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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瘋瘋顛顛 於 2017-8-14 07:36 編輯
首先,對於地球的不可入性討論如下:
現在科技對於不可入處有多種研究辦法,例如大塊的金屬構件,內部是不可入的,但用超聲波可作無損探傷; 人體在正常情況下是不可入,但醫生會根據體溫,血象,尿檢,CT,PET,B超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健康,病在什麼地方,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很準的.
另外與地震有關的另一學科是石油地震勘探,是人工打炮井,放入炸藥,人工製造地震,利用地震波解釋地下地層分佈,找生油結構.在上世紀,炮井一般是百米井,深度我知道的不超過110米, 現在儀器更新換代了,一般炮井大略只有十米左右,回波時間8秒,經行內人士換算,大略可解釋地下十公里處的情況.在老油區,一般來說,在經這樣的方法確定的生油構造上都能打出油來.這樣看來 .在地質情況清楚的條件下,從十米炮井也能解釋了十公里深處地層的情況,沒有說,因為地球不可入,就無法了解地球內部情況,就不做石油地震勘探.過分強調不可入,有點忽悠外行之嫌.
其次,關於蓋勒說的地球內部是個非線形巨複雜系統,地球處於自組織臨界狀態,任何微小的地震都能演變為大震,這種演變是非線形的,無法窮盡細節故不可預測的說法,談點個人的看法.
但凡搞過自動決策系統的都知道,戰爭是個非線形複雜系統,人體也是非線形複雜系統,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可預測兩軍的戰局,診治人體的疾病.
古今中外戰爭勝利的案例中,沒有一個指揮員會窮盡對手每一個細節后再去指揮戰鬥,反之,根據形式的變化隨機應變作出果斷決擇,才往往是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關鍵.中原解放戰爭時期,皮定均一個旅受命反方向牽制國民黨軍大部隊,3天後,完成任務.為了給主力更大支持,他當機立斷,來回牽著敵人大部隊走,有時一反常態,部隊就隱蔽在兩條公路的交界處,很多決定都是臨時做,一個旅牽著劉峙大部隊24天,大小戰23次,行程750公里,不僅勝利完成掩護主力的任務,自己也在30萬大軍重圍中安然脫險.以某些人譏諷」海城」地震預報同樣的話是否也可以說他們是混亂,經驗分析,直覺判斷,和運氣的混合呢?
某種意義上說地震預報就是人類對地球在作戰,要求四平八穩,就沒法打仗. 「經驗分析,直覺判斷」被有人用來譏諷海城地震預報,但經驗分析,直覺判斷這正是一線指戰員能打勝戰的基本素質,也是土八路的共產黨能取得政權的重要條件之一,兵貴神速,搞地震預報不僅是搞自然科學也是行政決策,作決策,就是要有當機立斷,敢拍板的能力,青龍縣的縣委書記不就是一拍板救了47萬人嗎?
另外,既然地球內部不可入,對地球內部的情況,不論哪個權威也只能是猜測,誰的理論也只是一個模型和假設.我不知蓋勒判斷地球是個非線形巨複雜系統,處於自組織臨界狀態,依據的是什麼.依據本身就不可靠的大前提,利用公理系統去作出一大堆推理本身就不是科學的態度,是文藝復新時期以前,身受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開創的,並為歐洲經院哲學所繼承的將邏輯和科學混為一談,並把它們作為唯一的一種科學,造成歷史和現實的人類知識分離的一種偽科學的繆種.是早就被英國兩個偉大的哲學家13世紀牛津的R.培根和17世紀劍橋的F.培根早就批判過的一種保守的,具有兒童特徵,崇尚空談,盲目崇拜權威,造成科學界一系列弊病的哲學傾向. F.培根在寫了著名的「新工具」一書對當時阻礙科學發展的經院哲學的科學觀和傳統邏輯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他提出」知識就是力量」,而知識就是對自然因果規律的了解,,了解的方法就是作實驗,他提倡的實驗方法就是歸納法,歸納法始於收集資料,然後整理資料,最後總結提高.培根是破舊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對經院哲學和傳統思維方式的批判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掃清了道路.正是這些思想先驅的工作,才有了近代科學如此大的進展,現在的地震預報是不是也先要在思想上先來個務虛呢?
第三20世紀英國有個哲學家K.波普兒(Karl Popper)舉過一個有名的例子:有人提出一個命題: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但是有人抓住了一隻黑天鵝,於是就證明了這個命題是錯誤的.現在海城預報對於蓋勒的理論而言就是一隻黑天鵝,何況後面還有20多個中國成功短臨預報地震的實例.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蓋勒的理論在中國的成功預報面前本來是不攻已自破.所以蓋勒只能竭盡其力來醜化海城預報了.但讓我奇怪的是為什麼已經取得很大成功的中國地震科學界會容忍,宣傳並聽信這樣的誹謗呢?改革開放后,學習先進的歐美科學,向高水平靠齊本沒有錯,但地震預報中國由於特殊的國情,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舉國之力,全力以赴的去做的,十年工夫下來,就走在了全世界最前面,成功預測了一系列大地震,也作了海城,青龍,松潘等一系列短臨預報,為什麼現在要丟了自己的好東西,跟在人家後面爬呢?這不成了邯鄲學步嗎?
也有人說中國的那些所謂預報來自報告文學,其他多為科技和科普文字可信度不高,並指名點姓地挑戰杜車別.我不知杜車別是何許人,但自古以來提倡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但為了考察杜車別文章的可行性,我還是下了點工夫,將杜的文章提到過的地震預報來源都考察了一番,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認為不論杜車別在明史考證中有什麼失誤,這一次應該是可信的.
其中關於青龍地震有一個參與預報者叫陸吉康,現是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科院)研究員, 在新浪博客上陸吉康寫了」唐山地震期間青龍縣地震工作的回顧片段」.談到了青龍預報,和我在」唐山警世錄」和其他各處看到的有關報道是一致的.筆者在該單位有認識的人就打了個電話,現在可以確定陸吉康確實是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清華畢業,1976年調到青龍科委,78年後考入水科院,師從原院長林秉南院士做研究.林院士說陸吉康確實以前談到過青龍預報地震的事,可見新浪博客上陸吉康寫的「唐山地震期間青龍縣地震工作的回顧片段」是可信的.如有人不信可以去水科院核實.
論語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在中國地震預報的第一個十年雖然因為用舉國之力,群策群防搞得有聲有色,風風火火,預報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在資料整理髮表工作上還有欠缺.有些批評,雖然近乎挑剔,但是一個實話.有些預報確實沒有在當時正式發表,雖然和當時的學術大環境:大部分學術雜誌都停刊有關係,但事後也由於政治的原因,有些事情至今公眾也不清楚.雖然30年過去,當時一些內部文件也已解秘,但有關資料卻汲汲可危.那些參入者雖說都是盡心儘力,有的退了休,還把資料保留在家.但大部分資料,據」唐山警世錄」說,可能已被作為廢品賣了,正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公主,拿了舊燈換新燈,那才是可惜呀! 現在大家搶救文物,這些資料比一般文物貴重一萬倍,是否更應該搶救. 這種事筆者見了不少,愛莫能助,這隻有中央出面才能保全.
寫到這裡,恰好蘇鐵山的「1975年成功預報遼寧海城7.3級地震」發表在烏有之鄉上.我感到其中有段話說得特別好全文複製如下: 「1975年10月1日,毛遠新去新疆參加紀念活動,9月底路過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彙報海城地震情況。毛主席說:「據說有預報,損失不大」。毛遠新說;「別提預報的事了。發了預報后,我心裡更加緊張,如果大地震遲遲不來,影響了生產、群眾生活,成為茶餘飯後的笑柄不說,省委還有何面目去見關東父老。」毛主席指著毛遠新用濃重的湖南鄉音說:「那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後人再給你編一個『遼人憂地』(對照杞人憂天)的故事」。
毛遠新說:「地震后,外面把這次成功預報吹得很高,但我總覺得有偶然性。上午發了預報,下午動員群眾出來,當晚地震就來了,純屬巧合。」
毛主席說:「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種程度。」
1975年2月4日,遼寧省委上午10點發出了地震預報,當天晚上7點36分就來了地震,這純屬偶然。但從1974年國務院根據地震專家的預測專門召開了會議,併發出國發[1974]69號文件,遼寧省委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應對準備工作,健全了機構,組建了專群結合的監測網,普及了地震常識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幫忙,4日凌晨將近5級的地震,提醒遼寧省委果斷拍板發了預報。這大概就屬於毛主席所說的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有人可能害怕這證實了某些人批評的」運氣」,其實翻一翻任何一部科技史幾乎每一個創新性的發明不都有一些偶然性在其中嗎?遠的青霉素的發明不提,最近諾貝爾醫學獎獎給幽門螺旋桿菌發現者.這位發現者不也就是由於偶然才發現了幽門螺旋桿菌嗎?只不過別人誰都不當回事,權威們也極力反對,而他不顧一切阻礙,甚至自己出錢搞研究才得以成功.
海城預報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國發[1974]69號文件轉發的國家地震局關於華北震情趨勢分析意見:在未來兩年內在華北會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要成立京津唐張協作組(北京,天津,唐山,張家口),和渤海協作組(渤海灣)來監視這個大地震.正是有這麼一個由一流中國地震專家做的,得到國家行政領導中樞支持的中期分析預報作指導, 和在這個文件指導之下建立的大量群測群防觀測點,在成千上萬平方公里地面,一年間觀測到的大量數據和前兆作依據,並根據邢台等地震中總結出的規律作的短臨意見,遼寧省委才有機會拍板,才有可能成功.
但沒有當年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在66年就下決心搞預報;沒有李四光作為技術權威的鼎力相助;沒有在1971年就成立國家地震局;沒有全國老百姓的群測群防,69號文就出不來,海城地震也就不可能預報,從這個角度看,大地震預報能在中國成功,而不是任何一個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必然的了.
地震研究的困難就在於大地震可遇不可求,作預測,作預報,一次一次報,報對了就可以去研究,為什麼對,是那些因素起了作用;虛報了,去總結經驗,為什麼不準確,積累了經驗和數據,多了就掌握了規律,按照哲學詞典對科學的定義.科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偶然的,雜亂的現象去發掘和研究表面上看不出來的客觀規律,並以這些客觀規律的知識來武裝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們。如果認為根本無法預報,而不去預測,預報,就像中國過去幾千年,每次地震都記錄,但不去研究其規律,還迷信, 把地震作為一種天譴,作為政治動亂的象徵,嚇得要死.結果幾千年過去,地震來了還是束手無策,死人無數,就永遠不會掌握客觀規律,永遠也無法了解地震成因.
至於誤報造成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國內外已經有很多文章探討,獻計獻策,筆者就不多言了.
因工作需要看了不少國外專業文獻,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的擋案工作作的非常好,這不光是科學院,就是一個盲人學校的兒童擋案,到孩子幾十歲了,還能查到原始資料,使得一些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得以繼續,現在中國的一些科學研究者非常注意查新,但對擋案保管整理卻忽視,不知道這對科學工作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今後能注意加強這些方面的工作.
三 中國值得花這麼多錢搞預報嗎?
從汶川地震一發生,地震預報就重新回到公眾眼中,在一片對地震局的指責聲中,一些權威人士拿出了這樣的意見:地震預報是個世界難題,按照地震的三要素」震級,時間,地點」做準確的預報非常難,既然難度這麼大,十年20年也未必有什麼進步,而隨著國家GDP 增長,房屋質量提高,地震死人會越來越少, 而監測預報花錢太多,僅數字地震觀測網路項目,從「十五」至今就超過22億,性價比太低,言下之意是在建築物抗震能力不斷提高之後,再為預測花錢不值得,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到抗震防災教育和提高房屋質量上.
中國是最早開始記載和研究地震的國家.從戰國時期的」墨子」,和」竹書紀年」開始記,此後,幾乎所有正史,每一本中都有地震記載.隨便翻了一下史書,找了幾本本紀,就找到各朝各代關於地震的十幾條記錄:」史記」」孝景本紀」(P447)五月丙戍,地動,其騷食時復動.上庸地動22日,壞城垣」;」漢書」成帝記第十(PP327)」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 .
中國的正史不光在本紀里簡記地震的發生,由於將地震和政治的穩定聯繫起來,還在」志」的五行中非常詳細地記載了,歷史上各次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程度.檢一些摘錄如下:」舊唐書」」志」第十七 」五行,」(P1351)」永昌中,華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樹木禾黍,宛然無損.」 一個小山坡整個連山上的樹木,莊稼一起飛四五里,真可以上世界紀錄了.但同是在華州(?),在明代嘉靖年間發生的地震就不是趣聞,而是千古悲劇了:」明史」」志」第六(P501)」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單從漢書、舊唐書、宋史,明史的記載就可以看到中國是一個地震多發國,不但四川、陝西、甘肅、貴州等地有地震,洛陽、開封、北京、南京也有地震,即在地震這種災害面前不論是人煙稀少的邊陲小鎮,還是工商發達、人口稠密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論是達官貴人還是農夫走卒,一律平等.
從世界範圍看, 中國不是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國家,卻是地震災害最嚴重的國家。自有地震記錄以來,全世界一共發生死亡人口達到20萬的4次巨大災難性的地震中,中國就佔了3次(上面明史提到的大地震,即1556年陝西華縣8.5級地震死亡83萬人,1920年寧夏海源8.6級地震死亡23萬人,1976年唐山7.8級地震死亡24萬人)。20世紀全球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總數,中國就佔了一半.
世界上什麼都可以重來,只有人死不能復生,從中國這四十多年來地震預報研究的結果來看,預報和不預報差別太大了.海城不報要多死十萬人,青龍報了救了47萬人,唐山一個招呼不打,一下子死24萬,傷20多萬,這次汶川,沒有預報(據說沒有測到)死傷40多萬人(死亡69180人,失蹤17406人,傷374008人)經濟損失幾千億.報與不報差別太大.就不算人命,沒有預報損失的幾千億和花在地震預報研究上的幾十個億的帳,孰輕孰重,什麼人也能掂得出輕重. 因此防範地震對中國來說是太重要了,別的國家可以不搞地震預報,中國看來是非搞不可.
四我們應該怎麼搞預報.(非技術路線研究)
1. 應該用科學的態度去對待預測、預報
科學的態度就是要認真、要負責、要上心,要實事求是,不論是測數據還是做決策,要像打仗一樣對待地震預報,因為人命關天,動輒關係數十萬人的身家性命.唐山地震並不是沒預測出來,而是有關人士怕負責任, 互相推委,延誤戰機的結果.要像周總理一樣一條裂縫不要等天亮去查,沒有照明可以想辦法,要象在戰場上一樣,爭分奪秒.要像毛主席對毛遠新說的不要怕報不準丟面子,被人家笑話,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地震預報中的具體數據的測量是很煩瑣但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時間的工作,是需要極高責任心的工作,那些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的人,學歷再高,再年輕也沒有用.每個數據都要儘可能準確.不能為了進度,為了發文章, 提著檢波器放炮,或偽造數據.至於為了錢,抹著學術良心,為開發商做托,拍著胸脯保證,什麼地方多少年一定不會地震的,如果地震了,則應該軍法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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