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美威脅退出《中導條約》 中國或面臨兩大新戰略壓力

       轉自澎拜新聞

       據美國媒體20日報道，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正在建議特朗普總統退出1987年簽訂的《中導條約》。他的理由是，俄羅斯近期部署了新的巡航導彈，率先違背了《中導條約》。

　　儘管博爾頓的提議遭到了美國務院和國防部的強烈反對，但是聯繫特朗普在核領域的一系列動作以及他對於國際機制的一貫態度，不排除美國真的會退出《中導條約》。如果美國真的退出該條約，將會給螺旋式下滑的大國關係乃至岌岌可危的全球戰略穩定增添新的變數。


　　《中導條約》生效后，美國「潘興」2、陸基「戰斧」等中程導彈被銷毀。

　　美國國內核制勝學派甚囂塵上

　　1987年12月8日，美蘇簽訂《中導條約》，條約禁止兩國部署、製造或試驗射程在500-5500公里之間的陸基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被譽為「冷戰時期最成功的軍控協議」。

　　自《中導條約》簽訂30年來，美俄（蘇）戰略能力、國際格局和軍事技術狀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年維繫條約的一系列共同利益基礎皆不復存在。近年來，美國國內數次湧現「退出」爭議。在美國看來，俄羅斯雖然簽署了條約，但並沒有嚴格恪守。

　　自核武器誕生以來，美國國內就圍繞著核武器作用進行了數次規模不一的爭議和討論，並分為兩個不同的陣營即核軍控學派與核制勝學派。在核制勝學派看來，美國在核軍備發展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存在「脆弱性」，敵人將會利用這一短暫的「機會窗口」來攻擊美國，從而威脅美國安全。美國的核威懾能力不僅僅體現在核武器的生存性與可靠的第二次打擊能力，還體現在相對於其他核國家的戰略優勢，因此美國不應該與他國簽訂任何核軍控條約。在核軍控學派看來，核力量均勢而導致的戰爭狀態下的相互毀滅可以為美國贏得和平，為了避免陷入「作用-反作用」的軍備競賽這一怪圈，美國需要與他國簽訂軍控條約並克制核軍備發展傾向。

　　核制勝與核軍控思維之間的差異，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國內黨派的分歧，在國會內部，共和黨議員主要支持核制勝學派，而民主黨議員則主要支持核軍控優先原則；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美國國內對本國核威懾力可靠性與有效性的自信程度，核制勝學派通常對本國的核威懾能力持懷疑態度，而核軍控學派則通常認為本國的核威懾力足以有效維護美國的安全。特朗普政府與共和黨內部在核與軍控領域的一系列表態和動作，標誌著美國國內核制勝學派返潮的趨勢。他們的共識是，美國的對手正通過修改核作戰原則或發展核能力，使美國的核優勢地位逐漸喪失，美國應該退出一系列軍控條約。就特朗普個人而言，他在就任前就聲稱美國應該「擴大其核能力」，要在軍備競賽中「超越」中俄兩國。就職后，即宣稱要恢復和維持美國的核優勢地位。2018年《核態勢評估報告》提出的「量身定製」核戰略可謂是核制勝思維的精準概括，通過研製低當量戰術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門檻，要使核武器在戰場上變得「可用」與「能用」。

　　關於中程彈道導彈而言，美國一直在密切關注俄羅斯的履約情況，從2014年開始美國連續發布政府報告指責俄羅斯違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修正案就要求美國總統向國會通報俄羅斯是否「實質性違背」該條約，以便為此後退出該條約尋找借口。2017年，俄羅斯首次公開了9K729型陸基巡航導彈，正好「坐實」了美國的判斷，美國藉此加速了研製中程彈道導彈的進程。在2018年2月發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中，美國決定重新研製中程彈道導彈。美國陸軍提出的「2018年陸軍炮兵現代化路線圖」中，曾計劃在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后，考慮研發可攜帶6枚中程彈道導彈的戰略火力導彈。由此可見，美國早已將《中導條約》視為核現代化進程中的「絆腳石」。


　　近年來，美國一直計劃重新部署陸基巡航導彈。

　　「退群」趨勢下美國或退出《中導條約》

　　特朗普上台後，奉行「美國優先」原則，對美國無益的國際機制或國際組織，他都毫不猶豫地一再退之。迄今為止，他已經先後退出了TPP協議、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似乎有將退出行為「常態化」的趨勢。與「藐視」國際機制與國際合作相對應的是，他對「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視。自特朗普上台後，先後頒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三大戰略文件，通過了《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和《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這些戰略文件和法案一致認為，美國當前面臨的最重要外部安全威脅，是大國戰略競爭而非傳統的恐怖主義。

　　近年來，美國戰略界經歷了對俄關係與對華關係的爭議與辯論，通過對俄格戰爭與烏克蘭事件的分析，美國認定俄羅斯是現行國際秩序的「顛覆者」。為此，當大國競爭重新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要準則和內容，美國應該儘快從「大國合作」和「大國禮讓」的規範中抽身，轉而積極應對「大國競爭」和「大國衝突」。在大國戰略競爭這一結構性背景下，俄美關係持續走低，強化了新一輪對俄制裁，雙方「外交驅逐戰」、「媒體制裁戰」不斷升級，兩國關係不僅沒有實現「重啟」，反而近乎陷入「死機狀態」，雙邊關係螺旋型下滑。中美關係與俄美關係同時陷入倒退與下滑階段，一方面反映出大國實力對比變化引發的相互認知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折射出大國之間戰略關係正由外源性矛盾轉為結構性衝突的重要變化。

　　大國合作「讓位」於大國競爭與衝突，將削弱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礎，未來核軍控前景不容樂觀。2001年，小布希總統退出了《反導條約》，這標誌著冷戰時期美蘇以相互確保摧毀為原則的戰略穩定性的基礎已不復存在。通過構築強大的地區和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建立了攻防一體式戰略威懾體系。如果特朗普再退出《中導條約》，則可有持無恐地擴大覆蓋各個射程的核武庫，從而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一場核攻防領域的惡性軍備競賽。一方面，美國除了要自己發展和部署中程彈道導彈，還向其亞太盟友出售中程彈道導彈武器；另一方面，《美俄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新START）即將於2021年到期，如果美國退出《中導條約》，那麼新START續約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除了新START，美俄雙方也沒有就戰略核武器削減問題進行其他任何形式的談判和接觸，美俄核裁軍以及全球核不擴散機制前景日益暗淡。

如果美國下周宣布退出《中導條約》，中國將會面臨來自美國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是《中導條約》形同虛設，中國或面臨被要求與美俄締結新的軍控條約；二是退約后，美國將在關島等西太地區的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導彈，對中國在西太地區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美國一直將中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力量尤其是東風-21D和東風-26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擔心中國中程導彈力量的發展形成了對美「導彈差距」，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將面臨極大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

　　首先，中國應該儘快進行相關的軍控領域的技術和人才儲備。中等射程的彈道導彈是我國戰略威懾體系的中堅力量，是懾止外敵入侵併介入我主權鬥爭的有利武器，如果不得不在外部壓力下加入相關條約，應該就發射裝置、彈頭參數與射程範疇等相關問題做出自己的詮釋。其次，繼續堅定不移地構建和完善新型戰略威懾體系。就核威懾力而言，提升和改進核武器的生存性和突防性，通過提高質量而非避免增加數量，提升核威懾力的同時儘力避開與美俄展開惡性軍備競賽，就常規能力而言，中國可尋求研製高超聲速助推滑翔飛行器、下一代戰略轟炸機或遠程空射巡航導彈，以及天基紅外預警衛星與反衛星能力等，提升整體威懾實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