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内，发布消息的微信公众号遭到轮番删帖，微博热搜榜也被删去了与此事件相关的关键词。但屏蔽机制这次并没有太奏效，事件的热度接连暴涨，人们既为北京在寒冬里驱逐的外来“低端人口”鸣不平，又为京城里连城市中产的孩子都无法逃离魔掌而感到绝望（编注：该幼儿园的学费为5500元人民币/月）。
“底层”与“中产”，此刻才强烈意识到彼此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消失的调查记者，失效的传播学每当民愤滔天，必有知识人出来呼吁冷静、疏导舆情。24日上午，一篇名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红黄蓝事件和江歌事件”——兼谈几个拿传播学理论作恶的例子”》的文章在网上被热传，作者应是一位指导大陆考生备考传播学研究生的老师。
这篇文章的基本逻辑是：要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找到真相，然后再谨慎地就事论事，并避免谈论敏感话题。
文章举出几个传播学的理论框架——“预防接种”、“议程失焦”、“议程麻醉”、“渲染悲观”等等，借此说明：如果被情绪左右而把话题往敏感方向上引的话，可能会被策略性地引导，从而导致话题被“全网删除”。
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人如果能遵照这篇文章的做法，大概也算得上是一个“媒介素养”极高的人，对舆论场内的讨论无疑是有益的。
问题在于，我们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家长发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有针孔，从她的话里得知其在学校可能被陌生人脱光衣服后，一定会报警，警方会迅速介入，控制嫌疑人，启动侦查程序；之后检察院会介入，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再由法院进行公平裁决，无论嫌疑人有多大背景，司法程序都可以流畅运转；媒体当然也会介入全程，发布详实可信的调查报导；待到事件落幕，整个教育系统会有针对性地启动结构性改革，同时社会组织会推动未成年性教育，使其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
但以上的链条，哪一个环节是在大陆社会正常存在的？
单看媒体这一环节，若是在五年前舆论环境相对较宽松时，早就有调查报导出来了。而现在，整个舆论场空空如也，表面上看似热闹，其实只是水平参差不齐的评论在撑场而已。对于新闻事实的报导，成为了少数几家官方媒体的特权——老牌的调查记者消失了，那些能轻车熟路帮我们还原事情原委的人不能再写报导了，原因也显而易见——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后，媒体就进入了被关进“笼子”的时代（从前也许还算戴着镣铐勉强可以跳舞）；另一方面，媒介的演变，也使调查报导不再受欢迎，调查记者们纷纷转行。
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南周新年献词事件是指《南方周末》工作人员称其因迫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压力，未经过该刊正常出版流程，对2013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辞及相关内容进行大幅删改，并产生数个常识性错误，引发《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抗议的事件。事件引发全球媒体及社交网站如推特、新浪微博用户的广泛关注，主要焦点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审查制度及新闻自由。（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 CC BY-SA 3.0 授权）调查记者消失的后果，终于在这个时候显现了。这篇讲传播学的文章，呼吁人们冷静等待事件原委，就仿佛这些年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仿佛还有调查记者在为社会“守门”。
文章在标题把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以下简称“红黄蓝”事件）和江歌案相提并论，但却不提为什么江歌案事件里几乎没有媒体和自媒体被删帖，而“红黄蓝”事件中，一开始发消息的媒体报导和公众号文章，几乎全都被屏蔽了。不把删帖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单纯地将教科书里的传播学理论拿出来套用在事件上，才是真正的“失焦”。
中国的政治术语博大精深。江歌案可以被随意讨论，那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怎么撕都无所谓；而这次的事件之所以要“全覆盖、无死角”地删帖，那是因为这已是人民与高墙间的“敌我矛盾”——我们只能这么解读，删帖的规则在“黑盒”里，无法被看到，只能从现象反推回去分析。
全面删帖意味着，如果你想着等“子弹再飞一会”、等官方媒体发报导、等真相出现了再发声，那么抱歉，你什么都不会等到。携程亲子园事件是半个月前发生的，但如今我们等到了什么？
我们也可以讲一点传播学理论——“议程设置”。携程亲子园事件后，江歌案、中国名模奚梦瑶在维密秀中跌倒，哪一件事不是极度喧嚣？悲情城市每天都有新剧目，谁还记得亲子园里被虐的孩子？
中国宣传部门在操控议程、引导舆论方面的能力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只要民众消停两天，他们就能把全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中国有可信赖的、独立运作的媒体，我同意我们应该先看调查报导再说话——可惜没有，这是媒体的末法时代，普通人如果不说话，换来的只有沉默。
社会的信任基础已经崩塌，这是一片让传播学理论失效的土地，将那些在真空实验室里提炼出来的理论框架，不假思索地套用在当下发生的事件上，呼吁冷静客观，除了制造一些良好的自我感觉以外，并不能往真相靠近一步。
只要删帖还在继续，“谣言”就是抵达真相不可或缺的途径另一篇被热传的文章《红黄蓝三个被屏蔽的采访视频，都说了什么？》（作者雷斯林），则是我们这个荒诞社会的绝佳写照。
文章一样呼吁要相信“正规媒体机构”的报导，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由自媒体添油加醋的消息。作者转述了三个可采信的采访视频的内容，两个是家长、一个是教委。荒谬之处在于，两个家长的视频都被下架了、屏蔽了，而来自官媒环球时报的教委采访视频自然没事。
既然不应该轻信谣言，那么如何面对“可信”的视频也被屏蔽的事实，在人为制造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什么才是客观？
被屏蔽的视频已经道清了事实：真相不会自己到来。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有这么多人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事情早就随着删帖被压下去了。
所以普通人只能自救，当“正规媒体机构”都已经被击杀得差不多时，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就是普通人追寻真相的方式。从语义上讲，“谣言”并非是假消息的意思，而是流传于坊间的未经确证的消息。只有当权威极其公正且受到监督时，谣言才成其为谣言，否则一切消息都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真相——这是很悲伤的事情，但没办法。只要仍在删帖，“谣言”就是抵达真相不可或缺的途径。
我很不满像雷斯林这样的读书人，完全无视“房间里的大象”，直称喂安眠药不可能、权贵猥亵儿童也不可能，转而把矛头转向传播各路消息的人。他甚至用了非常奇怪的逻辑——“再说难听一点，要是真的……我国互联网上关于这件事早就销声匿迹了，哪会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央视新闻全都出来报导”来论证其不可能——因为有消息传出来，而且没有被“和谐”，所以消息是假的，这就是中国“冷静、客观、中立”读书人的逻辑。用时髦的话讲，这就叫“洗地”。
雷在文末又称，刻不容缓的是性教育。未成年人性教育当然重要，但当下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性教育缺失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继续往下追问，去接近那个“真相”？
据我观察，读过一些书（又不是非常多）的人，常常会在“专业知识”的赋权之下，变得极其缺乏同理心。他们尤其爱引用勒庞的《乌合之众》来试图证明公众情绪总是不可信、需要警惕的，但事实上，《乌合之众》甚至算不上严肃的学术著作。此类呼声，无论初心如何，实质上都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所在，也是删帖的源头之处。不讨论不受制约的权力，转而以“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去谴责沸腾的民意，并以此为接近真相的方式，大概算是中国当代一大奇观。
中国社会的基本信任基础已经丧失了，读书人，或者说眼下每个普通人能做的都极其有限。在自己身边建立一个信任的场域，至少信任自己的孩子（不少中国父母总是不相信自己孩子的，反而更相信权力），至少诚实面对自己，不要为虎作伥、言不由衷，大概算得上是少数能做的事情，而非盲目乐观地相信真相会在沉默中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