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和聂元梓：权力是如何异化人的

清洁工和聂元梓

一个保姆和文革名人聂元梓之间有什么关联？听我慢慢道来。

最近两天，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学者转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春药》，讲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清洁工。一篇是《又见聂元梓》，讲他和聂元梓的交往。其实两篇文章各写不同的人，并无交集，但是，我却从中看到了一条线，把两个人连在一起。

这条线，如果简而言之，就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春药。

《春药》说的是一个小区业主眼中的楼道清洁工吴嫂。

在作者眼中，“吴嫂干活不惜力气，楼道打扫一尘不染，特别是待人和气。见谁都笑眯眯的，先打招呼。在电梯里你手里拎个垃圾，她一定要抢过去，别人不让。她说，我顺路。大家在楼下换纯净水，她看见了都要帮着提到电梯里。她六十多了，头发都花白了，一些年轻人不好意思，换水的时候尽量躲开她，但只要她看见了，一定冲上去帮忙。在楼道里她的手从来都不会停下来，擦东抹西，从早到晚，满脸皱褶，苍老疲惫， 还总弯着腰给人说话，人也显得矮小了。”

求人的时候很卑微，她儿子在前几年把别人打成重伤，判了刑，一夜之间吴嫂头发几乎白尽。请作者帮忙了解情况，事后她非常感激，见到作者“总是哈腰说话”。

但是，忽然有一天，吴嫂发生了变化，那天，作者回家还没有进单元门，就听见门里有训斥声：“你们把香蕉皮扔在楼道里。把人摔倒了谁负责，大家都像你们这样，楼道还能干净吗？你们穿的排排场场，怎么这么没德性！有娘生没娘教的玩意。”

原来正是吴嫂，她怎么变了？ 

吴嫂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标，治安管理员。

作者问她：你什么时候成了治安管理员了？

“吴嫂说，我争取的，还送了，啊啊，不说了。反正清洁员只管卫生。治安员什么都管。派出所都给我们上过课。”

什么都管，就是权力不小。

吴嫂神情飞扬了许多，人也似乎一下子长高了。

后来，在楼道里经常听见吴嫂呵斥新来住户的声音。

转眼到了2022年，疫情期间，作者的小区也封了，有一次他走到小区门口，一堆人正在高声争吵。听着沙哑的嗓音，像是邻居老彭。原来是他出去买菜，回来时间超了11分钟不让进门。他替老彭对穿了防护服和面罩的“大白”求情，但是被断然拒绝。

听声音挺熟，便问：你是吴嫂吗？

对方愣了一下，挺了挺腰，过了一会儿说：是。

对作者说的，晚了几分钟，原谅放行吧！

吴嫂不留情面，说：“咦，你可不能这样说，怎么是我不让他回家，是上面规定不让他回家。我一个志愿者哪有那么大权利，我只是严格执行规定。”

作者说：“规定也得讲点人情，讲点人道吧。”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我看的规定上没有写人情，人道。”说完，吴嫂把脸扭到一边。    

吴嫂性格大变了，再也见不到过去那个热情和气，甚至有点谦卑的吴嫂了。在小区门口高喉咙大嗓门，乍乍呼呼，吆喝这个，训斥那个，亢奋的很。执行规定严格极了，谁想通融一下，门也没有，看着别人为难，难过，她似乎甚有快感，还有一些亢奋。不知道还当她是一个多么大的领导。

疫情过去了，城也解封了。吴嫂脱去了那一身大白防护服。说话的语气也没有原来那么冲了。但红袖标是天天必戴的，成了她的人生标配，仿佛是一个能让人雄起的神奇法器。

红袖标其实是有形的法器，是无形法器的外在表现。在很多时候，权力就像是春药，让人亢奋。

聂元梓文革在北大演讲

聂元梓就是例证。

这里不对聂元梓的功过是非做评论，而是透过现象看“春药”的效果。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那场风暴过去后很多年才结识聂元梓的，那时候，政治风暴的裹挟已成往事，从一个普通的学校干部到全国闻名的“英雄人物”，再回归本元，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往前推半个多世纪，聂元梓是大名人，因为她是著名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而且有伟大领袖的加持，当时可谓叱咤风云。

但是，和一般的“造反派”不同，聂元梓是老革命。

她本人十二三岁就帮地下党跑情报，不到二十岁就到延安，受的完全是共产党的正统教育。

1960年，聂元梓到北大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经济系担任系副主任，这篇文章的作者了解到的是北大老同事对聂元梓的评价。

北大经济系不少人对聂是存有好感的，并为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生活作风正派，对知识分子很尊重。

北大文革前的党委书记陆平与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熟，聂真也是老革命，他的夫人王前是刘少奇的前妻。陆平通过聂真把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的聂元梓要到了北大。她被陆平派到了经济系后，工作踏实，与教授们的关系融洽，经常走访教授和教师们的家。当时现在大名鼎鼎的厉以宁还是一个青年教师，57年被打成右派，心情不好，情绪低落。“聂元梓到任后，去厉以宁家拜访，发现他住在海淀街上一个很破旧的平房里，一个男人还带着个很小的孩子，房子很小，一个破煤球炉，家里凌乱得很。厉的爱人在吉林工作，两地分居。聂元梓家访回来后，马上用组织的名义与厉以宁爱人的单位联系，希望把其爱人调到北京，解决夫妻两地生活问题”。

诸如此类这些小事使得经济系很多教师和教授对聂很有好感。由于在经济系工作获得好评，哲学系出了问题，陆平就把聂元梓又调到哲学系“救火”。聂离开经济系时，全系老师组织了一次颐和园游，欢送聂元梓，据说这在北大并不多见。

聂元梓还是嫉恶如仇的人。虽然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对她也很看重，可她到北大后，逐渐对陆平的很多问题看不惯，正好赶上了那场“大革命”，于是有了那张后来著名的大字报。而这张大字报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聂元梓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于是，她大权在手，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笔墨来描写聂元梓掌权后的威风八面，但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记得，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可以想象。总之，权力把她异化了。

好景不长，两年以后，她被扔一边儿了。粉碎四人帮后，她被判十七年徒刑，狱中她不能用她的大名了，指定她叫“王兰”。出狱以后，她被北大开除，居无定所，每月给600块钱，其他啥都没有。她只好寄居在她姐姐的房子里。据说生活部分是靠过去北大对她仍有好感的一些教授帮忙，甚至是这些教授的孩子们给她一些接济。

聂元梓出狱后，作者曾经应邀去了一次聂家，她还请作者到楼下小餐馆吃饭：“出门时，聂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裙，戴了一个红色的项链，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个细节让我对聂元梓女人的一面有了感觉，印象深刻。”

十四年后，作者再访聂元梓，她已经91岁高龄。随着文革的远去，她变成了一个历史人物。她告诉作者，由于她坚持不懈的上诉，她最终获得了一套房子， 是北京市批给她的，她死后再归还民政局。上边还批准她的医疗全部免费，解决了她耄耋之年的后顾之忧，退休金也由原来的600块，加到2600块。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她，但保姆的费用就得2000元/月，所以，她并不宽裕。

作者问她："孩子们经常回来看看您吗？” “他们有时来看看我。” “您为什么不向孩子要点钱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他们也要生活。我不愿向他们开口。”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要强的人。

聂元梓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的婚姻因丈夫乱搞男女关系而终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哈尔滨副市长），聂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继而被陆平要到北大。第二任丈夫官更大，老红军，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比聂大二十多岁。文革中受到审查，康生要求聂元梓与其离婚。于是两次婚姻或因生活，或因政治都没有善终。

作者写道：说到中国现代史，绝绕不过“文化大革命”，绝绕不过聂元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她是个历史的存在。所有的“风光”和罪与罚她也都经历了，当这个91岁的老妇人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都会生出些许的恻隐。

无论是清洁工还是聂元梓，他们都是人。是人，在权力面前就是抵抗力极低的人。也许，会有人视权力为粪土，既不追求也不仰视，权力在手也不会忘乎所以，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

有句话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其实这话不准确，因为这位清洁工和聂元梓恰恰都是女性。而且，权力也不在大小，权力只是和外在表现的影响范围有关，一个红袖标是权力的象征，所以吴嫂的长高了一截和红袖标有关；一身“大白”服是权力的象征，所以吴嫂的声音响亮了很多；最高领袖的肯定和大批的拥趸也是权力的象征，所以，聂元梓可以呼风唤雨。当然更大的标志带来了更大的权力。记得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一件事，苏共代表大会确定他担任党的一把手以后，散会时他走出会议礼堂，门口就停好了为他新配的高档专车，全套的保安人员，众多的人目送他登车离去，他想，这效率太高了。当然，这是掌握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

权力是可以异化人的，无论是官员、知识分子还是清洁工，仅仅依靠人的道德约束是不行的，还要有权力的制衡。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的人戴上红袖标就忘乎所以的时候，还是要想到春药，以及如何把春药的效能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