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的风采。

过去上海女人的形象有几类，多少与家庭出身有关。一类是富实家庭的“大家闺秀”，她们的榜样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她们都很崇尚礼仪，懂得传统，懂得夫妻相敬如宾，懂得与到厅堂来的各类人物怎样交际，是丈夫的贤内助，言语温和，举止淡雅，着装得体，常带微笑，彬彬有礼，那是上等教育和世代家风熏陶出来的。

另一类住石库门房的、父亲一般是职员阶层的“小家小户”出身，谙熟和珍惜都市时尚的生活，崇尚“小资生活”，然清纯如玉，安分守己，聪明乖巧，与邻舍“姐妹道里”融洽“兜得转”。上海话称她们为“小家碧玉”，当遇到这样的好女人了，上海人就会说：“一看就是好人家出来！”“规矩人家！”而与钱财多少无关。她们温柔体贴，小鸟依人。

上海女人又被自由的西风吹醒，求学心切，敢于追求爱情，甚至搞得惊天动地。他们与男人处世赞成平等，“我又勿依靠男人”，主张经济上独立，感情上互不干涉。当丈夫或儿子遇到困难，会挺身而出，出场力挽狂澜。这又是一类“摩登小姐”。低档一点的赶潮者，被称为“时髦阿姐”。

现今上海的姑娘就是上面三种女人的遗传素质的融合，既要摩登新潮前卫，又讲温和淡雅得体。她们讲究个性气质，又倾向心灵层面和格调，把眼光投向纽约、巴黎、东京，追赶“拉风”的流行东东，出入“酷炫”的精品路店。RAP听听，茶坊孵孵，善享受又尚情趣，轻松自若，休闲与工作并举。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的特色是“精明”，那么上海女人的品位是“精致”。上海不乏“秀色可餐”的美女。上海女人的美，是清爽的，优雅的，是得体的，讲究韵味。豆蔻少女，穿一袭黑衣，可以是沉静；花甲老妪，着鲜艳的裙裾，可以是端庄。上海女人追求时尚，是世界公认的。头巾的花样，帽子的戴法，裙子的形形色色，在衣领的“花边”上翻花头，还有在上海发明并精致化的旗袍，月牙边的绣花绢头，就是在揩眼泪水的时候，都不失洒丽和高贵之气。即使在非常的“文革”岁月，她们也会做衣服上的“小手脚”，她们把“做头发”、“梳只头”看得较重，头上不时绽出几色小花，在“玻璃丝”、“蝴蝶结”上变花样，藏逸着个性的爱好。

上海女人十分明白，气质比外貌要紧得多，所以最忌的是“鲜格格”、“十三点兮兮”，或者打扮得给人感觉“乡里乡气”、“洋勿洋腔勿腔”，总之“贼腔来死”的话，便把她的学历、专业、身材、外貌一笔勾销啦。 

上海女人崇尚“家政”，在“买□烧”方面做得十分精致，反复讨论研究实验，当一门学问来处理，“邻舍隔壁”、“姊妹道里”互相切磋示范推介。许多叫“某家姆妈”的，都是“全职太太”，在内是“玉皇大帝”，对外是“公关部长”，是里外的“一把手”。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副食品和消费品供应很紧张，样样需要排长队的日子里，为了全家，为了“阿拉老头子”，为了“两个小出老”，她们人人是起早摸黑打冲锋的勇士。遇到“文革”患难时，连一向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太太，也会“独当一面”，挺身排除万难，不慌不忙度难关。

上海最令人心动和愉悦的，就是“嗲妹妹”的形象。“嗲”这个词，在上海至少已经流行一个甲子了。它原来的意思，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也有人说是“形容撒娇时的声音或姿态”。如：“伊讲起言话来嗲声嗲气。”有的妹妹不撒娇也有天生的“嗲劲”的。是褒是贬，随你看了，而且不同的时代看出来也会不一样。60年代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须批判的；到80年代以后虽坚持上述看法不变的人也有，然却有不少青年女子是欲求嗲而不得了。

据说它是天生的，它像明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描写的女人的“态”。更有人说“嗲”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大概就是李渔所说的“态”了，“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学也学不来的；后天的据说出生在淮海路陕西路的与生在“下只角”的，是否重点中学出来的，气质就是不一样。

“嗲”反映了上海一些女子的追求目标和男子的兴趣指向。上海姑娘的“嗲”包含着“可爱、俏丽、伶俐、素养、台型、时髦、摩登、浪漫、迷人、小资”种种元素，从说话的声音、站立的姿态、交际的灵动都会散发出来，令人感动。后来，“嗲”字从相貌性情娇媚引申到做事漂亮、上佳精彩，表示“好、精彩、够味”，如：“伊两个字写得嗲是嗲得来！”

“嗲”这个词到底从何而来呢？它是从上海上岸登陆的，有人认为“嗲”来自洋泾滨英语“dear”，后经过了上海人的改造，已经成为“的的刮刮”的上海话。“嗲”这个音节在老上海话以至普通话中原都是没有音韵地位的。它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伴随市民社会形成市民意识情趣兴起而娩出。

上海人说食物的味道有个“鲜”字，这也是市民阶层中追求享乐细腻化而在吴语中产生作常用词流行的，原来在普通话里也没有相应的词。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不喜欢大打大杀，主张和谐乐惠，于是喜欢“发嗲”的人也就多了，进而把“嗲”字的“娇”引申到赞扬引申到“好”字上去，这是“嗲”字的民间立场。

遇到男孩子开玩笑的“过火”言行，淑女们会反弹地说一句温柔的话：“侬好好较！”再轻一点就说“好好较好伐”如果男孩继续与她“打朋”，或者说一句“侬今朝穿得老性感个末”的话，从前的女孩会轻轻回敬他一句“十三点！”这虽仅是说明她对他印象不错，但多少有点点反感；现在的女孩是进一步了，回应一句：“侬去死──”“侬好去死了──”虽然是说得比“十三点”严重，然听到她这么说，语调一定是很好听的很宽容的，别以为她要与你绝交了，而是说明你与她的恋爱或交情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上海女孩的一种“嗲”法。

“嗲文化”是江南灵山秀水养成的，故与“土”和“巴”完全相对。“发嗲”又是一种柔美娇媚的阴性风景，所以一旦男性也来“发嗲”起来，便成了贬义，成了“搭臭架子”、故意摆姿态，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意思。如当他要推脱某件事时，便对他说：“侬勿要发嗲了好伐！”。对自我感觉太好的人挖苦一下，说：“‘嗲勿煞’□！侬买根线粉吊杀算了！”“发嗲”又有多种发法，如“发糯米嗲”，“发洋葱嗲”，但没有“发狮子嗲”的。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两大特色。“嗲妹妹”的“反面”（？）就是“作女”。“作”是女子折腾男人使男人颇为难的武器，看惯“发嗲”的上海男人又怎样来看上海女人“发作”呢？

“作”，也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方言特征词。它的写法是代用的，并没有早期北方话书面语上的出典。哪个孩子不“乖”，整天要这要那，这也不称心，那也不称心，老是对你吵啊闹的，不能满足便是哭，难以对付，就摇摇头叹一声说：“迭个小囡真会作！”由此可见，“作”也是一种性格，有会作的人，也有不会作的。有的“老人”像小孩一样会“作”。

当今有不少前卫女士，却已以会“作”为荣，因为“作”不是每位女性都“作”得像的，所以“作”也是一种特别的内质。她可以自豪地问：“侬看我会作伐？”对面的男士便应声说：“我就是欢喜作的女孩！”“作”竟会成为择偶时接到的一张靓牌。一次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相约星期六”节目中，主持人出题问到“你会作不会作？”时，六个女嘉宾即征婚姑娘有五个都说自己会“作”，只有一个说不会；而对方男嘉宾竟个个说喜欢“作”的姑娘。爱“作”，这也可谓沪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作”，大概可分它几类。一种是内向的，自己觉得老是万事不称心，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今天去付定金买了房子，明天又去退掉，常常自作自受，可谓“作茧自缚”型；还有一种是十分外向的“吵闹折腾”型，人来即疯，有回音了她就来劲，缠着别人没完没了论理；最常见的当然是那种“和风细雨”型，毛毛雨下个不停，以时间来算，长作三六九，短作日日有。未知那些男孩子喜欢哪种类型？

但是，有一点已很明显，对于“作”的感受在今天的上海，大势已从“令人讨厌”发展到“为人接受”、“讨人欢喜”了，这真是180度的转变。年轻人对“横不对竖不对”的“作”的观念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想来，“作”这个词词义的中心义素并没有变，有认识上的差异的是它的附项意义，或者说对那些表示色彩意义的义素看法上有了差异。与另外一些词语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不再是一边倒，在理解上一元的非好即坏，而是可以从原来的贬义深处窥见它的褒义，真正的一分为二了。

上海人在生活上也变得更宽容了，上海人同时也变得更有活力了，他们细细体察到了“作”的可爱之处。过去的男子喜欢平平静静，生活不求波澜起伏，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他们需要的妻子是听话的，像个小绵羊，把家看成是一个避风港。而“作”的姑娘有想法有内容，跃跃欲试，想个不停，做个没完；“作”的姑娘有个性，有挑战性，也有嗲劲，带有童心的任性。男孩们或许也在跃跃欲试上得到默契，喜欢生活充满张力，对“小绵羊”反而“茄闷相”，，他们或许认为女孩越是会作，越是可以展现出大丈夫的驾驭两人生活的能力，家庭生活就越有味道，在爱情中加点作料，生活过得更浪漫一些，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追求，这样他们的GF或wife就不能是百依百顺的“白开水”，而是“有个性”。

“作”的对面就是“哄”，没有挑逗性，就不能“哄”出滋味，就享受不到“哄”的乐趣，也看不到对方得到满足后的嗲劲以及安抚过程中的曲折多致的情节，也得不到“摆平”或“烫平”以后的欣慰和满足感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也是BF或man们“宠”出来的。当然，这些都是感情深处很微妙的秘诀，也许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

于是，对于“作”的心理承受的变化，也带来了“作”这个词语的含义的微妙变异和扩展，“作”从带有浓浓的可憎味进化为带有朦胧的可爱味。由此也可见上海现代社会的兼容性和宽容度在语词上表现之一斑。

不过，社会取得这些宽容度，是有一些前提的。首先是知识女性阵营强大了，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一个女子有了一定的修养和内涵，不是一不称心，便消地光，掼家生，甩鼻涕，一般不会到“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的地步。

现代社会形成了现代意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挑战性的竞争的世界，造就了青年男子的平等意识和争强征服心理，迎接挑战是现代男子汉的一种心理满足，推及小家庭生活，也要有点花头，不会撒娇不行，没有“摆平”的能耐也不行，你有你“作”的魅力，我有我的“依”的魄力，从满足“一潭静水”到享受“波澜不惊”，这或许是家庭质量的一种进步吧。

“作天作地”也不可畏吗？上海有一家吃粥连锁店，取名“粥天粥地”，与“作天作地”谐音，这倒也不乏是一种散发性思维，但从中也可见他们也不把“作天作地”视作贬义。胸有浩气天地宽，作天作地也平常，那一定是遇上爱撑顶风船的人了！

现今的“嗲”与现今的“作”，都是上海女人的独特风情了。“发糯米嗲”啊，“粥天粥地”啊，还有“老克拉”啊，“老法师”啊，“有腔调”啊，“拗造型”啊，此景只应上海有，人间哪得几处闻钱乃荣

再说上海女人的风采。

过去上海女人的形象有几类，多少与家庭出身有关。一类是富实家庭的“大家闺秀”，她们的榜样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她们都很崇尚礼仪，懂得传统，懂得夫妻相敬如宾，懂得与到厅堂来的各类人物怎样交际，是丈夫的贤内助，言语温和，举止淡雅，着装得体，常带微笑，彬彬有礼，那是上等教育和世代家风熏陶出来的。

另一类住石库门房的、父亲一般是职员阶层的“小家小户”出身，谙熟和珍惜都市时尚的生活，崇尚“小资生活”，然清纯如玉，安分守己，聪明乖巧，与邻舍“姐妹道里”融洽“兜得转”。上海话称她们为“小家碧玉”，当遇到这样的好女人了，上海人就会说：“一看就是好人家出来！”“规矩人家！”而与钱财多少无关。她们温柔体贴，小鸟依人。

上海女人又被自由的西风吹醒，求学心切，敢于追求爱情，甚至搞得惊天动地。他们与男人处世赞成平等，“我又勿依靠男人”，主张经济上独立，感情上互不干涉。当丈夫或儿子遇到困难，会挺身而出，出场力挽狂澜。这又是一类“摩登小姐”。低档一点的赶潮者，被称为“时髦阿姐”。

现今上海的姑娘就是上面三种女人的遗传素质的融合，既要摩登新潮前卫，又讲温和淡雅得体。她们讲究个性气质，又倾向心灵层面和格调，把眼光投向纽约、巴黎、东京，追赶“拉风”的流行东东，出入“酷炫”的精品路店。RAP听听，茶坊孵孵，善享受又尚情趣，轻松自若，休闲与工作并举。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的特色是“精明”，那么上海女人的品位是“精致”。上海不乏“秀色可餐”的美女。上海女人的美，是清爽的，优雅的，是得体的，讲究韵味。豆蔻少女，穿一袭黑衣，可以是沉静；花甲老妪，着鲜艳的裙裾，可以是端庄。上海女人追求时尚，是世界公认的。头巾的花样，帽子的戴法，裙子的形形色色，在衣领的“花边”上翻花头，还有在上海发明并精致化的旗袍，月牙边的绣花绢头，就是在揩眼泪水的时候，都不失洒丽和高贵之气。即使在非常的“文革”岁月，她们也会做衣服上的“小手脚”，她们把“做头发”、“梳只头”看得较重，头上不时绽出几色小花，在“玻璃丝”、“蝴蝶结”上变花样，藏逸着个性的爱好。

上海女人十分明白，气质比外貌要紧得多，所以最忌的是“鲜格格”、“十三点兮兮”，或者打扮得给人感觉“乡里乡气”、“洋勿洋腔勿腔”，总之“贼腔来死”的话，便把她的学历、专业、身材、外貌一笔勾销啦。 

上海女人崇尚“家政”，在“买□烧”方面做得十分精致，反复讨论研究实验，当一门学问来处理，“邻舍隔壁”、“姊妹道里”互相切磋示范推介。许多叫“某家姆妈”的，都是“全职太太”，在内是“玉皇大帝”，对外是“公关部长”，是里外的“一把手”。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副食品和消费品供应很紧张，样样需要排长队的日子里，为了全家，为了“阿拉老头子”，为了“两个小出老”，她们人人是起早摸黑打冲锋的勇士。遇到“文革”患难时，连一向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太太，也会“独当一面”，挺身排除万难，不慌不忙度难关。

上海最令人心动和愉悦的，就是“嗲妹妹”的形象。“嗲”这个词，在上海至少已经流行一个甲子了。它原来的意思，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也有人说是“形容撒娇时的声音或姿态”。如：“伊讲起言话来嗲声嗲气。”有的妹妹不撒娇也有天生的“嗲劲”的。是褒是贬，随你看了，而且不同的时代看出来也会不一样。60年代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须批判的；到80年代以后虽坚持上述看法不变的人也有，然却有不少青年女子是欲求嗲而不得了。

据说它是天生的，它像明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描写的女人的“态”。更有人说“嗲”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大概就是李渔所说的“态”了，“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学也学不来的；后天的据说出生在淮海路陕西路的与生在“下只角”的，是否重点中学出来的，气质就是不一样。

“嗲”反映了上海一些女子的追求目标和男子的兴趣指向。上海姑娘的“嗲”包含着“可爱、俏丽、伶俐、素养、台型、时髦、摩登、浪漫、迷人、小资”种种元素，从说话的声音、站立的姿态、交际的灵动都会散发出来，令人感动。后来，“嗲”字从相貌性情娇媚引申到做事漂亮、上佳精彩，表示“好、精彩、够味”，如：“伊两个字写得嗲是嗲得来！”

“嗲”这个词到底从何而来呢？它是从上海上岸登陆的，有人认为“嗲”来自洋泾滨英语“dear”，后经过了上海人的改造，已经成为“的的刮刮”的上海话。“嗲”这个音节在老上海话以至普通话中原都是没有音韵地位的。它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伴随市民社会形成市民意识情趣兴起而娩出。

上海人说食物的味道有个“鲜”字，这也是市民阶层中追求享乐细腻化而在吴语中产生作常用词流行的，原来在普通话里也没有相应的词。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不喜欢大打大杀，主张和谐乐惠，于是喜欢“发嗲”的人也就多了，进而把“嗲”字的“娇”引申到赞扬引申到“好”字上去，这是“嗲”字的民间立场。

遇到男孩子开玩笑的“过火”言行，淑女们会反弹地说一句温柔的话：“侬好好较！”再轻一点就说“好好较好伐”如果男孩继续与她“打朋”，或者说一句“侬今朝穿得老性感个末”的话，从前的女孩会轻轻回敬他一句“十三点！”这虽仅是说明她对他印象不错，但多少有点点反感；现在的女孩是进一步了，回应一句：“侬去死──”“侬好去死了──”虽然是说得比“十三点”严重，然听到她这么说，语调一定是很好听的很宽容的，别以为她要与你绝交了，而是说明你与她的恋爱或交情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上海女孩的一种“嗲”法。

“嗲文化”是江南灵山秀水养成的，故与“土”和“巴”完全相对。“发嗲”又是一种柔美娇媚的阴性风景，所以一旦男性也来“发嗲”起来，便成了贬义，成了“搭臭架子”、故意摆姿态，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意思。如当他要推脱某件事时，便对他说：“侬勿要发嗲了好伐！”。对自我感觉太好的人挖苦一下，说：“‘嗲勿煞’□！侬买根线粉吊杀算了！”“发嗲”又有多种发法，如“发糯米嗲”，“发洋葱嗲”，但没有“发狮子嗲”的。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两大特色。“嗲妹妹”的“反面”（？）就是“作女”。“作”是女子折腾男人使男人颇为难的武器，看惯“发嗲”的上海男人又怎样来看上海女人“发作”呢？

“作”，也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方言特征词。它的写法是代用的，并没有早期北方话书面语上的出典。哪个孩子不“乖”，整天要这要那，这也不称心，那也不称心，老是对你吵啊闹的，不能满足便是哭，难以对付，就摇摇头叹一声说：“迭个小囡真会作！”由此可见，“作”也是一种性格，有会作的人，也有不会作的。有的“老人”像小孩一样会“作”。

当今有不少前卫女士，却已以会“作”为荣，因为“作”不是每位女性都“作”得像的，所以“作”也是一种特别的内质。她可以自豪地问：“侬看我会作伐？”对面的男士便应声说：“我就是欢喜作的女孩！”“作”竟会成为择偶时接到的一张靓牌。一次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相约星期六”节目中，主持人出题问到“你会作不会作？”时，六个女嘉宾即征婚姑娘有五个都说自己会“作”，只有一个说不会；而对方男嘉宾竟个个说喜欢“作”的姑娘。爱“作”，这也可谓沪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作”，大概可分它几类。一种是内向的，自己觉得老是万事不称心，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今天去付定金买了房子，明天又去退掉，常常自作自受，可谓“作茧自缚”型；还有一种是十分外向的“吵闹折腾”型，人来即疯，有回音了她就来劲，缠着别人没完没了论理；最常见的当然是那种“和风细雨”型，毛毛雨下个不停，以时间来算，长作三六九，短作日日有。未知那些男孩子喜欢哪种类型？

但是，有一点已很明显，对于“作”的感受在今天的上海，大势已从“令人讨厌”发展到“为人接受”、“讨人欢喜”了，这真是180度的转变。年轻人对“横不对竖不对”的“作”的观念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想来，“作”这个词词义的中心义素并没有变，有认识上的差异的是它的附项意义，或者说对那些表示色彩意义的义素看法上有了差异。与另外一些词语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不再是一边倒，在理解上一元的非好即坏，而是可以从原来的贬义深处窥见它的褒义，真正的一分为二了。

上海人在生活上也变得更宽容了，上海人同时也变得更有活力了，他们细细体察到了“作”的可爱之处。过去的男子喜欢平平静静，生活不求波澜起伏，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他们需要的妻子是听话的，像个小绵羊，把家看成是一个避风港。而“作”的姑娘有想法有内容，跃跃欲试，想个不停，做个没完；“作”的姑娘有个性，有挑战性，也有嗲劲，带有童心的任性。男孩们或许也在跃跃欲试上得到默契，喜欢生活充满张力，对“小绵羊”反而“茄闷相”，，他们或许认为女孩越是会作，越是可以展现出大丈夫的驾驭两人生活的能力，家庭生活就越有味道，在爱情中加点作料，生活过得更浪漫一些，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追求，这样他们的GF或wife就不能是百依百顺的“白开水”，而是“有个性”。

“作”的对面就是“哄”，没有挑逗性，就不能“哄”出滋味，就享受不到“哄”的乐趣，也看不到对方得到满足后的嗲劲以及安抚过程中的曲折多致的情节，也得不到“摆平”或“烫平”以后的欣慰和满足感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也是BF或man们“宠”出来的。当然，这些都是感情深处很微妙的秘诀，也许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

于是，对于“作”的心理承受的变化，也带来了“作”这个词语的含义的微妙变异和扩展，“作”从带有浓浓的可憎味进化为带有朦胧的可爱味。由此也可见上海现代社会的兼容性和宽容度在语词上表现之一斑。

不过，社会取得这些宽容度，是有一些前提的。首先是知识女性阵营强大了，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一个女子有了一定的修养和内涵，不是一不称心，便消地光，掼家生，甩鼻涕，一般不会到“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的地步。

现代社会形成了现代意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挑战性的竞争的世界，造就了青年男子的平等意识和争强征服心理，迎接挑战是现代男子汉的一种心理满足，推及小家庭生活，也要有点花头，不会撒娇不行，没有“摆平”的能耐也不行，你有你“作”的魅力，我有我的“依”的魄力，从满足“一潭静水”到享受“波澜不惊”，这或许是家庭质量的一种进步吧。

“作天作地”也不可畏吗？上海有一家吃粥连锁店，取名“粥天粥地”，与“作天作地”谐音，这倒也不乏是一种散发性思维，但从中也可见他们也不把“作天作地”视作贬义。胸有浩气天地宽，作天作地也平常，那一定是遇上爱撑顶风船的人了！

现今的“嗲”与现今的“作”，都是上海女人的独特风情了。“发糯米嗲”啊，“粥天粥地”啊，还有“老克拉”啊，“老法师”啊，“有腔调”啊，“拗造型”啊，此景只应上海有，人间哪得几处闻。

原著钱乃荣，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1997年4月至2002年12月任中文系主任，2003年至2006年任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民俗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成果载于中国语言学会编写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专著有《上海方言俚语》、《当代吴语研究》等，主编有《现代汉语》、《中国语言文学导论》等，共2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