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為何曾連降六級 從軍長降為營長？

　　

　　李先念資料圖

　　講大局、顧大局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當前，我們處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關鍵時期，這就要求全黨同志要繼承老一輩共產黨人顧全大局的優良傳統，更加自覺地認識大局、服從大局、維護大局。

　　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之初就強調大局意識。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章明確規定：「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各組均須執行及宣傳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執行委員會未發表意見時，區或地方執行委員會，均不得單獨發表意見」。地方服從中央、不能自定政策、不得單獨發表意見，體現了維護中央、維護全黨團結的大局觀。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也在自覺踐行大局意識。一部九十多年的中共黨史，其實也是一部講大局、顧大局的團結歷史，尤其是在一些緊要的歷史節點上，中國共產黨更是著眼大局、把握大局，廣大共產黨人自覺服從大局、服務大局，保證了黨的團結統一，保證了黨和人民事業的順利發展。「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個道理」

　　毛澤東曾指出：「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大局的觀念。」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曾多次面臨著如毛澤東所說的介於全局和局部之間的兩難選擇。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這一事變頓時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有兩種聲音，一些人認為蔣介石殺了那麼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此時不殺蔣介石難平民憤，另一些人則認為應該從民族大義考慮，聯蔣抗日。最後，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團結一致抗日為重，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派出代表團參加談判，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正如後來毛澤東所說的，如果僅僅從我們黨的私仇這一局部利益出發，殺蔣介石來解恨，忘記了民族危亡這個大局，我們就不配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我們共產黨就是要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不記私仇，以德報怨，迫使蔣介石改變反動政策，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將陝甘寧根據地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並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樣的政策調整顯然是以犧牲我方利益為前提的，以至於一向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標榜的張東蓀也由衷地感嘆：「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鬥爭推動力對於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願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於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當時，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因為編製小了，很多高級將領都只能降級使用，但這些共產黨人都以抗戰為大局，對個人名利的損失毫無怨言。曾擔任過紅三十軍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軍第129師當營長，降了6級，但他欣然接受，說只要能上戰場打日本侵略者，幹什麼都行。　「我資歷淺，不要考慮我」

　　抗戰時期，廣大共產黨人不僅在與國民黨打交道時大局至上，在其他各個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發展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進行「三三制」建設，讓更多優秀人才加入根據地建設和抗戰行列。當時「三三制」政權是選舉出來的，有時候選出來的共產黨人超過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產黨人就主動讓賢，退出選舉，讓黨外人士替補。1941年11月，延安召開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新的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和邊區政府委員。選舉結果是18名政府委員里共產黨人佔了7名，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聲明退出，由黨外人士白文煥替補。徐特立顯然是從團結最大多數人抗戰的大局出發，將個人名位拋到了一邊。

　　和徐特立一樣為了抗戰大局而拋棄名位的還有李井泉。七大時，按照資歷和功績，李井泉理應進入中央委員行列，但他主動退出中央委員選舉。當時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談話：「因老幹部多，照顧不到。」李井泉謙虛道：「我資歷淺，不要考慮我。」七大代錶王恩惠回憶：「李井泉這個人當時心胸很開闊，他說：應該，是多了一點，你不拿我，拿別人還不是一樣的。這是李井泉的表態。」

　　正是有這麼一大批不計私利、服從大局、維護中央權威和團結統一的共產黨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才促進了共產黨自身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戰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和組織基礎。「中央要什麼，我們給什麼」

　　如果說抗戰爆發后中共調整政策，並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是為了國家、民族大局而放棄政黨的局部利益，那麼抗戰結束后中共佔領東北則是共產黨順勢而為、充分發揮「東北」這一關鍵局部以換取解放戰爭的全局性勝利，背後同樣彰顯的是共產黨高瞻遠矚的大局觀。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進入東北，迅速摧毀了日本關東軍和偽滿軍隊，這為中國軍隊進入東北創造了條件。正所謂「得東北者得天下」，東北這一局部對國共兩黨戰勝對方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國共產黨控制東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蘇聯、蒙古、朝鮮的戰略基地，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分割包圍的局面。如果國民黨控制東北，與華中、華東相配合，就可以南北夾擊共產黨的根據地。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此乃「千載一時之機」，佔領東北應該成為當時全黨的大局，是抗戰後重大戰略行動。為此，中共中央相繼派出4名中央政治局委員、6名中央委員、10名中央候補委員率領延安和各解放區的2萬名幹部和11萬人的部隊迅速開往東北。

　　根據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全黨上下迅速行動起來，晉察冀、山東根據地的八路軍迅速挺進東北，華中的新四軍移駐山東，江南的部隊北撤江北，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的大局觀和團結統一的力量。據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聶榮臻回憶：「我們支援東北，主要是為了貫徹中央的戰略意圖。我當時是這樣考慮的：晉察冀是老根據地，基礎好，區域大，人口多，不愁沒有發展的餘地，比如說我們可以向南發展。而東北地區則正在初創，各方面的基礎比較薄弱，又是中央確定要首先奪取的地區。如果我們黨佔有了東北，進行解放戰爭就有了可靠的基地，這對全局是非常有利的。」當時，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要求山東幹部：「我們山東不惜一切代價，中央要什麼，我們給什麼。」佔領東北的戰略決策是基於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大局的考慮，廣大幹部戰士離開業已發展良好的根據地，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體現的正是共產黨人擔當、服從的大局意識。事實也證明，佔領東北是中國共產黨制勝國民黨的關鍵一招，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戰略決戰首先是從東北開始的。　縣委第一書記帶頭讓親屬離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又有了一次比佔領東北更大的「大遷徙」。1959年至1961年，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初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規模的調整。當時，經濟困難集中在糧食短缺上，而農業生活的恢復需要一個過程，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精簡因「大躍進」而膨脹的職工隊伍和城鎮人口，一方面減少城鎮商品糧的供應，一方面增加農業生產勞動力，以減輕糧食供應壓力和加快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為此，中共中央在大幅度調整農村政策、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又決定對「大躍進」期間上馬的一批工礦企業實行關、停、並、轉，並且大規模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當時，能否將大量的職工和城鎮人口精簡回鄉或下鄉，成為國民經濟能否成功調整、國民經濟能否復甦的關鍵。正如陳雲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所指出的那樣，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對調整經濟、克服困難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是關係全局的大事，是其中關鍵的節點。但精簡職工並非易事，周恩來當時就說，這件事「震動極大，幾乎要震動我們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躍出農門的人現在又要返鄉，土生土長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農村，對個人家庭、個人命運來說都是一種「逆轉」。

　　關鍵時刻，黨員幹部必須帶頭。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指出，在各級行政機關方面，除了精簡編製和減少大批人員外，應當由上級領導機關挑選一批得力幹部下放，加強基層。首先中央機關要帶頭，派一批部長、副部長、司局長級的幹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區也應該選派一批幹部下去。機關領導幹部在行動，基層黨員幹部也在行動。陝西榆林米脂縣委第一書記常錦城為了完成本縣精簡職工的任務，帶頭讓本不屬於精簡範圍的妻子提前離職。在精簡職工過程中，從中央到基層，層層領導幹部及黨團員帶頭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不計私利，支援農業，回到農業第一線。正是幹部、黨員的模範帶動，使得共產黨順利完成了精簡人員政策的貫徹執行。從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1800多萬名職工，減少城鎮人口2600多萬人，這些人以克服國家經濟困難大局為重，犧牲個人的利益換來了共和國經濟的好轉。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