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 (2008-05-23)
这些天以来，只要看到汶川地震灾区的悲惨画面，我都会难过得不能自已。在泪眼朦胧之中，千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仿佛重现于面前，感觉好像人间的所有痛苦都让中国人一一尝遍。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民，时不时就要来一场天灾或人祸，似乎这片土地的命运早已注定是多灾多难。
任何一次重大灾难都有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是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逼回到最原始的生死边缘；二是给整个民族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
一个历史性的“例外”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近六十年来，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不仅给中国带来了难以形容的伤痛，而且更使整个社会的心态歪曲变形。从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唐山大地震和八九政治风波，所有这些重大事件无不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同时更对国民精神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甚至可以这么说，过去几十年，每当灾难降临，中国人的心灵就要经受一次痛苦的折磨和扭曲。灾难的政治化，政治的灾难化，两者交互作用，结果在中国的民族性格中，注入了太多不该有的压抑、苦闷、冤屈、愤懑和抗争情绪。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伤痕累累，还没有彻底痊愈和复原。
可是，这次四川大地震却是一个历史性的例外。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为什么国民心态竟然在瞬间变得如此成熟？
把人民扛在肩膀上
其实，中国的民族性格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早成熟。上下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早就使中国人的精神定于一格：中庸、善良、谦和、坚韧。只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才使中国人丢失了自信，丢失了自我。至于过去六十年间，中国的国民心态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变得茫然，民族精神几乎沦落到虚无状态，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治国不当，上之所思并非下之所欲。由于民心被违逆，民意被阻塞，民气被压制，导致人性被扭曲，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如果要问此次震灾之后，中国人为什么空前地团结，为什么在哀痛之时还是民心平和、民气顺畅，为什么在大难临头之际能够上下气息相通、休戚与共，那就必须从上述角度去寻找答案。很显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居庙堂之高者”不仅仅常怀忧民之心，而且更是身先士卒，体察民心，体恤民情，顺乎民意。
民意就是天意，顺之者昌，逆之者蔽。可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执政者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天意，所以往往是居高临下，不惜投入庞大的资源，调动强大的宣传机器，灌输爱国、爱党意识。可是，几十年以来，种种努力都流于空洞和说教，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
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要赢得民心、凝聚民气、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原来是如此地简单：把人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人民知道一切，让人民去参与一切。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
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
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里，前一半时间动荡不堪，人心大乱；而在后一半时间里，整个国家都在马不停蹄和一门心思地追逐物质文明的发达，经济在“疯狂地”成长，社会在“疯狂地”变迁，几乎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心灵的重建和精神上的反刍，结果使人性的光辉被世俗利欲的浮尘所覆盖，没有得到拂拭，更没有得到淬砺。这是中国为高速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让那些几乎荒芜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六十年来，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停下脚步，在哀伤之中默默感受着同胞的苦难，在哭泣声中共同舔舐着民族的新伤口。这是13亿人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决定于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记忆。当代中国的民族性格成型于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近代以来种种不幸的历史记忆。中国的国民性格需要不断地升华，所以需要不断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我不知道这次四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心灵感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导正中国的社会心态，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感动人心的集体记忆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这些天以来，只要看到汶川地震灾区的悲惨画面，我都会难过得不能自已。在泪眼朦胧之中，千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仿佛重现于面前，感觉好像人间的所有痛苦都让中国人一一尝遍。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民，时不时就要来一场天灾或人祸，似乎这片土地的命运早已注定是多灾多难。
任何一次重大灾难都有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是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逼回到最原始的生死边缘；二是给整个民族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
一个历史性的“例外”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近六十年来，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不仅给中国带来了难以形容的伤痛，而且更使整个社会的心态歪曲变形。从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唐山大地震和八九政治风波，所有这些重大事件无不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同时更对国民精神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甚至可以这么说，过去几十年，每当灾难降临，中国人的心灵就要经受一次痛苦的折磨和扭曲。灾难的政治化，政治的灾难化，两者交互作用，结果在中国的民族性格中，注入了太多不该有的压抑、苦闷、冤屈、愤懑和抗争情绪。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伤痕累累，还没有彻底痊愈和复原。
可是，这次四川大地震却是一个历史性的例外。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为什么国民心态竟然在瞬间变得如此成熟？
把人民扛在肩膀上
其实，中国的民族性格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早成熟。上下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早就使中国人的精神定于一格：中庸、善良、谦和、坚韧。只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才使中国人丢失了自信，丢失了自我。至于过去六十年间，中国的国民心态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变得茫然，民族精神几乎沦落到虚无状态，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治国不当，上之所思并非下之所欲。由于民心被违逆，民意被阻塞，民气被压制，导致人性被扭曲，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如果要问此次震灾之后，中国人为什么空前地团结，为什么在哀痛之时还是民心平和、民气顺畅，为什么在大难临头之际能够上下气息相通、休戚与共，那就必须从上述角度去寻找答案。很显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居庙堂之高者”不仅仅常怀忧民之心，而且更是身先士卒，体察民心，体恤民情，顺乎民意。
民意就是天意，顺之者昌，逆之者蔽。可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执政者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天意，所以往往是居高临下，不惜投入庞大的资源，调动强大的宣传机器，灌输爱国、爱党意识。可是，几十年以来，种种努力都流于空洞和说教，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
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要赢得民心、凝聚民气、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原来是如此地简单：把人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人民知道一切，让人民去参与一切。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
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
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里，前一半时间动荡不堪，人心大乱；而在后一半时间里，整个国家都在马不停蹄和一门心思地追逐物质文明的发达，经济在“疯狂地”成长，社会在“疯狂地”变迁，几乎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心灵的重建和精神上的反刍，结果使人性的光辉被世俗利欲的浮尘所覆盖，没有得到拂拭，更没有得到淬砺。这是中国为高速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让那些几乎荒芜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六十年来，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停下脚步，在哀伤之中默默感受着同胞的苦难，在哭泣声中共同舔舐着民族的新伤口。这是13亿人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决定于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记忆。当代中国的民族性格成型于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近代以来种种不幸的历史记忆。中国的国民性格需要不断地升华，所以需要不断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我不知道这次四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心灵感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导正中国的社会心态，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感动人心的集体记忆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