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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六四」留下六大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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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5 23:12:58   來源:mb   
章立凡:六四留下六大後遺症(圖)2015年5月31日,中國知名歷史學家章立凡發表文章《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指出,六四給中國歷史留下共識
章立凡:「六四」留下六大後遺症

2015年5月31日,中國知名歷史學家章立凡發表文章《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指出,六四給中國歷史留下共識破裂、政改葬送,黨在法上、監督缺失,腐敗升級、權力失范,信仰破滅、道德淪喪,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危機處理、有權任性等六大後遺症,要想治癒,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時間。以下文位元組選自《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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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民圍住解放軍官兵,阻止他們前往天安門廣場(圖源:Reuters/VCG)
「六四」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十分深遠,就我所見,其後果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一、共識破裂,政改葬送: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是一個朝野有共識,全民有追求的時代,當時社會民意的主流,是支持執政黨改革而絕非「顛覆」中共政權。中國本來有望通過政治改革,再次走上憲政民主之路,成為正常的現代國家。「六四」槍聲一響,共識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機。此後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保住了經濟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啟。26年間跛行的改革日漸醜陋,最終異化為食人怪獸,致有今日「體制腐敗、社會潰敗」的糜爛之局。
二、黨在法上,監督缺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擔心經濟轉型導致政權腐敗,在廢除幹部終身制之後,曾計劃通過政治改革實現「黨政分開」,讓執政黨和政府接受人大監督。「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寫進了黨章和十三大政治報告。「六四」之後權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為政治潛規則,「黨政分開」無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圖章」,再沒有任何機構能從法律上對權力獨立行使有效監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壞之。法律為黨服務,則依法治國徒託空言。
三、腐敗升級,權力失范:80年代體制內的腐敗尚處於「初級階段」,1989年學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本是民氣可用,與當下執政黨的反腐敗方向並無二致。學潮被當作「敵對勢力」鎮壓之後,原本有望的「雙贏」變為「雙輸」,政治改革停擺,權力既不受法制監督,也不受道德羈縻。當下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改革紅利被權貴集團吞噬,腐敗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潤滑劑,政府喪失了維繫社會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滅,道德淪喪:「文革」結束后,中國社會存在著普遍的信仰危機。「六四」將國人自毛時代以來蓄積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釋放殆盡后,全體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員頓悟權力的價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聖。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實為共產主義信仰崩塌之明證。隨著26年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格分裂、道德淪喪、弄虛造假、巧取豪奪成為社會常態。
五、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六四」的另一後遺症,是社會責任感普遍喪失,關注公共利益者成為另類。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公司化」,權力成為牟利工具。入黨只為做官,做官只為營利,黨員不對執政黨負責,官員不對體制負責,地方不對中央負責,軍隊不對國家負責。政權喪失公信力,掉進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與民撕裂為利益對立、互不信任的兩個板塊,中國掉進了吉拉斯的「新階級」陷阱。
六、危機處理,有權任性:當年高層誤判形勢,對危機的處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機會和平化解的社會衝突,以出動軍隊鎮壓收場,同時也為日後的暴力維穩樹立了樣板。近年地方政府在處理上訪、拆遷及社會群體事件時,往往誇大「敵情」,動輒使用暴力,以爭取更多的維穩經費和編製、裝備。維穩成了一條粗壯肥厚的產業鏈,也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會蓄積著暴戾之氣,仇恨的種子不時綻放出恐怖之花。
將來要想治癒這場悲劇在文化、道德層面上給中華民族留下後遺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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