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知青点

作者:lixixing  于 2009-1-26 17:5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文革与下乡|通用分类:其它日志|已有16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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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我太太帮我在倍可亲设立博客。她把我在去年春节期间,到我原插队的山村时所拍的照片贴在网上。不久,我把照片删减至八幅,并加上简单的说明。今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特贴出我首篇博客文章“重游知青点”,以享网友。

2009年元月26日于奥克兰 

 

重游知青点

 

前年秋冬之际,我回中国探亲。出国十多年了,难得回趟国和亲友重聚。先在上海北京两地待了一段时间,去年春节之前回到故乡。春节过后,弟弟建议我抽时间,到原来插队的农村去看看。

    四十年前,我和同校的革命战友,离开省城,到秦岭山区插队。

之后,我忙于转队,招工,上大学,考研究生,毕业后搞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最后走出国门,一直没有机会到插队的地方去看看。

我插队期间,曾带弟弟到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村里有个小女孩燕娃,天天都来找我弟弟玩。春节期间,我和几位共同插过队的知青聚会。饭桌上给现家在宝鸡的燕娃打电话。没想到时隔四十年了,燕娃还能记起我弟弟的名字。由此更加坚定了我重游知青点的决心。

我是1968年冬天下乡的。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没有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指示。我下乡后不到一个月,老人家的这条指示就下来了,立即掀起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

我插队的凤县县城叫双石铺。那时从省城乘火车到那里,要花近十个小时。据传说那里曾是,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路线中,马谡失街亭的地方。

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有幸被遴选为省政协委员,曾随政协考察团到凤县考察过。考察时我才知道,该地在抗战时期,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基地之一。当年的工合运动,成为中国西部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县里新设了一个路易·艾黎工合运动纪念馆。当我在馆里参观时,怎么能想得到,我日后竟然会移居到新西兰去。

 

196811月下旬起,我所在的中学有二百多名老三届学生,陆续到在该县插队。全部安置在距县城60里远的先锋公社,分在四个生产大队。我和六七十名知青,在距公社四五十里的东风大队插队。我所在的二队知青最多,二十人,其中五个女生。生产队管知青生活的副队长庞叔是河南人,到山区当上门女婿。燕娃就是他们家的小女儿。当时,庞叔是生产队里唯一拥有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人。他还在大队部经营一个小卖部。燕娃的姐姐是生产队会计张哥的妻子。当时女方只有十四五岁,不够法定结婚年龄。但是山里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只要男女双方及其家庭同意,邀请同村亲邻聚餐,举办婚礼即可。张哥是队里文化程度最好的年轻人。他是岐山人,随其父亲移居山区。我和张哥很有交情。我们知青们都把他父亲叫张伯。张伯鳏居,想和同队的一个中年妇女结合。可是,因为她是地主的遗孀,未能如愿。在文革中,老贫农娶地主婆为妻,可是犯忌讳的事。地主婆有个女儿,才十三四岁,嫁给生产队保管员刘哥。他们和张哥夫妇一样,都是女方不够法定结婚年龄的“非法”同居家庭。

生产队长老谢也是岐山人,到山区当上门女婿。山里保存着女性当家的母系制度残余。老谢的岳母姓董,岳父姓郭,上门后改名叫董郭全。老谢会杀猪,常邀我随他一起去做杀猪的帮手,可使我享用一顿猪肉大餐。我们有时候说笑,问老谢为什么从岐山来山区当上门女婿。他说是:“球硬得没法!”

队里的记工员老王是个驼背。村里人传言,他的前妻是被他杀死的。我们知青刚来不久,老王一天夜里找我,说是向我汇报思想。说别人都冤枉他杀过人,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他的前妻是得病死的。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他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话。后来才知道,当时队里许多社员,都把知青看作是省城来的工作组,敬畏不已。老王虽然已经再婚,仍然和前妻的母亲一起过活。老太太精神上有点不正常,动不动就脱口喊道:“想打就打么,想杀就杀么!”我想,这可能是老王的前妻生前,和丈夫吵嘴打架时的口头语。老太太疼惜女儿早逝,就常常念叨这话。这怕是村民们猜测老王杀死前妻的唯一证据。

生产大队的郭大队长虎背熊腰,力大无穷。据说他能背240斤木炭,翻山越岭,夜行百里。我们插队时,他正被当作村里的走资派,遭到批斗。批斗归批斗,村里还是有很多人同情他。有次开完批斗会,老谢请我到他家吃肉。

按:山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如果人口又多,每年冬季都杀两头猪,把猪肉挂在屋里房梁之上。受烧炕烟火的自然熏烤,可以保存一年以上。村民日常生活清苦,都是苞米粥饭就自家腌得酸菜。富裕的家庭每隔一个月左右,就舂稻米,煮肉,打一次牙祭。煮肉往往是炖一大锅,内加豆腐、粉条、萝卜、青菜以及山药、当参等根茎类药材。由于这顿饭肉的分量很大,所以村民们称之为吃肉。

我到了老谢家,受到他岳母董婆婆非常热情地招待。董婆婆家规森严,请客吃饭时,妇女小孩(老谢有三个女儿)不准上桌,她们都端着个碗,围着炕火吃饭。在小桌旁吃饭的只有四个人,老谢和他岳父郭老汉,我,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批斗的郭大队长。董婆婆给郭大队长和我敬宝成牌香烟。这种烟当时一毛九分一盒,是省城里最为常见的廉价烟。而村民们抽烟,都是抽自家种的兰花烟。能花钱买香烟敬客,是村民家里待客的极大礼遇。老谢和郭老汉仍然用烟袋锅抽各自的兰花烟。

饭菜很简单,除了香喷喷的大盆炖肉和新舂的稻米饭外,还有几样自家腌制的酸菜,以及廉价的散装白酒。郭老汉在董婆婆家的地位,就像个老长工,很少见他说话。他是个有些粗笨手艺的木匠,会制作和修理农具。在饭桌上,他只是对客人笑着说:“莫客气,多吃些!”郭大队长只是笑着和我打招呼,什么话都不说。

郭大队长和老谢都是山村里干农活的好手。当时中国搞文化革命是第一位的,农村里具有领导生产的生产队干部,往往被列为走资派。然而时间一长,村民的阶级斗争热情就没那么高了。这时,省城的知青来了。例如在我们二队,村里的强壮男劳力不到十个人。而知青一下子就来了二十个,个个都有文化。这不能不引大队干部和村民的注意。每次开斗争会,村党支部都非常重视利用这批知青。我下乡前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一点,当地的县、公社和大队三级领导机构都是知道的,都想利用我帮他们做点工作。经过二三年省城“文革”的反反复复,我也变得成熟了。那时我就不相信,在这么穷的一个山村,会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村里开批评会,我从不发言。学习时表态也很低调,只强调向贫下中农学习。也正因为如此,村里这些挨批的干部愿意和我接触。

大队党支部朱书记的弟弟是个傻子(在山区,由于性生活的不科学和近亲通婚,生下许多智力不健全的低能儿,被称为老实人)。他有一次在放牛时,不慎引起森林大火,给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不但没有人追究傻子及其家人的责任,竟然连一句批评的话,都不曾听到。说起失火的事,使我想起来副大队长老熊。在我们下乡期间,老熊家也曾不慎失火。村里人却说,老熊家因祸得福,因家里失火而发财。他家里本来就穷得叮当响,满屋里除了破破烂烂,啥值钱东西都没有。他的旧宅被烧后,全大队集体动员,无偿支援,为他盖一个更大更好的新宅。其他的损失,如家具、衣物、食品等,均获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新补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老熊家里,倒是得到充分的体现。

朱支书的女婿很爱话说。在学习或开批评会发言时,他常常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不行。”文革期间,说话、发言引用毛语录,最为时尚。山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凡是他们认可的好话,就误认为毛语录。说这种话的人是没有文化,听的人也无心追究这话毛主席说过没有。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就创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毛语录来。

由于当地交通闭塞,生活水准很低。许多人因缺乏营养而患病,其中以大脖子病(因缺碘而致)最为常见。我记得有个女同学,来东风大队转一圈。说整个一条山沟,见不到一个长的像样儿的人。其实,山里有很多英俊漂亮的年轻人。郭大队长的儿子启友,是全大队最英俊的年轻人。他的妻子青娥,也是全大队数一数二的美人。二人真是一对璧人。一队的小姑娘杨秀儿,才十三四岁,非常漂亮。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真够得上明星级的水平了。真是山里出凤凰。

 

经过和省城的亲友们多次酝酿,我们定于在三月上旬的一天,前去我插队的知青点看看。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宝鸡的燕娃打长途电话,得知她姐夫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接着把电话打到张哥家里,告诉他,我将要去村里拜访他们。张哥听到我的电话,惊喜不已。我也想不到,那么偏僻的山村,如今也通了电话。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弟弟去换了一辆US军用Commander吉普车,并叫上我妹夫陪着我一起去。我们一行五人,还有两个曾和我一起插队的老同学,建军和鸭子。建军和我,从小同住在一条巷子里。我们俩小学、中学同校同班,文革中曾在同一个造反组织,下乡又同赴一处插队,真可谓是风雨同舟的发小。他现已退休。退休前他开了一辈子车,曾经开着车去过我们知青点一趟。鸭子家是从南方迁来的,他中学时才转学到我们班上。当时我班同学认为,南方人就是上海人。上海人说话“呱呱呱”的,就称之为上海鸭子。有建军认路,我弟弟开着吉普车,一路顺风地驶过宝鸡、秦岭。我们在凤州吃午饭,稍事休息。饭后经双石铺,翻过酒奠梁到留凤关。到了三岔镇(即文革时的先锋公社),路况仍佳,水泥路直通当年插队的三官殿村(东风大队)。下午三点抵达,见到张哥及其妻女。

张哥家的老屋已改作厨房。当年我们插队时,这所老屋是生产队开会的场所。

 

那时我们生产队里开会,男男女女十几个人,聚在在张伯屋里,炕上和炕火周围,挤得满满的。通常是张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报,知青来后,有时也帮忙代劳。而张伯是会议上最能发言的人,往往是他主导者会议的话题。当然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有次张伯抓住老王记工分上的疏漏,大骂一通,引起与会者的哄堂大笑。谁也记不得今天到底学习些什么。

张伯是队里的饲养员之一。我们队人口不多,牛却不少。有五六个老年社员专职看牛,每人看七八头牛。这些牛用来犁地的并不多,卖给山外作为队里收入的机会也很少。而且村民们迷信,忌讳吃牛肉。所以这些牛老爷们,在社会主义的新山村,倒是安享生态环保之清福。不过牛是自然放养,饲料免费,倒是为队里生产出大量的粪肥。当然除牛圈的活是另外安排人干的。

饲养员是三级劳力。但他们在放牛的同时,可以做砍柴,挖药材,编背篼等活路。实际利益比常年出勤的一级劳力还要多。张伯非常看得起我,常常无偿地帮我点儿小忙。如帮我在山里找根好铁锨把子,或斧头把子等等。他不会编背篼,但身为会记的老爸,说话却很有面子。我用的背篼,有大有小,都是他出面请其他社员帮我编的。这些小事,对于我尽快适应当地生活和劳动帮助不小。

那时队里劳力档次分为三级。一级10分,二级9分,三级8分。那时队里除了老谢、张哥、刘哥、老王外,大概只有喜顺儿(一个与张、刘年龄相仿的孤儿)和老阮等极少的男社员被评为一级劳力。老阮的岳父富农老汉,干活是一把好手,绝对够一级劳力。但是因成分问题,只能评为二级。我们队唯一的地主董学品,身材高大,干活却不卖力。他儿子身材矮小,智力和力气都不小。但父子倆都只能和男社员中体力较弱的和半大小伙一样,评为三级劳力。

地主儿媳妇,高挑个头,身材匀称丰满,脸盘子也很靓丽。全队社员公认,她是女劳力中最强的,干活比许多男劳力都强得多。然而队里的女劳力都是三级,她又是地主家的人,当然也只能屈居三级了。地主儿媳除了劳动强,生育能力在全村也是首屈一指(按:那时中国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她经常是背上背着一个,身后跟着一群。不过她那些孩子,却明显不全是丈夫的种。听村里人说,她和生产队干部人人有染。不过知青在村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把这事当面说破,或某个队干部的老婆为此争风吃醋吵闹,或地主儿媳和丈夫为此而口角等等。据说这山里人,把婚外性生活视为一种娱乐,绝对没有丝毫卖淫的意味。某人不论男女,能和许多异性交际,是件荣耀的事。可以看的出来,队干部们都很买地主儿媳的面子。她家在队里分粮食分钱都吃不了亏。她实际上是地主一家的生活支柱。知青背地里都把地主儿媳叫妇女队长。

我们知青,只有我一人被评为一级劳力。除了我在劳动上确实不落人后外,也含有社员对我个人敬重的原因。其他男生二级三级不等,女生和村里妇女一样,都是三级劳力。当时的工分价值很低。记得我们知青参与的第一次分红,每个劳动日(10分工)才合人民币8分钱。所以劳力级别的荣誉性比经济价值更为重要。而家庭劳力多,出勤多就显得更为重要。

 

张哥在老屋右侧加盖新屋,新屋前面的院子及院子里的另一处房屋,是他女儿家。张哥陪我们拜访其岳父庞叔。庞叔和老伴儿均年过八十,但身体很好。其子水儿也已五十四岁。庞家的老屋是我插队时该村少见的石基房屋。现在仍然很坚固。旁边加盖的四间平房,是他儿子水儿的。水儿的妻子娶自留坝。张哥今年六十一岁,已经从村长职位退下来。他陪我们去拜访现在的村长兼支书富成。

我插队那年,富成他才七八岁,是个娃娃伙。他祖父成分是富农,老实巴交,很能干。村里开批判会,常被拉来陪斗。他母亲是个老实人(有智力障碍)。他父亲老阮却出身贫农,到富农家上门作女婿。老阮是我们队少有的壮劳力之一,而且勤勉过人。每次开会,他都不停地用一种简易的旋转工具搓毛线,用来给全家人织毛袜子。老阮生育四子,富成是老大。现在兄弟四人均已成家,都很聪明精干。富成的三弟现在是张哥的女婿。四弟根成经营村里的小卖部。富成家除了将其祖父的老屋改建为新式建筑之外,还在右翼盖起一座五间阔的二层楼(这是现在全村里唯一壮观的建筑),左翼盖了四间平房。

在富成家,我们对山村在生活方面的变化,非常感慨。最显著的是,有自来水,有电,电话通了,道路好了,富裕点儿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富成还问起当年插队时,我们掀起的“知青集体要求重新安排插队地点”的抗争事件。我将某些内情简单地对富成和张哥解释了一下。这件事,在当地村民心目中,已经有了传奇的色彩。我的知青同伴们都希望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书。

返回张哥家,我先请他陪我去看望富成的父亲老阮。老阮虽然年纪大了,还能记得我。饭前我去老谢家,路上碰见原来的记工员老王。我们请老谢、刘哥及老王一同到张哥家喝酒。在张哥的新屋里,支着一张农村的小方桌,布满了各种菜肴:有我们在省城和凤州买的熟食和水酒,也有张哥家嫂子做的当地菜。沿着小桌子四周,摆了十几把小方凳。唯独为我设了一把小椅子。出席的客人为:建军、鸭子、我弟弟、妹夫和我;主人方有:富成、张哥、庞叔、老谢、刘哥、老王、水儿,计十二人。张哥家的嫂子,水儿媳妇和张哥的女儿,在桌旁的沙发上坐在一起,陪大家说话,气氛良好。在我们插队期间,庞叔是副队长,负责接待知青。老谢是队长,张哥是会计,刘哥是保管员,老王是记工员。四十年之后,原我们插队的农村主要当事人均健在,实为幸事。老谢一再说,当时学生在这里,他们没有能够好好照顾。我说:村里人对知青基本上还是很好的。在座的老人,当年和我个人的关系确实很好。特别是当“知青集体要求重新安排插队地点”的抗争事件失败,而当时的县革委会对知青采取报复行动之后,在座的各位和广大村民,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很好。这是很值得我个人铭记的。

富成很能干,不仅言语对答得体,而且懂得许多江湖习惯。他和建军猜拳拼酒,饭后又一起玩“挖坑”小赌娱情。

我们来之前设想,只在村里看看就赶回县里,在县里过夜。但是乡亲们说什么也不让走。欢宴之后,我弟弟先被安排在张哥家睡下。我送走老谢,庞叔,刘哥之后,随水儿夫妇到他们家借宿。我妹夫和鸭子陪建军到富成家挖坑。据说,富成熬到夜里一点去睡了。建军等三人直玩至次日黎明。

    我半夜三点醒来,浮想往事,几难再眠。朦胧至凌晨六七点才起来。在屋外坪院盘旋散步数圈。对面富成醒来,出门远望见我,遂邀我去他家用早餐。

早餐后,张哥陪我和弟弟、妹夫去三队和四队。四队见到原来的郭大队长,已八十五岁,仍很精神。他领我们到原四队知青的住地去看。哪里已经荒废多年,无人住了。他老伴儿八十一岁,仍能记得当年四队全部插队青年的名字。

可惜的是,郭大队长的儿子启友,前些年因车祸不幸身亡。他的妻子改嫁到山外,连同她父母一家都迁走了。郭大队长的二儿子,现在三岔镇上办了个客运公司,专门跑三岔至双石铺,凤州,宝鸡,和陕南几条线路。

    回来时在三队稍停,遥望原先三队知青的住所。四十年前,我们大队的知青为了表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决心,许多人提出在农村过年。除夕之夜,我们全队数十知青,就是在三队知青的住所,一起包饺子熬年夜。没想到,从大年初一起,同学们还是陆陆续续的结伴回城过年去了。理由是,反正在农村过年的诺言做到了。现在队里没活干,知青点儿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如回去和家人团聚。所以到了初五,各队的知青还是走光了。并且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议在农村过年的事。

    回到二队,和张哥、富成、庞叔和老阮等告别。

    回程在三岔镇稍停。漫步在三岔老街上,发现已经面目全非。原公社驻地已经不存。我们专门到三岔镇政府门前留影。

    回程途中,我们还在酒奠梁和秦岭站稍停,留影。

回到省城,在一家二杆子面馆共进晚餐。饭后分送同行者回家。然后我和弟弟回去休息。当晚躺在床上,回想起一路行程和四十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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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6 个评论)

16 回复 how_ha 2009-1-26 18:08
嘿嘿 村里的走资派
13 回复 mzou 2009-1-26 18:24
文中提到的很多地名,我都出差去过。
祝你牛年平安、快乐!
10 回复 hahahajj 2009-1-26 21:30
how_ha: 嘿嘿 村里的走资派
哈哈,真是走资派聂
13 回复 四合院的闲人 2009-1-26 21:51
一段难忘的经历啊
9 回复 水影儿 2009-1-26 22:21
第一篇博文就出手不凡:)
10 回复 野木耳 2009-1-26 22:53
有点长,但是非常好.谢谢分享
10 回复 xqw63 2009-1-26 23:41
楼主如果分人物写,一定篇篇好文章
11 回复 它乡异客 2009-1-27 01:21
‘恍如隔世’不瞎拽;好!又开一新窗。
10 回复 rockysnow 2009-1-27 07:48
感叹一下。
11 回复 lixixing 2009-1-27 17:49
mzou: 文中提到的很多地名,我都出差去过。 祝你牛年平安、快乐!
谢谢!也祝你牛年更牛!
10 回复 lixixing 2009-1-27 17:51
水影儿: 第一篇博文就出手不凡:)
谢谢!
8 回复 lixixing 2009-1-27 17:53
xqw63: 楼主如果分人物写,一定篇篇好文章
我确实有分人物写的想法。不仅是下乡,还有文革期间的经历。谢谢鼓励。
10 回复 富翁遇到杀人狂 2009-1-28 17:13
非常有兴趣,拜读.我是你现在的老乡,住在GIENFEID NORTHSHORE
15 回复 LaoKing 2009-1-29 02:08
1970年,我在三叉口砖厂干过半年。。没准认得你?
10 回复 buweizhai 2009-1-30 20:10
呵呵呵。楼主总是时代的弄潮儿。恭喜!
10 回复 大西洋人 2009-12-6 21:09
老兄要是能把新西兰的先进农业和陕西建立起合作关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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