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伊萍: 暴政下的依法治国必成恶法治国

据说中共近年来下决心要依法治国了，专制之下也可以建立法治的说法在中国人里曾经颇有市场，不少人以新加坡为例，这其实是对新加坡法治的极大误解。事实上，新加坡是先有法治，先有民主自由，李光耀是在民主法治的政体下成为新加坡首脑后，才将新加坡变成了专制国家，所以法治在前，专制在后，新加坡之例根本不能作为专制之下也能建立法治体系的证明。新加坡法治与香港法治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留给殖民地人民的遗产，这些法治之所以成功，之所以有益于人民，是因为它们是间接民主的产物，殖民者英国在自家本土实行的是民主自由政体，而英国输出给殖民地的法治体系完全照搬了英国国内的法治体系，所以，新加坡和香港的法治虽然不是当地民主自由的结果，但实际上仍然是民主的产物，只不过是一种间接民主，殖民地人民间接地享受到了民主的益处。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羡慕新加坡和香港的依法治国，希望在中国也能实现依法治国，在这种羡慕和期望的背后，人们其实在心里不知不觉地做了一种假设，那就是，这个用来做治国依据的“法”是合乎人性的法律，是讲道理的法律，是良法。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解释“法治”与“法制”的不同，如果仅仅从中文字面上看，用这两个词来区别两种不同的依法治国很容易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我今天来提出一个更让人一目了然的说法，那就是依法治国有两种，一种是良法治国，另一种是恶法治国。只有民主自由政体下的法治，才能保证良法治国，专制制度下的法治，有可能变成恶法治国，而暴政统治下的法治，则必然是恶法治国。因为依法治国，首先要有人来建立法律，在执行法律过程中，还要有人来解释法律。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靠讲理靠公开自己过去一贯的表现来赢得人民的选票。通过选举来产生制法者和执法者，只是保证良法的第一步，仅仅依靠选举，并不能保证一定杜绝恶法，因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人民选出来的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也有可能会犯错误。在民主自由政体下，一旦出现恶法，人民可以公开批评，可以重新选举，所以，民主自由制度下的法治至少有双重的保护，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恶法的产生。在枪杆子打出来的暴政统治之下，政府依靠枪杆子掌控一切，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定义法律解释法律，因此恶法丛生，人民根本没辙。比如，在中共统治之下，法律完全掌握在党的手里，它可以任意规定任意解释什么是国家机密。它可以定出将“七不讲”说成是国家机密的这种恶法；可以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安全定义为国家安全，把凡是影响到中共掌控权力的言行都算到影响国家安全的言行范围之内，给人判罪；它还可以将律师以法律来维护人民利益的行为定义为寻衅滋事和扰乱社会秩序，等等，从刘晓波案到许志永案，浦志强案，再到今天的高瑜案，中共暴政下的恶法之例比比皆是。

前面说到，专制下的法治，有可能变成恶法治国，这里再拿新加坡做例子。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上台后，将新加坡变成了专制国家，人民不能自由批评政府。但对新加坡人来讲幸运的是，李光耀是个有一定是非判断能力和有相当管理才华的人，他没有在自己专制后将新加坡变成一个完全靠暴力来维持自己权力的国家，仍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良好的法治制度。总体来讲，李光耀专制下的法治，基本上还算是良法治国，虽然时不时也会有个别恶法的例子，比如最近就有报道一位新加坡青年因为批评李光耀而被捕，但比起暴政来，仍然是小巫，据说李光耀执政时期没有对反对者进行过肉体迫害，也没有人被杀害，最坏的命运是被流放国外。专制统治下的法治，到底是良法治国，还是恶法治国，完全看运气，正好撞上一个明君，就可能基本上还算是良法治国，如果运气不好，撞上一个恶君，那么，英国人给的法律再好，在恶君的专制统治下，也有可能变成恶法治国。以香港为例，在中共长期统治之下，随着时光的推进和中共势力的渗透，原来英国人建立的良法治国，就有渐渐蜕变成恶法治国的可能。新加坡的成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中彩的特色，可以说是正好撞在李光耀本质上不是个坏人的这个大运上了。说实话，虽然新加坡有英国殖民史打下的良好体制基础，虽然李光耀崛起靠的是民主自由，等等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但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一个本来看上去不错的人，当他手中有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后，会变成怎样的人，外人很难预料，而且选举时，人民还有可能看错人。李光耀正好是个不太坏的明君，实在是上帝给新加坡人的好运。所以，就算忽略英国殖民给新加坡打下的基础，就算把国家大小放到一边不讲，中国要学新加坡，仍然非常可笑，就好像有人靠中奖发了财，中国人赶紧研究模仿他的所作所为，期望自己也能发财一样，不明白中国人中彩的几率可以说几乎是近于零。

发表于 2015 年 04 月 22 日 由 杭州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