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作者楊沫 文革與夫互相揭發

　　1931年她遇到張中行。她少女時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傷害——父母不和，各自尋歡作樂——而這個溫情的學子，「處世嚴謹、治學勤奮、多情多義，讓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給了她呵護和尊重，在她心中簡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裡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暈眩的幸福。她很快懷了孕。

　　

　　1949年初進北京，身著列寧裝的楊沫

　　她身上流著湖南人的血，有著湖南人特有的執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個偉大的運動中去，即使危險叢生，也樂趣無窮。」1936年她與張中行斷絕關係，與老地下黨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為她的第二任丈夫。這時候她22歲，正懷著張中行的第二個孩子。

　　老鬼這樣描述他的母親：她認準了一件事就死盯著不放。她每天挺著個大肚子纏著馬建民要入黨。她是如此真誠。她這時候想入黨，原因很簡單：就是覺著它好，它代表未來。

　　這時候的她，就是林道靜。

　　值得玩味的是楊沫的後來。

　　對馬的個人感情中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對共產黨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為他罩了一層聖光。馬為了安撫她，有一天對她說，黨已經同意接受她，他是她的入黨介紹人。這只是一種善意的謊言，但是多年之後，卻成為一顆定時炸彈在「文革」中爆炸。這險些要了她的命。

　　1969年，馬在政治高壓下寫材料，主動揭發了這個細節，說楊沫是「假黨員」、「政治騙子」。當時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大批判，楊沫本人有心臟病。換句話說，他為了自保，出賣了她，並且也知道後果。

　　這時候的楊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終於被壓榨出來了：她反過來加倍地攻擊馬建民。她反駁說，她是被欺騙的。關鍵是，馬也欺騙了黨。她把他值得說而不能說的罪狀，比如與鄧拓的關係，等等，一一透露出來。這些都是可以置馬於死地的武器。他們互相傷害，刀刀見血。這時候，他們已共同孕育三個孩子。

　　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後一步的時候，會被考量出質地。這個考量是殘酷的，也是真實的。

　　楊沫在「文革」中，雖遭批判，卻沒有挨過一下打，與她同在北京文聯的老捨命運就大不同了——她是怎麼活過來的？

　　據浩然回憶，1966年，把老舍揪出來時，楊沫就在現場。她親眼看到了整個過程，恐怖之極。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心臟病併發，癱倒在屋裡。

　　從1966年至1969年間，楊沫得到了浩然等人切實有效的保護。她雖然緊張，但是求生有法。書中說，北京電子管廠的造反派召開17萬人的《青春之歌》批判大會，相關人楊述、蔣南翔等被拉上台批鬥，唯獨楊沫這個作者逃之夭夭。北影廠召開萬人大會批判毒草電影《青春之歌》，導演崔嵬、演員謝芳全都挨了斗，楊沫這個編劇又逃脫了。

　　

　　楊沫在香山寫作

　　

　　她晚年沒有與丈夫離婚。中國人的宿命正是把那些互相憎惡的人，犬牙交錯地壓合在一起，讓他們在生活的輪子里，吱吱呀呀地運轉。因此她與男秘書的傳說，或者源於在生活中突圍罷。【摘自2011-07-05《中國青年報》作者：徐虹】

　　楊沫與男秘書

　　相  識

　　小羅原是某學院的資料員，1963年因患胃下垂，長期在香山的商業療養院養病。他的隔壁病房住著一位女病友，跟母親比較熟悉。

　　母親得悉這個青年做手術失敗，被老婆拋棄，現在舉目無親，情緒很悲觀，曾帶小胖（女兒）到商業療養院看過他。

　　小羅自然非常感動，他最大的特點是擅長當面讚美人。他滿臉激動地對母親說：「能親眼見到楊老師，是我這輩子的最大榮幸，死而無憾！」他吹噓「楊老師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作家，家喻戶曉，比北京市長彭真還有名」。

　　他比母親小25歲，出身於遼寧一個農民家庭。個子瘦高，體重不過100斤，面色蒼白

　　出院后，他對母親感激涕零，稱母親為恩師，熱情地幫母親干這干那，挑水、掃地、倒垃圾、做飯、抄稿子……

　　1965年母親到房山縣南韓繼大隊蹲點，香山的房子就讓他照看。

　　「文革」中，母親的處境一落千丈。這個病號不顧危險，仗義相助。患難識人心，小羅忠心耿耿的表現，贏得了母親完全的信任。1971年初母親恢復黨籍后，領導上批准她寫書。年底她就到香山北辛村找了間房子。

　　小屋房頂矮，又狹小，通風不好，夏天悶熱。母親就讓小羅到海淀區房管局幫她要房子。經過辛苦努力，終於在香山北營子要了一個小院，三間北房。小羅找房有功，又經過「文革」的嚴峻考驗，為方便照顧母親，就堂而皇之地與母親住在一個院子。連他的戶口也上在了母親的住處。母親住西邊兩間，他住東面一間。

　　拐  棍

　　一個男秘書長時間與母親單獨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周圍又沒旁人，自然讓人有想法。很多人都勸告母親，要注意影響，與小羅保持距離。可母親卻誰的話都不聽。她有點像鄧肯，喜歡接近年輕男子，我行我素，旁若無人。

　　漸漸的，有關母親與這個秘書的傳聞開始流傳，很多圈內人都聽說了。

　　那時母親雖然解放，卻不受重用。

　　她在外面受冷落，在家裡父親又揭發了她，心靈被重創；孩子們四散全國各地，身邊無人；香山的生活又特別孤獨寂寞……在這種情況下，母親於極度苦悶之中或許在這個秘書面前有一些感情軟弱的舉動。這很正常。

　　平心而論，有這個男助手在母親身邊，做飯、洗衣、買菜、買葯，頂一個保姆，還能抄稿子，確實幫了母親不少忙。因此父親說小羅成了母親的一個拐棍。

　　可惜這個「拐棍」不正直，有問題。

　　受  騙

　　為了鞏固自己的位置，此秘書本能地排擠任何與母親接觸的親人，首先是父親。他看準了父母的不和，不斷地攻擊父親，往他們兩個人之間砸楔子。

　　

　　借父親之死，他真正地大撈了一把。

　　

　　前排（左）楊沫、（右）馬建民、後排（左）老鬼

　　晚年，母親多次對文聯的同事嘆道：我的東西越來越少了……

　　……

　　母親與那個小秘書來往30年。研究母親的思想脈絡，研究母親的一生，這個秘書給她的影響是很大的，不能迴避。

　　50年代，母親沒有秘書創作了《青春之歌》；70年代，母親有了秘書，創作了《東方欲曉》。一優一劣，涇渭分明。

　　可慰的是，母親晚年最終痛下決心，於1993年與秘書一刀兩斷，不再來往。【摘自《我的母親楊沫》 作者：老鬼（楊沫之子）同心出版社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