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暖花开时，应该谈谈64了

既然已经有人挑起了64的话题，我也接过来说说。我自己对64的看法改变很多，到现在基本定型在两个原则上：真相与和解。这个原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后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口号：彻底调查历史真相，但不过分追究个人和组织的罪责，目标是达到全国各个种族的和解。我想要平反64的人，不如考虑一下南非的做法。

我之所以赞同真相与和解，首先是太多的64的真相还没有揭开，无论是当时中共是如何争论与决策的，赵紫阳是如何分裂党的，军队在其中的角色，还是学生方面是如何领导组织的，柴玲的作用，方励之戴晴等的作用，美国方面的介入，等等都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了解。在一些重大事实还没有彻底澄清之前，还是不忙平反。比如说，64事件到底多少人死亡，这个数字都还没有个定论，Wiki说从几百到上千都有可能。所以说，我是支持“天安门母亲”调查清楚确切死亡人数。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再确定死亡的人中，谁是无辜者，谁是无关者。知道了谁是无辜受害者，那么国家在法律上必须给予国家赔偿，这个在法理上和操作上都是合理可行的。岳晓东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肯定64的看法，我不赞同，因为不能不讲仁慈。我不是要在法律上和他叫板，我没有那个能力，而是看了俄罗斯电影《12怒汉》里最后的字幕“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世界上还有仁慈”的感叹。

说和解，有激烈的人肯定不会同意，怎么能和邪恶和解呢？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要推翻整个国家从头来过，和整个体制和统治集团为敌，以彻底消灭他们为目标，当然可以不讲和解，讲和解就是原则上投降，如果是我，我也不同意。但如果你还爱惜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如果尊重多数中国人怕乱求稳，如果承认我党还有被改造的可能，那么我们何尝不可以试一试渐进改革的道路？我不排斥渐进改革之外的其他道路，也不以我党用“动乱分裂”吓唬大家为然，但在最小代价的道路还没有堵死之前，还是不要随便暴力流血的好。如果要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就必须和解。和解并不是放纵罪恶而是饶恕犯罪的人，而杜绝将来的犯罪。这一点，我们应该学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的信条。

64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之痛，如何治疗，才是大问题。很多人都反悔64当时的极端，认为如果能消除怨气，大家都理智地妥协一下，64的进步意义会更大。同样，在评价64问题上，大家都能以事实为依据，然后再理智一些，相互妥协一下，这个事就有戏。

今年64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方励之的意外离世。方励之的逝世，带走了一些历史秘密，也带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方励之的学术和为人，我认为方是注定记入史册的人物，而你我不过是历史长卷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