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多家店铺的门消失了，谁让街道闭上了眼睛？

忽然之间，北京大量的临街店铺都“隐形”了。

早餐铺、房产中介、蔬果摊、杂货店、咖啡馆、美甲店、按摩房、花店……招牌被摘下，大门被砖块填满，成了一堵严严实实的墙。

我看见常光顾的一家餐厅老板，嘴里叼支烟，百无聊赖地蹲在路边。“您在这干嘛呢？”我问。“等客人来，让客人从后门进。”老板说。他的店“刚刚被治理了”，店门被封，从外面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家卖辣椒炒肉的湘菜馆，客人只能绕到楼的后面，从平时运菜用的小门走进去用餐。生意惨淡，自不必说。

三个月之内，在北京，至少有6000多家的临街店铺和这家湘菜馆遭受一样的命运。而这才刚刚开始，北京市政府宣布，“2017年将治理约1.6万处商户”。不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开始了相似的城市治理运动，上海的目标是在2017年内治理“不低于5000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这一波轰轰烈烈的城市治理，有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叫做“整治开墙打洞行动”。顾名思义，过去很多店铺租用沿街住宅楼的一层，开墙为门窗，成为热闹的街边小店。管理部门此前默许它们存在，也照常征收物业费、卫生费。但是现在，话锋一转，它们被定性为城市的“恶疾顽症”。依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相关文件，这是“擅自改变房屋原有结构，破坏建筑承重和抗震效果，存在安全风险，并有损市容”。于是，开的墙、打的洞，一律封堵；临街小店，瞬间消失。

“搞这么大运动干什么？”我问。

“赶外地人呗。”湘菜馆的老板脱口而出。

这是眼下流行的一种揣测：整治“开墙打洞”是因为首都北京正在疏散低端人口，降低中心城区密度。2017年3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提出，北京市人口要“长期控制在2300万左右”。而据2015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北京常住人口2150万人。在控制人口的压力下，北京陆续迁移了几个服装、农副产品等大型批发市场，而“小型、分散式的外来个体经营者成为新的疏散对象”——这样的解释见诸不少国内媒体。

典型案例有三里屯，北京最知名的夜生活场所。除了使馆区附近，年轻人趋之若鹜、夜夜笙歌的酒吧和购物中心，三里屯还有一条著名的“脏街”。

“脏街”实际叫做三里屯南街，街上42号楼是一栋50多年历史的六层居民楼，近年来汇集了盗版光盘、麻辣烫、炸猪排、烧烤、纹身、香烟、成人用品和酒吧等各色开墙打洞的小店，有的店主还搭出天台和简易阶梯，方便客人出入。操着各式语言的人在这里流窜，男男女女，中外混杂。

80后的北京建筑师朱起鹏将42号楼比作香港的九龙城寨和重庆大厦，虽然可能“藏污纳垢”，却“衍生出一种人类文化存在的别样方式。”

“它看着很混乱，却包含着比别处更多的可能性，这里是不同族群建立的‘共和国’，人们在其中各得其所，也通过这种接触密度学会了共存。”朱起鹏说，“北京的可贵就在于这个城市似乎总能在重压之下保持着文化的生产性，一直输出着或适宜或偏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性格。”

“而现在，有一股明确的力量想要去切掉这一块。”

2017年4月24日，“脏街”被整治。朝阳城管三里屯执法队对42号楼进行“封墙堵洞”，一共治理了33家商户，拆除了近10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治理现场暴土扬长，回收废物的三轮车出出进进。

此前，三里屯派出所和三里屯酒吧街管理办公室一直都在与42号楼相距不足200米的地方。法律定义模糊，除了《物权法》第77条写，“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没人管过42号楼。直到它突然遭遇斩草除根。

治理后的“脏街”，泾渭分明。街的一边，商业楼宇毫发无损，酒吧照常营业，Happy Hour依旧，满地酒瓶和烟蒂。另一边，42号楼门前种上了鲜花绿草，窗户装上细密的银色防盗网，沿街立起黑色钢筋围栏，似监狱围墙。便宜的小生意大多关门。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这儿玩儿，现在我没处去了。”一位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美国人用带着卷舌音的北京话对我说，他怀里搂着来自韩国的女朋友，他们身上蝙蝠翅膀样式的情侣纹身就在这纹的。

在一本名为《再造城民》的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施芸卿博士提到，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市场机制的引入”，过去在体制笼罩之下“隐而不彰”的个体慢慢浮现出来。例如，“脏街”上的那些活生生的面孔就是这些个体。

然而，在旧城改造之中，政府和个体却始终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两极”。

2017年初，北京市政府决定组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意图治理“大城市病”，创造良好人居环境，并设立了1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基金。2017年2月末，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发表了以城市规划为主题的讲话，要求“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

随后，整治“开墙打洞”行动进一步加码，从三里屯蔓延至整个北京旧城。这时的治理，有了一个新的政策解释，叫做“还原古都风貌”。

北京旧城被分为几个种类，一类是如西城金融街、东城金宝街这样的区域，已经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第二类是如大栅栏、什刹海、地安门、国子监等历史文化保护区（简称文保区），受到文物保护条例和城市规划法案的保护；第三类是棚户区，大多为简陋的民居，虽历史悠久，却被认为保护价值不大，当做储备土地来使用。

新一轮运动集中在第二类文保区。这个区域里保存着所剩不多的带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胡同和小巷。过去，随着老住户不断搬出，不断有外来住户引入，其中一些人依托旧城独特的历史氛围发展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小型店铺。近几年的旅游热和北京青年消费群体的成熟，使这些店铺越开越多，成为了独特商圈。不仅有一些知名的品牌落户，譬如五道营胡同的素食餐厅京兆尹（由建筑师张永和设计）、国子监街的梵几客厅（由设计师古奇高设计）和失物招领（由建筑师青山周平设计）；亦有很多无名无氏的小店小馆，隐藏在胡同深处，有的仅几平方米大小，有的无固定营业时间，却生意红火，拥趸者络绎。

一位在北京从事城市规划的学者告诉我，官方认为胡同要回到“街巷幽静、庭院深深”的旧时模样，许多街边店因此被认定“与古都风貌不匹配”。一时间，无论是街坊小店，还是知名设计师的胡同改造作品，甚至还有政府扶持过的老街活化项目，都陆续被封堵，更有一些被认定为“私搭乱建”建筑物而遭到拆除。乍望过去，原本热闹的胡同里只剩下整齐单调的墙壁伫立。

“效率很惊人哦！那个拆门和封墙的速度很快。施工的人一哄而上，等人散了，事情都做好了。已经成定局。”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里的一家咖啡店里，店主陈文对我说。

陈文来自台湾，他本人曾在台湾从事城市规划和古建筑保护工作，因为喜爱北京，因此在2012年决定常住，并开咖啡馆。2017年4月中旬，咖啡店接到整改通知，陈文和另一位合伙人曾花了很多力气去斡旋。他们对主事的街道办事处从文化保存、胡同景观、街道经济活力、社区发展、妇女夜行与环境心理、人道关怀等诸多层面一一陈述争取，却“收效不大”。

“当初我们做设计、装修时，想要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都没有管道，”陈文说，“我们开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问题，却突然通知我们不符合政策规定。”

也有做台湾工作的人出现，安抚他们。但陈文感受到“很多东西都停留在嘴巴上，口惠很多。但实际上你要想什么‘便宜’，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总是冷酷中带着温暖笑意，时而微笑貌似聆听，时而急于把政策立场坚定不移全盘表达。他们不在乎你说的多有道理，他会告诉你，他们谁谁在这住了30年比你更了解胡同，谁家的‘违建’也很漂亮也很舍不得。”陈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道，“最后告诉大家要顾大局，他们也是执行者，政策就是这个样子，胳膊拧不过大腿。”

在民间资本崛起时，如陈文一般的小企业主来到北京，被北京接纳，也曾认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并感到惬意和骄傲。但这场运动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究竟谁才是这个城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最终，陈文“无功而返”，咖啡店的正门被封掉，卫生间被整个敲掉，厨房只留下一半。

“一讲大局，就什么都没有了。”陈文说。

在采访过程中，几位城市规划专家都告诉我，过去持续二十余年的北京旧城改造建设，比整治“开墙打洞”更加惨烈的拆除比比皆是。不同的是，过去的“拆”，发生在衰败的城市角落，驱赶的是低收入的“剩余人口”和守土不搬的“顽固”居民；而这一次的封堵，直接冲击的是中产精英。

“这事就是告诉你，没有谁不能动。”一位不愿具名的城市规划专家说。

陈文的邻居、方家胡同里的另一家名店猜火车餐厅，曾以为“封墙堵洞”是堵不到他们的。

这家餐厅曾是北京最知名的非院线电影放映场所，常年举办电影沙龙，著名导演赖声川、吴宇森、田壮壮都是座上客。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他们称自己是“著名的华裔设计师柯卫”设计的，是对“环境有过贡献的胡同创意工厂、文创园”，是“文化地标”，是“已形成的成果”，如果将他们的大门封上，是“浪费社会资源”。

然而这家餐厅被通知，只能营业至2017年5月31日。

相比附近那些被无声无息封堵的小卖部、副食店，猜火车餐厅被认定是违章建筑之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维权。他们发布文章，晒出若干年前北京市东城区领导站在店门前的合影，文章很快就变成“该页无法显示”。

离猜火车餐厅不远的一家东南亚料理老板刘港生对我说，过去几年，政府一直积极进行胡同治理，但“那些治理是好的”，例如“增加垃圾桶数量、划分车位、查封无照经营的商铺等”，“对胡同里的环境有促进作用”，他“也是支持的”。

刘港生来自香港，在北京扎根，娶妻生子，找到胡同里的一个好位置，开了六年东南亚料理，登上过几家杂志的美食推荐。香港人做事严谨，2011年租下房子时，刘港生就将装修改建手续拿给街道办事处报批，并保留至今。周围几家店都被治理，唯独刘港生的店独善其身。

他还未来得及庆幸，街道办事处就暗示他“此地不宜久留”，“能去找其他店面就赶快找”，还劝告他“近期先不要进货”。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些话，”刘港生心里很不踏实。几家相熟的老板聚在一起，小道消息流传，即便有合法营业执照，不久也要被收缴。不管怎样，胡同里的买卖都难做下去。

刘港生在邻居悠航鲜啤（Slow Boat Brewery）的微信公众号里寻到了蛛丝马迹。悠航鲜啤是两个美国人创办的啤酒坊，专售精酿啤酒。他们在2017年5月15日收到“封墙堵洞”的通知，必须要关闭位于东四八条胡同的店铺。在一则《干杯总是难免的，在这一刻离别时分》的公开文章里，悠航鲜啤先用中文通知顾客最后的营业时间，然后用英文写道，治理运动最终会是政府将土地收回手里，然后进行统一的整改和出售（“buy back the land and so it can be renovated and resold”)。

“旧城的价值被人们重视了，但土地整合难度却越来越大，”前文提到的城市规划专家说，“整治‘开墙打洞’也许就是为了压缩管理成本，缩减管理程序。”

“政府在下好大一盘棋啊，”他感叹。

这是另一种对这场运动理由的分析：为政府下一步整合旧城土地铺路。

这样的分析从结果出发：一轮治理运动过去之后，民间资本对于北京旧城的投资热情骤然下降，政府介入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2000年以前，胡同里一间老房子的租金，区区几百元。在2008年前后，开店热潮兴起，租金水涨船高至数千元，黄金位置甚至可以达到数万元。追根溯源，很多房子是公产房，即产权归国家所有，居住者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房屋产权证。原先的居住者每月向国家缴纳很低的租金，却高价转租，这笔钱由原先的居住者独享，政府无法监管，也收不到任何税金。

民间资本投入的不单是租金，还有整套的改造方案和装修成本。一个酒吧老板对我透露，他的店面40平方米，仅装修的咨询费就高达27余万元人民币，“改老房子不容易，做出品质更不容易。”加之《梦想改造家》等电视真人秀热播，让公众惊觉，胡同里的旧房子竟然可以改造得如此漂亮，房价、租金直线飙升。

“封墙堵洞”让漂亮的店铺变成了一堵墙。留下老房子在那里，既不适合居住，又无人敢租，更没法出售。政府若此时对旧城资源做整合，就是成本最低的时候。

一位城市规划专家举了一个例子。过去，有国企背景的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大投”）想对前门大栅栏地区进行街区改造和复兴，花重金购入了不少大栅栏里的老房子，却面临翻新困境。

这些老房子散落在胡同里的四合院中。但一间四合院里通常有数个房间，也就意味着有数个业主。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将土地产权变得极其复杂，这些房子有可能是公产（指政府所有）、私产（指个人所有）、企业产（产权为公司）、军产（产权为军队），以及经租房（指过去为个人所有，但政府代为管理出租）等。对四合院内任何一间房屋进行改造，都有可能影响其他业主的利益，而遭到抵制。加之旧城房价昂贵，一个小房间就有可能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一并购入的可能性非常小。

民间小店有机会在胡同里遍地开花，国有企业却很难推进大规模的改造。老房子必须要保存下来才能获取收益，又不能像过去强拆一般，推平了事。大投手握若干房产，却成了“无米之炊”。

大投的背后是北京广安控股有限公司。广安控股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导下的几家公司的合并而来，主要进行文保区保护修缮、房地产开发经营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说，大投无法推进之事，就是政府的难题。

面对北京旧城内数个还未被整合的区域，政府显然不愿再重蹈大栅栏的覆辙。

“封墙堵洞”这一招，“是用来影响市场的，”上面提到的城市规划专家说，“控制旧城业态，进而压缩旧城溢价空间，从而使进程房地产回到合理水平。最终使主要的土地，尤其是公产房的那部分，重新流入到国有控股企业的麾下，它们的资金链恢复正常，进行规划改造，再进行出租。”

“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到这一招，用产权来解决问题。”他感慨了一句。

上海的一位建筑学者不完全赞同“封墙堵洞”是方便政府收地的分析。她认为，要先看到数据，再分析是不是抓住产权“死穴”，就可以影响市场。例如，商铺的租金比周边住房租金究竟高出多少？清理外来人口和“封墙堵洞”能否在实际上带来房价下跌？若这些数据不得而知，就很难得出结论。

“我们的政府一直没有在法制层面的长效控制机制，所以过一阵就搞个运动式整治。”她对我说，“任何的政府都需要尽可能控制所有的经济行为，全世界都一样。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其实一直是很弱的，所以下猛药就比较吓人。”

这名建筑学者倾向于认为此举是“非理性”的决策，出于某些高层“武断的个人意志”。“就像你看不懂为什么要做雄安新区一样。”她补充。（编注：在大刀阔斧地规划环渤海经济区、通州“行政副中心”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将位于首都西南方向的河北省设立雄安新区，级别等同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并列为“千年计划”。）

目前，整治“拆墙打洞”不止发生在北京，也发生在上海、广州和武汉等城市，更像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其中著名的上海永康路酒吧街，因位于“衡山-复兴历史文化风貌区”、破坏历史文化风貌而遭到整治，引发激烈的社会舆论。

“在上海，近年来‘有机更新’、‘渐进式更新’、‘微更新’等新概念可以说不绝于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张松撰文称，“然而现实中却依然是粗暴干预、‘拆除’领先。”

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朱涛更愿意引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来解读“封墙打洞”对于城市的影响。简·雅各布斯曾写道，“在大城市的街道两边，最令人赞赏和最使人赏心悦目的精致之一是那些经过匠心独运的改造而形成新用途的旧建筑……一个地下室变成了移民俱乐部，一个车库或酿酒厂变成了一家剧院……”，“它们对街道和街区的安全和公共生活是一种必需”——封堵了旧城店铺的门面，就好像闭上了旧城街道的眼睛。

要封，还是要鼓励，朱涛说，这取决于决策者将旧城“当做一个静止的古董，抑或流动的生命体。”

曾有专业人士在体制内发声，希望政府对旧城改造进行通融，至少不要“一刀切”，“不要丑的没有变美，美的也被抵消了”。譬如组织专家协商队伍，对每条街制定针对性改造措施。

“这很难吗？”我问。

“技术上不难。先厘清权属，再评判风貌，只要存在可执行的标准，拿出现在落实‘封墙堵洞’的执行力，什么都干成了。”其中一位参与协商的学者回答，“但这标准好难制定啊，制定了又会执行成什么样呢？有几个人真懂城市这么复杂的事情呢。”

容易实现的，是一条铁令，近万家店铺的门面消失。维护法规？疏散低端人口？政府方便收地？高层的随机非理性决策？令专家们捉摸不透的动机，挡不住重回视野的，新鲜的墙。

（应受访者要求，陈文、刘港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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