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濤暗涌求生路——知青逃港「起錨」之一 作者：怒海浮生客

（編者按：本文作者1947年出生於廣州。廣州14中66屆高中畢業生。文革期間積極參與運動，任學校造反組織「八五紅旗」頭目。後到寶安縣南頭公社插隊。下鄉一年零三個月後逃往香港。來港后一直從事印刷工作。改革開放后參與國內宗族文化活動，在內地幾個宗親會擔任顧問，副會長、名譽董事長等職。退休後主要從事知青逃港往事的寫作。）

在香港大部分的知青都是當年的「起錨」客，「起錨」本指船舶開航的意思，但在那瘋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廣東知青〕中，卻有另外一個意思，在廣東當年一提起這一專有名詞，人們都知道那是指偷渡。「起錨」是一種賭博，參與者要押上自己的前途與生命，那時參與這個賭博的廣東知青為數不少。有的贏了，有的輸了。

人生如夢，幾十年後回顧一下，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們「起錨」的一群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說不定留下來我們會有一個更美好的人生與結局。當局雖然在1979年以「非法探親」的名義對我們從輕發落。但是，對於當年廣東知青大量偷渡的歷史，雙方都諱莫如深。縱觀現今國內外的網站，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幾乎沒有。可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你不提不等於沒有發生。中國的知青史如果缺了廣東知青大「起錨」就不完整。隨著時間的流逝，「起錨」和全國的知青史一樣，快要從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消失了。我在這裡把我所知的有關「起錨」的往事整理一下寫出來，雖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希望能喚起一代人的記憶，以警醒後世。

當年由於我下鄉的地方是在最前沿的海邊，所以一來馬上成了民兵，晚上要站崗放哨。由於人手少，放哨時都是單個的在海邊躲起來放暗哨。我第一次半夜裡放哨，當地的民兵隊長就對我說：「如果看到集體偷渡，你一人一槍要注意安全，在這裡夜間集體逃亡是常有的事。」我隊的民兵從不抓人，白天開工時，經常聴到他們說昨夜又看到幾十人從XX地方下海了。當地不少人常說：「的確，都鄉里鄉親的，大家都說同一方言，下不了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他們過去就算了，說不定不知什麼時候自己也會走上這一條路。」我在海邊站了不少次崗，幸運的是我沒遇上大規模的集體「起錨」，但遇到一次卻令我畢生難忘。

那是一天晚上我一個人放哨，我正在打瞌睡，忽然一個濕漉漉的傢伙在我面前站起來，那傢伙問我這裡是香港的什麼地方？這個蠢東西竟然把我們這裡當成是香港新界了，更令我吃驚的是在手電筒光的照射下，那傢伙竟然是個我認識的人，一個同校下放到相鄰大隊的知青，一個昔日在學校球場上的球友，他也認得我，雙方驚呆了幾秒鐘，鑒於往日球場上的友誼，我把他帶到我住的屋子。第二天一早對人說他是來探我的，然後就把他送走了。當然也少不了罵他一頓，「以後聰明點，哪兒燈光亮往哪兒游，別再栽到老子手裡。」

當地鄰村有一個農村姑娘，20歲長得胖胖的，喜歡穿白衣裳，當地人都喜歡叫她「肥妹」。幾個月前她青梅竹馬的男朋友走了，她身邊的朋友、同學、親人越來越少，一天夜裡為了追尋理想、親情與愛情，一個不會游泳的姑娘單獨抱著一個球下了海。第二天早上八，九點我們在海邊開工的時候，突然有人在高呼「肥妹在海里！」所有人馬上向遠處望去，果然見到一個小白點在遠處漂浮。也許是她運氣好，天明時她已經漂過了中間線，中方的炮艇沒有開過去捕撈，不久岸上的人看到一艘香港漁船開過去把她救起了。幾天後從香港漁民傳過來的消息說她平安與家人團聚了。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還有很多人有人情味的。我的鄰村有一對林姓的知青兄弟，第一次「起錨」失敗了，給五花大綁的綁在公社大門口，由於那兩兄弟平時表現不錯，人緣也好，當地駐軍的指導員經過一看見，馬上把他們擔保了出來，理由是交給我們帶回去進行再教育，免去了那兩兄弟進「大倉」，吃四兩米之苦。「大倉」是當年關押逃亡者的拘留所，據曾進去過的人說：「人多的時候，別說躺下，就連站著也覺擠迫。」至於四兩米就是當年對進「大倉」的人的人道主義標準，一天四兩米，半個月下來，人自動廋了一圈。林氏兄弟雖然給保了出來，回到生產隊里過一過堂還是免不了的。當年我們那裡經常舉行對失敗者進行「再教育」的批鬥會。開會的時候，失敗者站在台上先作一輪「深刻」的思想檢查，然後是幹部和社員發言，對其進行再教育。這樣的批鬥會剛開始的時候還比較認真，但到後來，「起錨」成功的人越來越多，來開會的人越來越少，大家開會的興趣越來越低，漸漸地批鬥會就有點變了質，變成好像是歡迎失敗者重新回來的歡迎會。主持批鬥會的幹部一般都很有分寸和技巧，因為他們也知道世事如棋，今日留一線，他日好相見。如果今天對人狠，難保他日站在台上挨斗的不會是自己。如果被斗者是知青，那就更加多幾分同情分，這些遠離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太難為他們了。

據一位多次被批鬥的人回憶說，在批鬥會上他們最喜歡高喊的毛語錄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每當台上台下都高叫這一口號時，有些人會笑出來，因為他們知道，此時此刻，那句語錄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批鬥會通常都會在嬉笑怒罵，亦莊亦諧的氣氛中結束。對於挨過批鬥會的知青來說，這一回是挺過去了，但從今以後，他們將自動成為新的階級敵人，新的專政對象，今後入黨、入團、提干、回城、升學等好事將會永沒他們的份，在今後的日子裡，在新的運動中他們將會不斷地挨斗。為了前途，他們必須不斷的「起錨」下去，直到成功為止。

當年當局為了堵截內地其它地方的人「起錨」，在東莞縣和寶安縣交界處，即樟木頭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鎖線。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在封鎖線以南的寶安縣境內，是路路設卡、村村設防，經常有真槍實彈的軍警和民兵搜捕逃亡者。「起錨」者一進入了寶安縣，就不能走大路，不能靠村，只能在夜間翻山越嶺。在寶安縣境內大部分地方都是丘陵小山，由封鎖線起到邊境這幾十里山路，今天開著小轎車在高速公路半小時就過去了，如果訓練有素的軍隊幾個小時也能走完。但當年「起錨」的大多數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生活經驗不足，手中只有簡單的地圖，指南針及小量乾糧，白天不能走，只能躲藏在山上的草叢中，晚上依靠微弱星光緩慢的前進，往往一個晚上走不了幾里路，這幾十里山路「起錨」者們往往要走一個星期左右，好運的才能到達邊境。逃亡者在這幾十里山路中既要趕路，又要躲避軍警的追捕，蚊叮蟲咬，毒蛇野狗的襲擊，再加上饑渴，運氣不好的遇上軍警被捕，前功盡廢。好運的遇上那些好心的上山砍柴的農民，好心人看到這些筋疲力盡，飢腸轆轆的小青年，多數都會給他們指明方向，教他們如何繞過軍警。「起錨」者多數會結隊同行，由那些有多次「起錨」經驗的識途老馬帶路。在夜間，一幫人在山裡很容易失散，但不要緊，很容易又會遇上另一幫人，一個眼神，幾句說話就能重新形成新的組合繼續上路。一位過來人風趣地說:「在山裡兜兜轉的那段日子，就好像當年共產黨打游擊一樣，緊張剌激，令人畢生難忘。」那年頭生活在封鎖線內的知青和原居民都有邊防證，出入都要帶上，當時的邊防證一證難求，擁有一張邊防證真的羨剎旁人，因為在封鎖線內生活的人「起錨」時比外面的人方便得多，成功的機會大得多。

好運氣地到了邊境，也不一定成功。當年過境的路線主要有三條，中間那條由福田到沙頭角這20公里左右是陸路，翻過鐵絲網就成，但這一路防守最嚴密，現代化的鐵絲網加上林立的崗哨及警犬，逃亡者很難從這裡過去，但也有少數成功的例子。沙頭角以東是大鵬灣，這裡風大浪急，又有鯊魚，風浪和鯊魚常常令到逃亡者葬身大海，因此這裡防守要松一些。從福田一直到蛇口是后海灣，這裡因為靠近珠江口，海水淡些，所以沒有鯊魚，海面雖寬，但有些地方水很淺，遇上大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間一條小水道。但水淺並不好走，一旦陷在泥灘里寸步難行，踏到了蚝田更加會遍體鱗傷。但由於風浪較小，加上軍警防守比中央陸路要鬆些，所以後海灣是「起錨」者越境的熱門地點。

千辛萬苦到了海邊，還要面對茫茫大海，要在黑夜裡游過海峽，才算成功，這就要求每一個「起錨」者要有高強的游泳技術和體力。當年為了能成功「起錨」，倒流回廣州的知青都會自動自覺到當時為數不多的泳池裡去練水。一下池就是一千米、二千米，一小時、兩小時不靠池邊地苦練。1969年夏天我倒流回廣州時，在泳池裡就有三小時不靠邊的記錄。為了提高實戰訓練水平，不少人還會到珠江里去游長途。老一輩的廣州人都應該記得在1960年代尾，1970年代初在廣州西村水廠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門返照」的一段十公里左右河面上，經常有準備「起錨」的人在實練。他們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塑料袋，用繩子捆好拖著游，潮漲時去，潮退時返，這樣的實練比在泳池裡練更加實用。當時知青進行艱苦搏水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衛國家，而是為了征服大鵬灣、后海灣。

一個人怕不怕死，夠不夠朋友，不能聽他說的，真要到了生死關頭，才能看得出來。而在生死關頭，一瞬間的錯誤，將會悔恨終生。下面兩個事例，都是我身邊朋友的真人真事，都會令人感慨萬分。

第一個是臨危搶球膽，悔疚一生。主角是我的小學同學，一姓胡，一姓董，本來胡董兩家是親家，姓胡的姐姐嫁給了姓董的哥哥。在那年頭，姓胡的因為父親是廣州一間中學的校長，自然就成了「黑七類」而下鄉去了，而姓董的也當了知青。由於感到前途無望，他們相約一起「起錨」了，同行還有一個姓張的。千辛萬苦他們到了大鵬灣，夜裡下了海，由於風浪大，他們的水性又不那麼好，在風浪中姓胡的球膽破了，喝了不少海水，在生死一線的時刻，在求生的慾望中，他本能地把在旁邊姓董的球膽搶了去。姓董的沒了球膽，很快就沉下去了。而這一切都看在附近姓張的眼裡，姓胡和姓張的最後上了岸，但因為姓胡的搶了姓董的球膽而令其死亡，姓張的從此看不起他，兩人成了冤家。噩耗傳回廣州，姓董的母親哭哭啼啼地拿著一把菜刀到親家胡家去斬人，為兒子報仇。這斬人的一幕給我另一個同學看到，從此傳了開來。姓胡的因為自己害死了姓董的，從此也永遠活在痛苦的陰影里，悔疚一生。一上岸就以難民的身份移民加拿大，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我們都已經回來不知多少次了，但他愧對親友，一直躲在加拿大不敢回來。九十年代初，他姐姐一家移民加拿大，姓胡的把自己經營的餐廳送給姐夫，但仍得不到董家原諒。

另一個例子就剛剛相反，一對周姓姐弟情深，一繩牽生死。姐姐身形纖瘦，弟弟略胖，姐弟二人千辛萬苦在1973年夏天的一個黃昏來到了后海灣的海邊。為了躲避追捕，一到海邊就立刻躲進紅樹林水中，他們剛到的那一晚，一個強大的颱風剛好在後海灣登陸，海面上波濤洶湧，兩姐弟不敢此時渡海。為了不被大浪衝散，姐弟二人用一條長繩一人一端捆好，兩人通過一條繩子連在一起。夜裡風浪越來越大，學過物理的人都知道，波浪到達岸邊的時候，由於地形的改變會變得更高。半夜裡小山一樣的大浪把身形纖瘦的姐姐無數次的舉起，欲將其吞噬，弟弟一手抓住紅樹林的樹枝，一手死死地拉著拴著姐姐的繩子不放，即使巨浪也把他吞噬了，他也不放手，一次又一次把將被捲走的姐姐拉回身邊。和巨浪搏鬥了一夜的姐弟倆終於捱到了天明，颱風漸漸遠去，海面平靜了一些，但白天不能行動，兩姐弟必須在水裡再浸一天，晚上才能行動。到了晚上，已經在水裡浸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餓筋疲力盡的兩姐弟用僅余的體力開始游泳。在大海中泳術較好，身形纖瘦的姐姐游得較快，弟弟泳術較差游得慢，加上體力所余無幾，在海中幾次沉了下去，但姐姐絕不放手，雖然她知道如果不解開繩子，最終可能會兩人都同歸於盡。在危難中姐姐也沒有放棄弟弟，她也一次次把弟弟拉回身邊。最後他們勝利了，天明的時候，筋疲力竭的姐姐把奄奄一息的弟弟拖過大海，爬上了香港新界的沙灘。這兩姐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姐弟情深，生死一繩牽的事迹在我們知青「起錨」的一群中流傳很廣，成為大家的美談。那兩姐弟經過了這次生死劫難后，在以後的幾十年人生中，姐弟情維繫得非常好，即使後來各自婚嫁成了家，兩個家庭的聯繫比起很多家庭都親密，是我們一群人的典範。

一般「起錨」客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二十好幾的人比較成熟，做事要考慮周詳一些，除非十拿九穩，或者以前「起錨」失敗過，非不得已都不會走上要用生命作賭注的「起錨」。我班的同學C君就是例子，C君人長得挺帥，學習成績又好，更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學生時代就已經是女生眼中的白馬王子。文革中他一馬當先投身運動，上山下鄉時他也到惠州的一條小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下鄉初期他仍懷著滿腔革命激情與幾個知青搞起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小組，要在農村繼續對馬列主義的探討。可能這個小組的名字起得不好，如果叫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則可能會沒問題。不久這個小組被當局發現，認為他們搞異端邪說，馬上把他們全部抓起來。只經過簡單初步審訊，就把C君判了個現行反革命，關了九個月監牢。從牢里出來后，C君從一個革命的熱血知青變成一個現行反革命，從一個革命者變成被專政的對象，殘酷的現實逼迫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今後的前途，終於他也選擇了「起錨」這條路。由於他下放的地方離樟木頭不遠，他有信心一定能成功，然而命運弄人，開始的時候他運氣太差，一次又一次給人抓住，關進「大倉」。在兩年多時間裡他「起錨」八次都失敗了，關進「大倉」的時間比放出來得多。但他明白一個現行反革命又「起錨」過那麼多次，在那時的中國還有什麼前途可言，他必須一直「起錨」下去，直到成功為止。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1973年夏天他成功了，第九次「起錨」，他與同伴到了大鵬灣，夜裡抱著「浮床」下了海。他的「浮床」是用兩塊塑料布縫在一起，用燙斗壓邊自製而成的。那時候市面上根本不會有浮床、水泡、救生圈等會浮水的東西賣，就算有也不敢公開去買，一買就等於向人說你或你的家人有人準備「起錨」了。C君的「浮床」下水不久就沒用了，他靠一身在廣州煉水得來的過硬泳術和一點運氣，幸運地沒遇上鯊魚，經過一夜的搏鬥，終於爬上香港新界的海岸。C君到了香港后，因為其在中國是現行反革命，所以去領身份證時不敢以真姓名去領，頭幾年半夜裡經常發惡夢，夢到大陸公安越境來抓捕他。直到幾年前他看到大陸的政情不會再反覆了，才去香港政府生死註冊處把姓名改回來。

人只有在劫難中，在生死關頭才會顯露出其真正的本性。在「起錨」的過程中，在大難臨頭時，一個人是否貪生怕死，自私自利，或者忠實可靠，情侶之間是否有真愛都會表露無遺。因此「起錨」也製造了很多機會讓很多情侶更加認清對方是否可靠，可以託付終生。很多情侶在「起錨」中發生了矛盾而分手，但「起錨」也締造了人間很多美滿姻緣，我的朋友鄭小姐與沈先生就是後者。

鄭小姐人長得秀美，高挑的身材，圓潤的聲線，是個人見人愛的美人胚子。因為家庭成分不好，中學畢業後下放到高要縣一個遠離香港的小村做知青，而沈君樣貌平凡，老實人一個，但他下放在博羅縣一個比較近樟木頭封鎖線的地方。鄭小姐為了「起錨」方便，通過友人介紹認識了沈君。很快兩人就談好了條件實行假結婚，登記之後鄭小姐就名正言順地搬到沈君那裡準備「起錨」了。假結婚幾個月後，他們起程了，幾天後歷盡艱辛快到海邊了。就在這時他們遇到搜山，在慌亂中他們手拖手跑了很久，鄭小姐跑不動了，眼看就要一齊給抓住，在這緊急關頭沈君對她說:「我知你不愛我，但不要緊，我出去引開他們，以後的路你要自己走了。」說完馬上從躲藏的地方跑出去，把追兵引走，但跑不多遠就被捕了。就在這一刻，鄭小姐感動了。鄭小姐躲在草叢中避開了追兵，不久遇到了另一伙人，她加入了他們，當晚幸運地下了海，平安扺達香港。鄭小姐在香港對我們說:「他（沈君）來不了我等他，他來了我跟他過一輩子。」幾個月後沈君也來了，鄭小姐沒有食言，現在他們倆在美國早已兒女成群，事業有成了。

當年我們下放寶安縣的知青是幸運的一群，「起錨」成功率很高，男的有近80%，女的有30%都走了，為什麼還會有人不走呢?，因為面對茫茫大海，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用生命來做賭注的，尤其是女生。有些人本來有機會走，但他們選擇留下來，我所認識的就有兩個。

一個是我班的女生沈小姐，1969年夏天一個晚上她一個人在海邊站崗時，遇到同隊的民兵營長組織「起錨」，該民兵營長叫她放下槍和他們一起上船，她經短暫考慮后拒絕了。另一個例子是1975年我隊一個從山東來的黃姓男知青，由於日子越來越難過，我隊社員50多人把他和生產隊的一條機帆船挾持到了香港，社員們邀請他一齊登岸，他拒絕了，一個人駕著機帆船回去了。這兩個人是不是比我們更加地愛黨愛國呢？也不見得。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都是高幹子弟，如果他們走了，那他們的父母就麻煩了。沈小姐的父母兄姐都是廣州市高級幹部，所以學生時期很早就入了團，還當過團支部書記，臨下放時校黨委書記對她說，你去好好乾，一有機會我會把你優先調回來。如果她當時跟人跑了，那她的家庭牽連就大了。校黨委書記也真的沒忘記她，1974年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時，就把做學生時成績不太好，英語尤差的她保送去了廣州外語學院英文系。她是不是特別愛國呢？1989年沈小姐全家移民去了美國，只不過比我們遲了一點，也算殊途同歸。至於姓黃的男知青，因為當年他的父母在山東省還未解放，他一走父母的問題就更大。1977年他的父母一解放，馬上就把他調到深圳市去當幹部了。

四人幫倒台後到深圳特區成立初期，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人民的生活開始好轉，大家都有了希望，逼上梁山而要「起錨」的人少了，但不是沒有。還有一些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要家庭團聚等種種原因而「起錨」。這段時期「起錨」比四人幫時期安全及舒服得多，「起錨」者再不用翻山越嶺和游泳了，到公安局去領一張到深圳特區的通行證，到了邊境后再與蛇頭聯絡，花幾千元就可以進入貨櫃從陸路扺港，或晚上乘坐「大飛」，一種裝有高速馬達的舢舨從海上過來，我同學的一對小兒女就是在這個時期坐「大飛」扺港與父母團聚的。

逃亡潮給香港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這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幫助很大，但每天少則十幾人，多則百多人，漸漸地這一不正途而來的人給香港政府帶來的人口壓力越來越大，終於在1974年中香港政府實行扺壘政策。這一政策初期收效不大，能突破中方的重重險阻，勝利上岸的人在各方親友的掩護下，輕易地就能衝破香港警方的攔截，順利扺壘。這情況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大陸的經濟與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起錨」的人越來越少，加上香港警方攔截越來越嚴，能成功扺壘越來越難。到1980年代未，香港政府終於取消扺壘政策，「起錨」潮才基本平息。

我們為什麼要「起錨」，據大多數「起錨」而來的知青回憶說，當年在農村基本上是白乾，幹活所賺取的工分還扺不上所支取的口糧，很多知青索性倒流回城依靠父母。生活上的困難是其次，最主要是我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如果早知道1977年有高考，又如果這次高考能提前幾年，讓我們早一點看到希望，那麼要冒生命危險的「起錨」將會少很多人。我們基本上都是和全國其它地方的知青一樣，沒有背景，沒有門路，回城無法，升學無望的一群。由於地理的關係我們靠近香港，比別的地方多了一條出路，一小部分先行者成功了，提醒很多後來者，既然不能後退，那就只能冒死向南，因為那邊還有一條出路。我們「起錨」的時候不知道有四人幫，今天把一切都推給了他們，四人幫倒台後的「起錨」呢？也算是他們的遺毒吧。

我們這幫人抵港后，除了一小撮害群之馬（省港旗兵）外，絕大多數的人都老老實實地工作，勤勤力力地為自己的前途拼搏，今天香港的繁榮也有我們的一份貢獻。我們中有一部分人抵港后隨即轉赴美，加等地繼續學業，不少人後來還成了國際知名學者，為全人類做出貢獻。留港的人經過幾十年努力，很多人都事業有成，成了知名企業家，大老闆。1979年國家特赦了我們，雖然我們還頂著（非法探親）不怎麼名譽的帽子，但大家都不計較了。我們中很多人從那一年起帶著從外面學到的經驗，技術和資金，紛紛回鄉投資，設廠。

今天上山下鄉早已成為歷史，我們廣東知青「起錨」也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將被人們淡忘。令到我們過去要被迫「起錨」的社會因素已經消失，我在這裡把一些往事重提，只是希望人們不要忘記那些不應忘記的事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真希望中國從此興旺發達，我們的子孫後代再也不用「起錨」了。◇

2009年7月11日於香港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