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為何對《三國志》情有獨鍾？

　　

　　朱德青少年時博覽群書，尤其愛看歷史書籍。他對三國史懷有濃厚的興趣，精讀了《三國志》，並在書中作了許多批語。從這些批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朱德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具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觀察思考問題的觀點和方法，可以了解他的志向、情操和道德觀，可以知曉他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這正是他之所以成為偉人的思想基礎。

　　《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作者是西晉初的陳壽。

　　朱德很欣賞歷史上的仁人志士，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為自己的信念。《魏書?陳恩王植傳》說「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他讀到這一段時，對霍去病為國家民族建功立業、先公后私的胸懷非常讚賞，贊之曰:「軍人格言」，表示要學習這種精神，「傾心為國志無違」，要為國家民族的富強貢獻力量。

　　

　　◆1923年，在德國哥廷根留學時的朱德。

　　朱德很注意探討三國時期戰爭勝敗的原因，對《三國志》中記載的政治軍事進行了具體分析研究。他認為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在於「義」 和「名」，也就是是否符合民眾心愿，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是否正義，即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儘管有時正義一方的力量弱於非正義一方，但正義一方最終將得到勝利。因此他特別在《三國志》上批道：「成大事者起兵以義」，「師出無名，焉得不大敗!」「人思自利未有不解體者。」因只要是正義的事業，最終能夠成功;那些非正義的，不管當時如何氣勢洶洶，最終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在對戰爭勝敗的具體分析中，朱德指出許多戰爭失敗是由於內部不團結，作戰不協同造成的。他在讀到東漢獻帝初平年間，各路軍閥推舉袁紹為盟主，聯合討伐董卓，尚未交戰孫堅就與袁術發生內訌，結果首戰即告失敗一節時，一針見血地評論說:「聯軍不戰，必將內圖，內釁一開，立見消亡。」在讀到袁術與袁紹兄弟倆都不能合作，互不相讓，發生戰爭，結果是袁術失敗、袁紹削弱時，朱德批道：「親相離何能成事。」他在分析曹操同袁紹的官渡之戰的勝負時，批評袁紹集團內部：「坐失機會，不協力，自亡也。」「不協戰，兵多無用，故敗。」朱德指出，袁紹之所以敗於人力物力都遠不如他的曹操，原因之一就是軍隊內部的不協同、不合作，互相牽制。朱德還指出，當三國鼎立的局面形成后，曹魏的力量最強大，孫吳和蜀漢理應通力合作，共同對付曹魏，並且吳蜀存在合作的基礎和條件；然而吳蜀卻兩虎相爭，相互削弱。孫吳和蜀漢最後被滅，就是吳蜀紛爭、互相削弱的結果。他評論道:「權、備當時人傑也，兩相鬥意氣也，知其不可斗而斗之，逞一時之小忿也。小不忍則亂大謀，曹之滅蜀吳，是吳蜀之自亡也。」朱德不是歷史學家，但他的見解非常中肯。

　　朱德對那些重私利、輕大義者極為鄙視。《魏書?袁紹傳》說：「建安五年，太祖(曹操)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后，紹辭以子疾，不許。豐以其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朱德讀此，禁不住尖銳地批判袁紹：「以家為重，何能保國!」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天下大亂，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形成了多個軍閥集團。其中以曹操和袁紹勢力最為強大，兩人都企圖一統天下。姑且不論袁紹進攻曹操是否就是「保國」，但袁紹以這種所謂理由而不顧大局的做法，理所當然地受到包括朱德在內的歷代人們的鄙視。

　　朱德深知以身作則的重要性。《魏書?三少帝紀》記述尚書何晏向魏帝進言：「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何晏的意思是要當帝王的以身作則，為臣屬帶個好頭，否則就會上樑不正下樑歪。朱德對此深表贊同，他批道：「人人皆宜，不必人君。」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做到以身作則。

　　朱德志存高遠，胸懷寬廣。他鄙視那種心胸狹窄，爭個人名利的人。他讀到《魏書?武帝紀》中漢獻帝封袁紹為太尉，官品在曹操之下，袁紹不接受這一段時，批道：「不屑居人下，又無特長，何能成事?」認為像袁紹這樣的人被曹操消滅是必然結果。同樣，朱德對蜀漢將領楊儀也很鄙視。諸葛亮北上伐魏六齣祁山，病死五丈原，生前將指揮權交給楊儀。楊儀與魏延素有矛盾。楊儀掌權后利用職權殺了魏延並誅其三族。朱德對此感慨地批評：「軍人不能與人有私仇。」認為一個身居高位掌握很大權力的人，尤其是握有兵權的軍隊將領，應有心胸度量，能容人，包括反對過自己的人，絕對不能公報私仇。

　　

　　◆《三國志》。

　　朱德在評讀《三國志》時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在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方面更是如此。例如，他十分重視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他認為古往今來，沒有哪一項事業的興衰不和人才的優劣以及是否正確使用人才聯繫在一起。他在讀到《三國志》中有關這類問題時，從這個角度對歷史人物作了不少精闢評論。諸葛亮，歷來被作為智慧和做人的典範，古往今來的人們都對他十分崇敬，尤其是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被後人視為楷模。朱德對他也很崇敬，並讚賞其功績和才華，但對其用人政策表示遺憾。朱德讀《蜀書?馬良傳》后，對諸葛亮不聽勸告，破格重用言過其實的馬謖，結果造成一出祁山戰役失敗很不以為然，批評孔明「溺愛不明，慎者不免」，並尖銳地指出:「武侯之帥才有限。」他在讀完了《蜀書》中的《劉封傳》、《廖立傳》、《彭羕傳》、《李嚴傳》后，認為這幾個人都是很有才幹之人，是蜀漢政權的功臣，如果使用得當，定會有很多貢獻的。朱德對諸葛亮未能恰當地使用他們深感痛惜。他在這幾個傳記上批了「所以敗也，不容將何能克敵?亮、備之不成事也在此」；「亮忌才」等語。朱德以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角度，從蜀漢事業的大局出發，認為諸葛亮應該重用這些人才。諸葛亮沒有這樣做，因此諸葛亮的人才政策不太成功，而諸葛亮的才幹和度量則自然有限。朱德的這些評論是很有見地的。在東漢末年，袁紹集團兵多將廣，人才濟濟，佔據著很大的地盤，是當時勢力最強的軍閥。但朱德認為袁紹集團徒有虛名，不過是個紙老虎，因為其「謀士貪財，主將無謀，敗必矣。」在官渡之戰中，曹操以少勝多，大破袁紹集團，朱德認為是必然結局。他分析說，袁紹「無能之將兵，恃器械而為雄，終不可恃。」他對袁紹心胸狹窄、猜忌下屬、不聽正確意見特別厭惡。在《魏書?袁紹傳》上精闢地寫道:「人才如此之多，而卒至於滅亡者，有才而不能用也。」對於曹操，朱德沒有受傳統的「奸雄」之類負面觀點影響，很欣賞曹操的政治軍事才能和他能使用有才之人，認為曹操「唯才是舉」政策，是曹魏之所以「成事」，統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朱德很不滿意曹操用人只重才幹不重品德的作法。他寫道:曹操「尚才不尚德，功成而民無生氣矣。」「尚才不尚德，亂平而人心喪盡。」「功則有之，德則未也。」這些評論就是現在看來都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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