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芦念动“南无拔桩真经”，戳破一钱不值的神话，告诉大家：论治国，毛不但不是拜毛教徒歌颂的“天才”，反而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惊天动地的白痴。
“皇上其实一丝不挂”这话一出口，顿时群情汹汹，斥“姚文元”者有之，骂“小资狂热性”者有之，似乎“姚文元”乃是国民党特务，而不是我党杰出的文化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兼心腹打手。如此卫毛，实在让人笑脱槽牙。
毛主席的红小兵的一片卫主之心可感，只怕连许多痛恨老毛的人，乍闻我这事实陈述，恐怕也要觉得我说得过了份。这一点都不奇怪，崇拜权势乃是人性的共同弱点：既然是白痴，岂能盘踞大位几达三十年？一个白痴竟然能任意宰割６－８亿人民如此之久，这人民是不是也实在太窝囊了些？
问题是，我这话无论再怎么难听，毕竟是事实，您喜欢是那样，不喜欢也是那样，根本就无法否定。毛共当国近３０年，举凡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上风之时，就是全国“痞子愚昧狂热性”大发作之日（ＢＴＷ，本人从未见过“小资狂热性”，只见过痞子愚昧狂热性大发作）：
历史上也就只有过那么一位万乘之主，教农民如何种地，教工人如何做工，教科学家怎么研究，教大学教授怎么施教，亲手颁布“八字宪法”和“鞍钢宪法”，规定全国农村无论局部条件如何，一律深耕一米，每亩施万斤肥，放高产卫星一直放到“亩产４０万斤粮”；担忧“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在号召人民“鼓起干劲高产，放开肚皮吃饭”，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同时，酝酿给全国农民放一年假；号召开展“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管是在山区还是平原，实行全国农村“车子化”（即手推车化）、“滚珠轴承化”；命令全国各行各业停下自己的生计，去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甚至农具统统砸了，塞进后院搭起来的“土高炉”，炼出无法处理的大量废物，只好抛到荒郊去，一直到６０年代后期尚未彻底烂光；号召全民上阵“除四害”，专和麻雀过不去；推出“外行必须而且可以领导内行”的国策；在大跃进中首次实行“教育革命”，让学生编写教材，自行决定自己应该学什么；在文革后再度推行“教育革命”，把全国知识青年流放到农村去，以手上茧子的丰厚度作为官定录取标准，从文盲里招收“大学生”，实行“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不许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废除医院各科分工甚至医护分工，让护士去主刀作手术，不许医护人员戴口罩，以针灸治疗近视眼、聋哑人，让“治好了”的聋哑人唱《东方红》，喊“毛主席万岁”，并把那鬼哭狼嚎拍成电影，在全国郑而重之地放映；以头发长度和裤腿宽度作为“革命化”的简易标准，羞辱留长发、穿细裤脚的“堕落分子”；在全国实行“红海洋”，甚至一度准备改换红绿灯的涵义；违反最起码的经济常识，废除社会分工，走反动的“五七道路”，实行企业办社会，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个企业之中，哪怕小工厂都得办农场；以战备为由，把设备最精良的工厂迁到交通不便的万山丛中，让它们彻底丧失经济价值；号召“人定胜天”，以致军垦兵团战士们在台风袭击海面时，竟然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行了，我要再写下去，这文章就没完了，当真是罄南山之竹，书蠢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愚难尽。敢问红卫兵们，上面说的有哪一桩不是事实？又有哪一件是我捏造出来的？又或许，这只是个别事实，不是流行全国的普遍实践，我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蠢事，只要干出一件来，就足以腾笑千古了，伟大领袖却终生乐此不疲，干了一桩又一桩，难道还不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白痴？请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可曾有过哪个君主干过这种蠢事？
同志们要是觉得我夸张，这就请举出一个先例来，行不行？我也知道，要达到伟大领袖的超高标准绝无可能，所以，我这里不妨放诸位一万马，大家只需举出一例来就行了，如何？要是您举不出先例来，那就算我真是狂热的妖魔鬼怪、充满深仇大恨的牛鬼蛇神，仍然无从洗去毛的惊天动地的愚蠢，是不是？
所以，不管您胃口如何，倘敢尊重事实，就不能不痛苦地接受我那颠扑不破的结论。这就是谈政治的痛苦。早在６年前我下海第一篇文字中就说过了，社会科学之所以难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涉及人的利益和感情。
如果诸位有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胆量，就该看到，需要讨论的不是“毛乃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白痴”这个众所周知、不容置疑、颠扑不破的铁的事实，而是这种白痴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这过程很复杂，老芦才疏学浅，苦思几十年，至今也才略窥门径，这里抛砖引玉，与诸位分享我的一得之见，就正于大方之家。
第一个原因我早说了，乃是毛的知识智力结构极度畸形。
论天分，毛应该属于相当高的同志，他的致命弱点不是先天智障而是后天教育造成的。
此人虽然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但整个知识结构极度陈旧落伍，完全脱离了时代，不仅没有接受过自然科学常识教育，而且彻底缺乏现代常识特别是世界知识。唯一感兴趣并能看懂的就是线装书。虽然生在现代，却日日神游于远古，所以才会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莫名其妙地印发枚乘的《七发》，号召党员攻读明史，学习《海瑞传》，在文革期间莫名其妙地“评法批儒”，晚年还念念不忘跟现实八万杆子打不着的“二王八司马”，并专门指定特印了一批大字本的散发着霉味的古文古诗供其揣摩吟诵。
因此，就知识结构来说，此人和千年前的古人毫无区别，由此形成的知识结构，对夺取政权和权力斗争非常有用。我早在《再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中讲过了，２４史乃是集两千年一切阴谋诡计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唯一作用就是让人获得“将将之才”那种“万人敌”功夫，也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控制人。正因为毛日夜耽溺于此中，他才会成为古往今来第一权谋大师，控制人的本事到了炉火纯青、无以复加的大师水平。
但不幸的是毛生错了时代，如果早生几百年，则他或许能成为明君，可要建立并治理一个现代国家，更怀着改造社会，赶上西方先进水平的勃勃野心，则如此畸形陈腐的知识结构，就绝对只能引导全国从灾难走向灾难。
早说过了，如果毛有点初中文化，知道点起码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知识，就绝对不会相信“高产卫星”的疯话。我已经在旧作《也谈像狗一样跟着外国人走》中应用初二物理学的比重知识，算出亩产３０万斤蔬菜是何等的笑话。类似地，如果他知道点初三的化学知识，就决不会发动全民大建连钢铁的熔点都达不到的“土高炉”。
其实毛自己也曾犯过嘀咕。据李志绥大夫回忆，他曾多次自言自语：如果土法炼钢有效，那西方为何还要建大钢厂？那些人又不是傻子，是不是？这段证词我觉得非常可信，因为那并不能达到抹黑毛的政治目的。因此，不难想见，如果毛有点现代科学常识，就绝不至于干出千古第一蠢事来。他这么乱干一气不要紧，可害惨了那些立志洗白煤炭、硬要把白痴说成是天才的当代红卫兵：）
可惜毛从来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干出这种千古蠢事之后，他还看不到自己的视野完全是残缺扭曲的，依然没有悟出学习现代知识的必要，反而越发钻进故纸堆里去，越老越甚。他连唯物主义的起码命题都忘却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古书里是绝对找不到建设现代社会（也就是西化了的社会----哪怕是光在物质上西化也罢）的灵感的。
正因为毛毫无现代知识，所以他才会热衷于用《老子》描述过的“桃花源”一类蓝本，去人为消灭从低等马列教科书中生吞活剥得来的“三大差别”，推行一系列取消社会分工的反动措施，在５８年首次尝试“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并举”失败之后，在文革中再度实行“五七道路”，人为破坏生产力，把企业办成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毫无经济效益的小社会。他也才会终生仇恨商业，决不“言利”，千方百计杜绝人民发财的可能，甚至连神农伏羲之世就有的“鸡屁股银行”都不放过，要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中国历史上还从未出过连农民养多少鸡猪都要管的皇帝。在这点上，他非常像前驱朱元璋，不过远远过之而无不及。朱只是限制农民迁移，并规定集市日期，并不曾亲劳圣躬，操心到农民的鸡屁股能下几个蛋上去。
第二个原因乃是毛的性格缺陷，决定了他乃是夺权天才，但治国一定昏天黑地。
我在《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军事家》一文中，比较了毛泽东和先总统蒋公的性格，指出两人的秉性恰好相反，毛有军事才能特别是造反作乱的本事，但毫无治国才能，而蒋恰好相反，长于治国，短于用兵特别是平叛。我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两人的个性不同决定的。
其实老蒋也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他治理国家的才能不容否认。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间，是国府所谓“十年建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见到的高增长黄金岁月。国府只控制了江南一隅，内战无日无之，饶是如此，那１０年全国的经济成长率竟然一直在８％左右，使得中国迅速获得了一点点现代工业底子。国府迁台后，花了２０年左右的光阴，资源贫乏的台湾就变成了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蒋氏父子的治国长才，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不能不否认。
我个人认为，蒋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最主要的当然是他全面秉承了儒家学者治国的传统，延请海龟内行们从政，规划国家建设。另一点也是他的个性决定的，此人生活非常刻板规律，信奉王阳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律己甚严，僵硬呆板到拘泥的地步，黎明即起，夙兴夜寐，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只喝白开水，连软饮料都不用。这种人办事一定谨小慎微，非考虑周到不敢动手，乃是所谓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这种人当国，绝对不敢用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作赌注，只会按部就班照规矩来。因此，他没有能力激发出草根百姓的“痞子狂热性”，让人民满腔热血顿时沸腾，一轰而起，大干快上，但也因此失去了高效摧毁国计民生的毛式个人能力。正如５０年代苏联外贸总管科瓦利所说的，经济建设只能按部就班，绝不能搞大跃进。
毛则是天生的叛逆性格，藐视世上一切规矩，不但起居毫无规律，就连为大风袭击的海面他也要跳进去，与大自然搏斗一番，十足的“老子不信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而野有饿殍。这种“不信邪（＝不相信客观规律）”就此成了党风，这才会有牛田洋无数军垦战士舍身护堤的英雄蠢举，才会有王铁人“我不相信石油就只会埋在外国”的豪言壮语，也才会有张玉凤公开质疑李大夫的利尿剂药效，并推荐万能的葡萄糖点滴的咄咄怪事。
就是这种性格决定了毛只喜欢千军万马的大场面，毫无兴趣效法文吏，坐在书房里认真攻读经济学常识，研究分析枯燥无味的经济数字，论证各个项目的经济效益与可行性。那和他的革命家的叛逆本性格格不入，毛根本就不可能改造自己去将就那个新角色。
苏联专家Klochko曾参加了１９５８年修建１３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他在回忆录里将那工程称之为白痴行为，说那是“为省一寸布，撕破一条裤”（原话当然不是如此，我把他使用的英语成语中国化了一下）的false economy。他说，其实只需使用两三百个熟练工人，使用挖掘机器和卡车，就能比那成千上万的“义务劳动者”干得更快也更省，后者必须由国家提供免费运输和食宿达好几星期，更不用说那些“义务劳动者”扔下本职工作造成的经济损失了。
这位苏联专家毕竟是走马观花，还不知道在“大跃进”期间，在许多地方修建了根本没有水源的空水库的蠢事。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那种千军万马的大场面是毛喜闻乐见的，这种天生的革命领袖，如果见不到那种热火朝天的大场面就会如有所失，郁郁而终。
但在执政前夕，毛毕竟还是意识到必须完成角色转换。在党的７届２中全会上，毛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很快就要闲下来了，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在首次访苏期间，他也坦率对斯大林承认了自己对怎么治国一窍不通。师哲还在回忆录里承认，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苏联某部长跟他们开课，讲述如何制定经济计划并维持经济成长的平衡，中共高干学生们如闻天书，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这就是毛为何在掌权后要实行“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可惜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从此解放了他的思想。他惊喜地发现，原来教主兼上帝也会错，苏联模式同样有问题，用不着自己去按部就班地学习先进经验，大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踢开师父闹革命，以自己熟悉的那一套人民战争去搞经济建设，这才导致了５８年那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系列白痴行为出台。
第三个原因是，毛没有能力超越自己，终生无法突破战争期间获得的经验。
这里面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毛从自身经历中信奉了“拜民教”，真心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胡话。用当今网上流行的时髦不通话语来说，他是个十足的“民粹主义者”。
毛共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兼并天下，的确是个奇迹，而这奇迹乃是我党发动组织群众集体创造出来的。毛亲身经历了这一奇迹，由此便认定群众有所谓“集体智慧”，只要把这种集体智慧解放出来，就一定能在经济建设里也创造出同样奇迹来，根本也就用不着去学苏联那一套刻板的计划经济管理。
可惜毛连两千年前的古人贾谊都不如，不知道取天下和治天下需要的是不同的智能，前者是破坏与毁灭，后者是建设与创造，完全是本质不同的活动。暴民在砸烂旧世界中或许能创造奇迹，但绝不会如毛所期那样，同样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自人类有了社会分工之后，文明从来是精英而不是大众创造的。指望砸烂旧世界的高手们去创造新的第一流文明，无异于指望打人的拳头代替大脑去作诗。“群众性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丰硕成果，便是“装帆大车”一类笑话，以及把风箱放在田埂上鼓风，防止从多块田里移植到一块田的超高“密植”的稻子因通风不良而腐烂。
这就是毛对亩产万斤粮、土法炼钢等笑话信之不疑，并向全国推广的原因。在他看来，那是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当然不会错，卑贱者最聪明，岂会干出蠢事来？
第四个原因则是毛终生不懂“客观规律”是怎么回事，以为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之分。
看过电影《决裂》的老帮菜，想来都该记得上面那个“马尾巴的功能”的“笑话”。某教授在农业大学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就此犯了大罪，因为江南没什么马，只有水牛，他的教授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据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可不是那电影虚构出来的，而是５８年“教育革命”的普遍实践。
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位苏联专家Klochko曾经在云南指导工作。他到云南大学去视察，见到一幅奇景，翻译如下：
【大约１５个学生围着一张堆满了书籍纸张的大圆桌而坐，激烈地争论什么问题。
“他们在干什么？”我问道。
“编写有机化学教材。”
“他们是什么人？教师？研究生？”
“不，他们只是二年级学生，刚开始学习有机化学。他们一边编写教材，一边学习这门学科。”
“为什么？难道没有中文的有机化学教科书？”
“有一本，是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编写的，但那书不适合我们的需要。学生们使用这书，不过正在把它改编得适合于云南的情形。”
“难道有机化学的规律在北京和在云南竟然不同么？”我问道。
我没有听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类似地，作者还回忆了某个大学只教授几种元素，因为当地只发现那几种元素，所以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学习其他元素性质的必要。
这例子最典型地说明了毛坐井观天的视野缺损。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他本人扬名立万，就全靠“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他自己首先提出的主张，后来又在党的七大改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在这个极度缺乏科学常识的同志看来，马列主义既然是客观规律，有所谓“普遍真理”与“具体原则”之分，当然自然科学规律也就有“普遍规律”和“局部规律”之别。
毛不知道，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经验，其实只证明了马列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规律，根本就不满足“必然性”与“普适性”这两条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他使用的乃是从苏联传进来的颠覆政权的最有效发明，结合了中国历代农民造反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鬼相干？如果某种“科学”竟然在苏联和在中国不同，那只能证明它是法轮功一类妖法，与科学毫无关系。
我想，这就是毛丝毫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的基本原因。他那种什么都要反叛的性格，根本就无法容纳进科学僵死的框框里去。他不但不屑于钻那些框框，而且因为自身的成功经验认定那框框是可以打破的，而随心所欲地打破那些框框，就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
最后一个原因是，毛因为微时被主流知识分子歧视或无视，终生对知识分子怀有猜忌复仇心理。
这就是他为何放着国内的专家学者不用，用重金聘请大量苏联专家，甚至不惜向他们授予治外法权，并以“反苏”之类的叛国罪名去惩治胆敢质疑或与这些专家冲突的国内学者专家，哪怕他请来的专家有相当比例是废物也如此。这还不能光用“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殖民地奴性心理解释。在他看来，苏联专家和国内的不同，乃是政治上可靠的无产阶级专家，重用那些高等公民，不会让他在子民面前丢了脸。
可惜国内知识分子不明白他那个自卑情结，偏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在“大鸣大放”期间居然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刺痛了毛最不能碰的地方。根据李志绥大夫的证词，这些实话触动了毛根深蒂固的paranoia，让他就此认定那些“右派分子”乃是想篡夺权力。其实人家不过是希望泥腿子大老粗们不要瞎指挥，胡乱干预科研教育领域里的事罢了，哪会想到什么篡党夺权上头去？
毛因此发动了旨在摧残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最顶尖的精华的反右斗争。从此之后，万籁俱寂，再也没人敢说三道四了，于是毛的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就此成为国策而一泻千里，直到饿死据说是三千万人之后才稍有收敛。但刘邓的救灾措施又引起毛的嫉恨，引发文革，使得人民再度陷入白痴一人发作的大疯狂之中，一直要到死，病才能断根，但全党全民也让他折腾得气息奄奄了。
今天我党当然不再是那泥腿子大老粗痞子党，已经初步士绅化了，正在向当年的国民党靠拢，这就是我为何坚决拥护我党领导，反对伪民运那些新时代毛共泥腿子。但上面总结的这些历史教训，我觉得仍有现实意义。起码，它可以向那些至今耽溺于线装书的政治家们敲响警钟。我愿意在此再度重复一遍：如果您立志从政，最好不要看线装书，把它们留给书斋里的书呆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