的女管家，他将履行生儿育女的义务，在他心目中妻子只不过如此。至于情感上的共鸣，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自然会随时有所补充的，作为才子他身边从来不缺少佳人。

婚后，他老老实实待在拉布莱德城堡居家过日子，像是一个本分的丈夫和尽忠职守官员。从1716年2月到1721年的四年间他在履行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和波尔多科学院院长职责的同时，在政治、学术和家庭三个方面都有了比较理想的成果。他和让娜喜得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为家庭增添了欢乐，似乎对于家庭和官场的事业都说得过去了，他就要开始摆脱这座精神和思想上的双重羁绊，自由在于率性让行为和思想在更加广阔的空间翱翔，他不愿像是守财奴那样守着祖业去当土豪地主，当然他也绝不愿糟蹋祖业充当老孟家的败家子，他有了一个善于经营的管家和代理人，他就要开始进行大丈夫志在四方的游历，实现自己开始攀登学术思想高峰的伟业，他像是离槽的骏马那般四蹄翻飞着飞奔向远方，远方的第一站是巴黎。

孟德斯鸠家族有一枚设计异常精美的纹章。这枚纹章的底座是银色的月牙形，面上的图案是两个扇贝衬以蔚蓝色的天空。纹章上有一句箴言：“幸运助长勇敢”其祖上的发迹是否得力于这句家族箴言，人们不得而知，而这句话用在孟德斯鸠身上恰如其分的。他是一位家业不断扩大的经营者，一个知名的学者，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确与“幸运助长勇敢”有关。家族纹章象征了一切，银色的月牙象征着一弯月色笼罩下的流水，流水不腐的驱动是那方蔚蓝色的天空，那两个扇贝是否就是人生小舟上胀满春风的白帆，他要乘风远航了。

孟德斯鸠虽为贵族，大庄园主，而且还具有贵族享受的诸多特权，比如他继承叔父的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职务，就是家族世袭的，且这一政治职位是可以出售进行经济交易的。也就是说权力是可以转换成财富的，后来孟德斯鸠将这一职位以10万利弗尔的价格出售后，将自己的庞大庄园和产业交给自己的妻子打理，自己专心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地游历，考察各国的政治体制由来和发展，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根据转让和赎买的契约，高等法院庭长这一职位最终在当事人去世后，还可转回到孟德斯鸠家族，由老孟家后人继承。他每年甚至可以从鬻卖者手中获取五千多利弗尔的年金。

他的家族在法国是归入“穿袍贵族”的特权阶层。同时他还是波尔多科学院的院士，也即官方司法机构终身法官兼有学术机构的显赫头衔，享受终身优厚待遇的御用官员和学者。但是他能够突破所在阶层的政治经济局限，打破自身既得利益的血缘和家族显贵身份，而自觉站在社会进步和民众利益的立场以自己的道德良知写作，揭露帝国体制弊端，抨击专制制度黑暗，研究政治权力制约形式，而切实保障公民自由民主权利。他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等著作的问世，对于后来的民智启发和社会革命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波斯人信札》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专制帝国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书中还表达了对路易十四的憎恨，说法国比东方更专制。这部书受到了普遍欢迎。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诉说了法院在专制制度下的艰难处境。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揭露社会的真实状况，从而使他与欺君骗上、贪赃枉法的王公大臣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孟德斯鸠说：

孟德斯鸠希望君主能够体察和理解法院的困难处境，以及他忠于职守和对于君主的一片忠心。他说：

在法学家的道德良知和帝国朝纲堕落法治荡然民生艰难的现实选择中，贵族孟德斯鸠选择良知而放弃特权阶层的贵族立场为底层人民发声，体现了真正贵族的社会责任心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风骨。这样的民族责任感和法兰西的贵族精神，后来在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身上得到传承，他们甚至走得更加遥远，直接放弃优越的特权地位，以生命和鲜血与沙皇专制体制进行殊死的决斗，为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农奴呼吁，最终慷慨悲壮地走向刑场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包括他们身后那些高贵的夫人，不顾沙皇勅令，那怕失去贵族头衔、特权也要义无反顾地走进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去亲吻丈夫脚上冰冷的钌铐。这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

帝国法官作为贵族一脉的特权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一书中记载了作为穿袍贵族法官的被路易十五舡路易十六的集体流放生活:法官们的流放生活比之中国旧式官场的犯官流放反而更像是一次心情放松的愉快的集体旅游。在法国从路易十四时期就形成的一股贪图奢侈享乐的风尚，已经形成某种规范性形式，演变成为贵族阶层必须的排场和习俗，即便是流放也成了一场吃喝娱乐玩耍的竞赛。

1753年，被流放到布尔日的高等法院法官们组织了三场社交剧，他们演出喜剧，其中一个叫着杜普雷·德·圣-摩尔的法官对女子过度热情，搞得和一个争风吃醋家伙拔剑相向。

1787年路易十六时期，整个王朝已经面临崩溃，大革命已经暗流涌动，即将席卷朝廷，礼崩乐坏，朝纲堕落，财政崩溃，民不聊生，王朝高层的腐败已经完全无可救药，整个王国限于危难之际。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全体被放逐到特鲁瓦市，地区主教巴拉尔急急忙忙从圣莱伊城堡赶回来接待这些流放的大员，他每晚主持一场40人的宴会。

整个城市中宴会节庆不曾消停，法院庭长们大宴宾客，饭店老板们的营业额增加了两倍，厨房里烧掉的木材不计其数，以致城里木材匮乏。平常的日子里，吃喝与娱乐也不见收敛。

高等法院的法官也像大领主一样，必须表现得阔绰体面。

1744年路易十五病后痊愈。波尔博纳庭长的兄弟蒙迪尼邀请他雇佣的所有工人、商家和工匠进餐，总计80人。第二波宴请的人员是听差、秘书、医生、外科医生、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这些人围在一辆凯旋车周围，车上装点着男女羊倌、各种穿着戏剧衣装的乡村神明，喷泉中流出的竟然是葡萄酒，“仿佛水流”一般，夜宵过后，大家把所有果酱从窗户中扔了出去。每个高等法院法官周围都有自己的小凡尔赛，庭院和花园之间有大公馆。

今天的特鲁瓦是个宁静的城市，但当时可是整天车马喧嚣，吃喝风之盛令人震惊，不止是宴会日如此，每周的夜宴也是如此，几乎可以说是天天如此。在所有节庆发起人之中最著名的是布罗斯庭长。

（参见【法】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4月版，黄艳红译第151页）

可以说来自巴黎的高等法院法官们把凡尔赛宫廷的奢靡之风，由流放而带到了地方，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同时也丰富了地方的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地方的消费。而这些都是建立在消费民脂民膏的基础上的，腐蚀的是司法公正的灵魂，消解的是法律人的道德良知。

由此可见，当年的孟德斯鸠男爵作为统治阶层司法大员所享受特权和特权所带来的财富和其他享乐排场是多么优越，而他不愿同流合污，与整个王朝腐败堕落下去。他作为法律人的灵魂和一名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贵族要以自己的笔去无情解剖王朝堕落的本质，乃是对权力的放任和无所制约。其实上文中所提到的布罗斯庭长在当年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型法学专家，只是随波逐流如同当年放逐汨罗的三闾大夫屈原遭遇渔夫解读时政那般洞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处世哲学。整个宫廷浑浊一片，就如同一个污水横流的臭水坑，哪里容得下清明警醒之人呢。而孟德斯鸠不愿同流合污，他要走的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启蒙先知所谓旧营垒中杀出的播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路。

巴黎高等法院布罗斯庭长并不是一位不学无术贵族纨绔子弟，他是个“学问高深细腻，不太会一本正经的人”除了每周六次庭审外，还研究古物、历史、语言、地理。从事出版工作。和孟德斯鸠一样，他是法国学士院院士。他对王权的态度十分严肃，他对于国王的诤谏书勇敢大胆，他为人勤勉博学，而且是个开心逗乐的高手。可见他并非是一个庸官和昏官而是帝国的精英。他的思维中总能迸发出火花，辛辣的玩笑连绵不绝。这样的法官也只能在游戏人生的状态中混迹官场打发人生，多半也是面对腐败堕落的现状丧失了信心，又没有和旧制度决裂的勇气，归根结底是不愿放弃穿袍贵族的特权。只能从腐败的路易十五朝娱乐到逐渐消亡的路易十六朝，在醉生梦死中消遣着享受着人生，官场中这样悟透世事又难以和旧体制切割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精明人、两面人不是比比皆是吗？

在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日子里，欧美的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了集体的反思，一些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法国学者雅克·索雷的《拷问法国大革命》明确对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属性提出质疑，在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想是否能渗入法国人之中提出了疑问。他认为，18世纪初启蒙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

（见【法】雅克·索雷著、王晨译《拷问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第一版第20页）

这和孟德斯鸠所存在的环境有关，作为法院能够通过各种诉讼接触到民间的疾苦，而其哲学和法学来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的哲学和城邦共和民主制度，而其贵族身份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雄厚的交易资源，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其中的开明者总是最先开始对帝国面临的问题开始进行思考的人。他们对于上流社会生活奢侈糜烂耳濡目染，可谓下接地气，上览天庭，游弋其中，自然对于上层腐败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加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孕育的人文主义情怀，容易激起对于严峻现实和政治制度的反思。而贵族身份又可以通过上下之间的比较，而深刻认识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王权的虚伪性，王权的堕落就是政治体制的腐败，政治的专权意味着可以对社会经济财富的攫取和人权的肆意践踏，而这一切都是从司法体制失去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开始的。

孟德斯鸠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法院现状极为不满，他认为在王权钳制下，法院是软弱无力的，如同专门供人践踏的废墟。除了审理讼事，别的就不闻不问了，他哀叹法院这样一类巨大的团体也难逃人间事物的的命运。

看来在当时法国的司法制度虽然在王权的碾压下，生存空间有限，作为不大，但是古罗马的司法传统还是有相当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更多体现的是法律人的良知，良知体现在敢于揭露王朝腐败的现实足可以戳穿许多指鹿为马的谎言，使皇帝的新衣剥落，露出赤裸裸臃肿腐败丑陋的躯体。虽然帝国的书报刊审查制度，希望将帝国的疽痈掩饰成鲜花，但是默写的谎言总是很难掩盖血写的事实，王朝在谎言中的麻痹中一天天满足，也就意味着一天天堕落，终究辉煌的殿堂在基础的朽烂中轰然倒塌。如果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披露的是冷酷的现实。而后来《论法的精神》则是对权力进行制约，保障公民自由平等权力的理性思索，则是冲破封建帝王专制体制及贵族特权，解放民众思想的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