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药业的惊人乱象

一

记得四五年前阅读中文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时，后记是作者张纯如的丈夫布瑞特所写，隐约记得张纯如因为各种劳累、焦虑、不安等患上了抑郁症，在她所不能接受的小布什竞选连任宣布当选的一周后，作为一介弱女子的张纯如，最终选择了以一种极端暴烈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仅36岁。

张纯如死后，关于她的死因的讨论时有出现，不过出于对抑郁症等疾病的无知，这些讨论未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及至最近几年，身边的熟人或亲戚不断因为罹患抑郁症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对这个疾病的关注才开始加增许多。

记得就在前不久，一位微信群友透露：不少朋友在服用了国产抗抑郁药物之后，竟然由于强烈的不适，而导致了悲剧性的恶果。

从我们的经验来判断，这一定是国产抗抑郁药物效果太差造成的！可我没想到的是，就在几天之后，当我读到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女士回顾女儿短暂一生的《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时，张盈盈女士认为女儿的死就跟抗抑郁药物脱不开干系。

诚然张纯如承受了各种压力、焦虑与灰暗事物，可是据张盈盈女士称，女儿“滴酒不沾，也从不吸烟。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咖啡更具刺激性的东西，更不要说是精神病药物了”。

女儿的离世，对张盈盈女士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也促使她不断去探寻女儿的死因。这位母亲的心底是疑惑的，毕竟女儿看起来不像是那般弱不禁风，平素的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好在张盈盈女士本人也是一位生物化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她的用心与专业素养，使得她有一定的能力去破解女儿之死的真相！

比如说，张女士直觉地认为，女儿作为一个女性及亚裔人种，对于相关药物的承受力不能与一般男性或白人相提并论，在药物出品方的使用说明书或者医生开具药物时，应该提醒患者留意这些差别和风险。

张女士还注意到：女儿的首次自杀企图发生于2004年9月21日，然后在10月28日试图买一把枪。这两件事都与她的性格完全不符，而且是那么得巧合——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她开始服用Celexa几天之后。

总之，经过一系列思考与推敲，张盈盈女士怀疑医生开给女儿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物，或许是导致女儿情况急转直下的真正原因。

女儿死于2004年11月，直到2009年，张盈盈女士都不敢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否可靠，及至当她看到一篇网上讨论女儿死因的论文（文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泰彻尔的精神病医生）时，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因为作者猜测纯如或许死于药物导致的自杀。

此后，张盈盈女士先是与泰彻尔医生见了面，后来又请教了诸多该领域的学者，并翻阅了大量的论文，再结合女儿服用药物时的异常表现，张女士最终认为：是药物的毒性和严重副作用夺去了女儿的生命。

之所以造成这类惨剧，正是因为像“生产赛乐特的葛兰素史克公司没有向公众公布药物试验中的不利数据和自杀风险，在安全性问题上误导了医生和消费者”。

张盈盈女士还了解到，负责药物实验的医学研究人员接受了制药公司的资助，而实验结果又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用于药物的审批通过，因此没什么可以保证研究的公正性。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如果说张纯如的死亡真相跟张盈盈女士的推断完全契合，那么我们也可以预见：由美国的这种体制性弊端所造成的伤害，绝不仅仅只限于张纯如一例，我们甚至可以说，张纯如只是其中亿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二

大家还记得J.D.万斯的那部《乡下人的悲歌》吗？他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处方药物成瘾在镇上泛滥。”

我最早读到这段文字时，是不理解的，我既超出了我的学识，也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直到我在最近读到了《梦瘾：美国阿片类泛滥的真相》一书。

按照《梦瘾》一书中提到的相关数据称：2008年，在美国药物过量（尤其是阿片类药物）超过了车祸死亡的数量，成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

药物成瘾的受害者从最赤贫的人，到中产阶级，再到富裕阶层，可谓无一幸免，他们的悲剧轨迹往往是这样：药物成瘾导致毒品替代，不断购买毒品，经家人发现后开始戒毒，经过戒毒治疗后又开始复吸，最终不幸死于吸毒过量。

“经过药片，海洛因进入主流社会。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是瘾君子队伍中的新成员，橄榄球运动几乎是通往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一扇大门。从阿富汗归来的受伤士兵，因止痛药成瘾而死在了美国。孩子们在大学里染上了毒瘾，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校门。这些瘾君子之中一部分来自阿尔巴拉契亚山区的偏远角落，但更多的人来自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居住的社区，车道干净，汽车崭新，购物中心汇聚了包括星巴克、家得宝家具、西维斯药店以及苹果蜂餐厅等各种商家，他们中有牧师的女儿，警察、医生的儿子，承包商、教师、企业主和银行家的孩子。并且，几乎每个瘾君子都是白人。”《梦瘾》的开篇如是道。

在《梦瘾》一书的开篇，作者还专门提到一个来自俄亥俄州中产阶级家庭的小伙子麦特（生于1991年），他的哥哥迈尔斯还曾来过中国教孩子们英语。麦特不知何时开始对药物上瘾，起初他表现得迷迷糊糊、漫无目的，后来他则像换了一个人，衣着整齐，并在好几家餐饮公司做过全职。

但就这在这时，他的父母发现他是一个功能性瘾君子，使用阿片类处方止痛药，尤其是扑热息痛。后来他改用奥施康定——康涅狄格州的普渡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强效药。2012年初，在父母的干预下，医生建议麦特在家戒毒一周。

可是不久之后麦特就故态复萌，由于奥施康定价格昂贵，麦特开始改用黑焦油海洛因。同年4月，在被发现毒瘾之后，麦特被送入一家治疗中心实施戒毒治疗达三周。

5月10日，是麦特走出治疗中心的日子，他的父母以为儿子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们还在次日给儿子买了一块汽车新电池、一部新手机。这一天（11日），麦特去参加了一个戒毒互助会的聚会，大家还一起打了高尔夫，可是夜深了，麦特的父母也未见儿子的身影。

直到夜很深了，一位警官敲开了麦特父母的家门，通知了他们一个噩耗：麦特因黑焦油海洛因注射过量死亡。

一个只有21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不幸终结了，当然，麦特也仅仅是这个巨大群体中的一员！

朋友们也许会问了：为什么这些药物有这么强烈的致瘾性呢？难道说非要服用这些药物不可吗？既然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如此之大，难道就没有更安全一些的替代药物吗？假如知道这些药物如此可怕的副作用且并非不可替代、不可改进，那么FDA是干什么吃的？

要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可能并不容易，这里我想首先提及英国医生玛格丽特·麦卡特尼的《医患悖论》一书，其中作者指出：很多所谓“疾病”可能正是医生或制药公司误导的结果，制药公司会利用资本的渗透力影响医学技术发展方向和诱导公众趋向；慈善机构为扩大影响力而夸大疾病的危害或干预的效果；政党为赢得选票，会刻意迎合一些拥有压力集团支持却缺乏证据支持的医疗项目；学术刊物的商业化运作影响学术诚信和公信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我们这里尤其不要忘记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重灾区，它的上述情况肯定比同类国家要严重！比如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就是美国国民花费了最高比例的金钱（目前占总支出的20%左右），却得到了一个最差的结果。

一份投资则有一份回报，制药公司在资助竞选方面的花费也是惊人，比如2012年，大型制药公司花费5000万美元用于竞选捐款（当年竞选总花费58亿美元），2014年贡献了3200万美元。

美国医疗、制药的监管向来最为松弛（尤其是自里根上台之后），所以出现下列乱象也就毫不奇怪了：在俄亥俄州的朴茨茅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开一家止痛诊所，而且还可以卖药，这些人中甚至还有贩毒人员，他们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开诊所，然后雇佣一些庸医来坐诊。

奥施康定推出于1996年，早在2001年时，就有一些受害者的律师尝试提起诉讼，这位律师认为：“普渡制药在自由流通的商业领域投下了一颗药做的原子弹，它本应预见到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可是由于法律的限制，集体诉讼的代表们不够“完美”，导致诉讼流产，阿片类药物得以继续流行。造成的结果诸如：涉及阿片类药物的过量死亡人数从1999年的每天10人，上升为2012年的每天48人；2011年，滥用处方止痛药导致48.8万人次急诊，几乎是2004年的7倍；2007年，报告海洛因使用人数为37.3万人，2011年这一数字为62万人，其中80%的吸食者是从处方类止痛药开始的。当然也包括海洛因在美国的大泛滥。

2010年，有鉴于人们滥用奥施康定转变为吸食海洛因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普渡制药公司便更改了奥施康定的配方，增加了抑制滥用的成分，使得该药更难以分解和注射。这一举动收到了效果，可是假如从1996年奥施康定甫一推出时，普渡制药就开始这样做，那么结果定然有所不同——如今全美各地都有数量庞大的奥施康定成瘾者，在没有了奥施康定之后，他们更有动力转向海洛因。

截止到2016年前后，按照《福布斯》估算，奥施康定在20年中的销售额达到了350亿美元。

三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一句话——不要嫌药品价格昂贵，毕竟研发成本非常之高。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手上有一部略显得陈旧的书了，这就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已从业二十年的玛西娅·安吉尔博士出版于2004年的《制药业的真相》一书，这一年正是张纯如女士去世的年份。

按照玛西娅·安吉尔博士提供的数据称，2002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十家制药企业的利润总和是359亿美元，超过了另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337亿美元）。

安吉尔博士还指出：制药公司在研发上的花费仅仅占销售额的14%，而其利润率却高达17%（此前高达18.5%）。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的二十年间，制药业可谓是全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了，直到2003年它的利润率才被“采矿、原油生产”（油价也是经常涨，政府还很难干预）与“商业银行”（今日监管进一步放松的结果）取代，开始屈居第三。

制药行业一直自称极具创新性，可是事实上，新上市的药物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正创新的，绝大多数只不过是给旧药起了一个新名字，然后利用20年专利保护期再收割一茬！

很多科研成果，还来自政府资助的大学与实验室，制药公司只是坐享其成。因此很多欧洲的制药企业也跑到了美国，就是因为可以搭便车。

以前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指出，美国制药公司以逐利为第一原则，根本不关心病人、医务工作者的福祉，即使是对大众有利却无明显利润可增加的创新（比如改进型的注射器，可减少不必要的感染），他们也是不会感兴趣的。他们对于20万患者以下的小众疾病毫无兴趣，也对诸如疟疾、非洲锥虫病或血吸虫病等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无利可图。

【这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制药公司特别注重患者的健康，他们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而他们的利润率也在合理水平，那么今天的很多疑难疾病岂不是都会根治吗？很多药品的价格，也定然不会如此昂贵。】

制药公司说提价就提价，比如先灵葆雅公司的一款抗过敏药物Claritin在药物专利过期之前的五年内，居然提价了13次，价格累计增长超过50%。当然，我在反映美国垄断问题的文章中，也揭示过这一点。

就在《制药业的真相》成书的小布什时代，布什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3个成员国中独树一帜地反对放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保护。美国只允许贫穷国家的为几种有限的疾病制造他们自己的通用名药，而不能进口。由于那些最需要药物的最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建立生产工厂，这实际上是一个空头承诺！

对研发资金如此吝啬的同时，令人吃惊的是，制药公司在营销和管理上的费用却高达31%。

这31%的高额成本就包括了推销费用，收买科研人员、医生及资助政客等费用。安吉尔博士着重指出：制药公司对医生的药品观和他们开的处方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许多由公司赞助的处方药研究都是带有偏见的；由于小病而服用大量药物，药物的副作用与药物之间的互相作用，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可能比不吃药还严重。

四

由于掠夺性定价所导致的药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及各种误导因素，为处方药付费已经不仅仅是困扰穷人的一个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持续不景气，健康保险也在不断缩水。雇主越来越多地要求员工自己去负担某些费用，许多公司都降低了他们在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在这里美国的政府是严重缺位的）。

许多人买不起药了，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或者擅自降低服药剂量。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买不起药，他们手持处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并没有去花钱购买那些昂贵的药品，结果导致这些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而医生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开出的药品没有起作用，又开一些其他药物——这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当然，受害最深的还是容易被疾病纠缠却缺乏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此中情状不须详述了。

诚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打造了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光鲜外表，可是这种“成功”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不公平及由此滋生的各种可怕弊端（如科研与教育的衰退，民众身心疾病的持续高增长，社会动荡加剧），也是因为像货币霸权给美国带来的那种不菲的可以坐享的红利（美元占全球国际货币的55%）——一旦这种红利褪去，美国经济很快就会原形毕露。

当然，这里不再继续痛加谴责已谴责过多次的右翼观念之流毒了，只是希望大家再一次明确一个基本常识，即美国需要全方位的变革——美国需要成为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人的地方，一个真正以人为本而非金钱至上的健康社会——当然，必须包括尊重全部地球人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