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反文革的是大虾扯蛋（之一）2000万非正常死亡

这些反文革的是大虾扯蛋. 

且看谣言之一：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一亿人受到政治迫害，二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损失八千亿元。

此说经常被引用，不但出现在网上，而且被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写在文章和书籍中，并被正式发表和出版。它给人造成此说为中央所认定，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在公开的中央文献中根本查不到！他的子女整理的回忆录里也找不到文革二千万人死亡的讲话。可见，这完全是海外反华分子假叶剑英造谣的！

虽然公开的文件找不到那年叶剑英的闭幕式讲话，可《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却被编了一段这样的讲话如下，全文网上可以查到。估计海外反华分子是从这里找到了蛛丝马迹，然后大加发挥的。

这篇公开的讲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在领导班子问题里，叶剑英讲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 ──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他们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从中央政治局、省、地、县以至基层的 绝大多数地方各级党委都被他们破坏了。部队的各级领导也发生很大混乱。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这里既没有“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76年5月开始调查？可能吗？毛还没去逝哦），也没有“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的具体数字。

分析：叶剑英讲话不会如此谈论文化大革命。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虽然华国锋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却仍然是中央的核心。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叶剑英不可能在此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很多。

其一，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三年后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叶剑英不可能在三年前否定文化大革命。

其二，邓小平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明确“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叶剑英不可能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重大历史事件中唱对台戏。

其三，中央此次工作会议虽然提出了具体平反的事件和人物，却没有涉及到否定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议题。叶剑英作为党的副主席在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之前，不可能违背会议议程和中央精神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

其四，提出的数字不合逻辑。按文革平均八亿人口计算，即使受迫害一亿也不是九分之一，叶剑英不会犯这种明显错误。而因迫害死亡2000万更不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真正因迫害或武斗致死主要在1966年的“八月恐怖”和1968年的武斗，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全国开始全面恢复生产。按没有定论叶剑英的讲话所言“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这种说法没有边界。何为受牵连?如果把受到冲击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朋友都算进去的话，文化大革命受牵联的人远比这个数字要大的多。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人人接受洗礼，个个要斗私批修。若说受牵联的话，至少达到80%以上。

其五，所谓“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不存在。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是1977年8月12日至18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华国锋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一面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一面组织调查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完全不符合逻辑。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被选择性记忆。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所完成的改革，是华国锋主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华国锋不仅在开幕式即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而且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在此前的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说明包括结束揭批四人帮在内，中央领导层已经形成共识。

因为一些老干部提出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会议脱离了原来预定的轨道，开始关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无论是“六十一人案件”还是天安门平反，包括 “二月逆流”、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发拉姨康生、谢富治问题的立案，都得到了华国锋的支持。并非是会议“突破了华国锋的‘框框’”，而是华国锋采纳了大多数代表的意见从而拓宽了会议议题。

会议展开对华国锋的批评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提出“凡是派”和“后台”的问题，此事华国锋在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华国锋说：“我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他还说：“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见与会者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正是因为华国锋的诚肯态度和中央工作会议宽松的环境，开创了中央民主之风，才使这次会议能够完成许多历史性的任务。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就两个‘凡是’问题，在这次会上，主动承担责任，话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志给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

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

在后天的语景里，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功劳全归到了邓小平的名下。很少提及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人在此次会议上一些创新观点。而且包括对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是后来与会的)只是选择性的引用，基本没有提及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种选择性记忆不仅埋没了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作用，也扭曲了些次重要会议的真正意义。

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批判是自废武功，也难以令人信服。媒体传言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许多内容被篡改，有些是编造出来的。

好了，公开的文件分析了半天根本看不到叶剑英可能有那样的讲话。那么，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呢？可以很清楚地记得90年前在国内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文革死亡2000万人的说法或任何的统计数据。2000万人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当时人口每40人就有1人被整死了。经过文革的你们回忆一下，周围有那么多人死了吗？

没有经过文革的不妨也可以用脑子想一想，国共内战用枪炮的打来打去的打了五年，死亡也不超过800万吧。因为蒋介石号称800万国军，超过半数是起义或投降的。那好了，就文革那几年（1966-1968）红卫兵拿什么会干掉中国大地2000多万人口呢？

可见，海外这些所谓反文革的是大虾扯蛋了！他们的造谣实际上是在贬低他们自己的人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