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 最后的知青

我在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上，看到对外部记者林建杨写的一篇知青采访手记，还附有那篇文章──《最后的知青》全文。我觉得，《最后的知青》是我这些年看到对知青的描写文章中，比较客观、真实的一篇。（文章附在本文后面）

说它客观，文章把一个有名有姓的知青，从下乡之初，到现在的生活状况，完整地摆在读者面前。张芬，一个重庆市的女中学生，一九六九年下乡到一个贫困山村插队。她在那里结婚、成家，生活了四十年，经历了从一个城市姑娘到农村老太太的全部过程。除了岁月和身体的变化外，唯一伴随着她四十年没有丝毫改变的，就是贫困。

文章的每一个字都看得人心惊肉跳。我几次停下来，闭着眼睛默默想，如果我下乡时，那些在我身边的女同学像张芬一样，嫁给农民，留在农村，生下几个孩子，住着草房，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我现在能面对她们吗？

说它真实，这篇文章触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两条底线，一条底线是农村的贫困，一条底线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批判，也就是对毛泽东的反思。

我过去看过的一些有关知青的小说、回忆、纪实等作品。多数作品中，知青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过客，只是农村贫困的旁观者。我所说的贫困，不是仅仅指吃不饱，没有合适的住房，劳动收入微薄，没有文化娱乐活动。这些是农村贫困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知青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那些艰苦、劳累、黑暗、愚昧的现象，其实是农民正常的生活，贫困是农村的一种生活状况。《最后的知青》一文，则用“城乡差别”揭开了这种贫困的制度的一角，向读者揭示了农村贫困的原因。

《最后的知青》的女主人公张芬认为，毛主席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的指示“有点刻薄”。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

有一位作家，在一本书中写到知青时说，中国的历史，在一次歪打正着的错误中，造就了一片树林。

是这样吗？还是歪打歪着，造成了一片荒芜？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带有明显政治目的运动。对运动的发起者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有一条明显的思想轨迹，而不是象有些文章所说，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是为解决城市就业、经济危机等问题。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决非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联想到文革前毛泽东与王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联想到他的“五七指示”，就更能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他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

一九六八年，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城市初中、高中学生，被分配到农村“广阔天地”，或插队落户，或新建农场，或屯边垦荒。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共六届。全国大概有三百万人。

谁能说清楚，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究竟是毁掉了一代青年？还是为中国储备了一批人才？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解决城市就业困难而提出来的。当农村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足够的口粮时，当城市无法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时，政府就动员、组织一批城市居民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安家，或者到边疆垦荒。无论说教的多好听，其实就是种地打粮食，让那些留在城里的人吃。这是一个解决经济困难的政策。毛泽东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五十年代末提出来的。但是，文革中的“老三届”上山下乡，却有其特殊含义，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老三届”知青是红卫兵的延续，这是一个常识。这些知青与红卫兵之间有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不是在城市的待业青年。他们下乡，并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

“老三届”，初中学生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高中生大部分也都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出生。这批学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共产党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

这三届学生之后，也就是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共产党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培养青年了。

在文革初期，是这批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得宠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得势于年少气盛和“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杀向社会，杀向机关、学校、居民区、农村，所到之处，天翻地覆，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

红卫兵，是毛泽东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突击队。

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工人、干部、大学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

但是，因为红卫兵是从文革初期就参与其中的，到这个时候，已经深深陷进文革的泥潭不能自拔。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渐渐清醒，开始思索文革的实质，思索社会的意义，思索中国的未来；另有一些人则怒火万丈，用“痞子”的办法发泄心中的怨气。

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这支队伍在组织结构、思想路线、政策策略上，都没有做好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准备。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就是没有权力意识，没有夺权、掌权的意识，更没有掌权的准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由“革命”转为“夺权”并要掌权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

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毛泽东大概就想到了“到农村去”的办法。其实，对于任何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毛泽东都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到基层去，尤其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或许，毛泽东对处理这批红卫兵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事情到了下面，到了执行层面，到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老三届”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红卫兵的结局。用的时候，全国都说好，人人赞赏有加，所有的人唯恐拿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报纸、广播、电视说的天花乱坠，使这批十几岁的孩子忘乎所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白宫之顶！”一旦被抛弃，原来赞赏者又众口一词的谴责，似乎那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红卫兵造成的，就该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抛弃。

抛到哪里？农村。

我下乡那天，当火车缓缓开动时，先是从我乘坐的这节车厢，接着又从相邻的几节车厢里，传出《三套车》的歌声。“你看这匹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将它卖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悲怆的歌声低沉、愤怒，听起来惊心动魄。火车一开出车站，我们就离开这个社会了。知道自己被抛弃了，却又无以言表，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心绪。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但是，政治需要，就要抛弃。用时甜言蜜语，弃时如同敝徙。这就是政治，就是当时的现实。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逐渐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首先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贫下中农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法着苍白的时光。这些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麦浪滚滚闪金光”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秋季分配，这是农民一年的主要分配季节，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超过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支撑的时间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九个月；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

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生活的贫瘠。

这对于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然而，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

当谎言被揭穿，当真实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时，最能教育人。现实非常残酷，它把几百万天真、单纯的心灵放在太阳下暴晒，放在贫穷中锤炼，放在愚昧中煎熬……它逼着我们思考，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当红卫兵才受骗，我们一直在受骗！

我以为，这就是文革中“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这就是“歪打正着”的意义。

大概，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他把“老三届”送到的不是农村，而是送进了炼狱。他希望他们完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体力锻炼，而他们却开始了突破思想牢笼的探索；他希望他们认识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最光荣”，他们看到的却是愚昧和落后；他希望他们看到真实，他们却用这真实戳穿了谎言。当年几百万曾经高喊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知青，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分化、裂变，开始新生，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啊！只不过这样的过程，不是发生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发生在所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而是发生在风雪弥漫的漫漫长夜，发生在风雨凄迷的泥泞路途，经历九十九座刀山的切割，九十九次冰河的浸泡，完全靠着自己内心的煎熬、挣扎、思索，才得以完成。

当然，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也不无不可。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虽然现在城市就业难普遍存在，可是，有哪一个领导，有哪一届政府，敢再提出“上山下乡”来解决就业难题呢？

因为我们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后来人，这条路，代价太大，经历太惨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