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斯諾登接受金融時報採訪

　　這位「稜鏡計劃」的披露者抨擊他所客居的俄羅斯，暗指該國與近期針對美國政府的黑客攻擊有瓜葛，並稱他仍對美國心懷忠誠。

　　

　　前《衛報》主編 艾倫•拉斯布里傑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抨擊他目前客居的國家，他批評克里姆林宮的人權記錄，並暗指俄羅斯與近期兩起針對美國政府的重大黑客攻擊事件有瓜葛。

　　在「與FT共進午餐」（見以下採訪全文）中，他吐槽莫斯科「做得太過，採取了完全沒有必要、代價高昂並且損害個人和集體權利的行事方式」，並說他依然對美國懷有最大的忠誠。

　　在他看來，上個月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間諜工具被泄露一事——可能是俄羅斯所為——是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含蓄威脅」。他說，這伙叫做「影子經紀人」的黑客要將美國國家安全局用於入侵外國網路的計算機代碼拍賣，其用意是要讓華盛頓看看，這些代碼有多不堪一擊。

　　斯諾登堅稱，所有與俄羅斯官員之間的交涉都是由他的律師出面進行的。「我和俄羅斯並沒有很多關聯，這是有意的，因為——儘管這聽起來很瘋狂——我依然計劃著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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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約斯諾登一起吃個午餐不太容易。這位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前工作人員不想在莫斯科的哪一家餐廳談話，因此，通過一位中間人，我們決定就在我住的酒店碰面，冒險嘗試一下客房服務。他自會在約定的時間露面。我只需要知道這一點。

　　結果斯諾登遲到了20分鐘。他一身休閑打扮，穿著黑色牛仔褲和一件保守的黑色V領T恤，戴著一副沒有品牌logo的墨鏡。他打量了一番金蘋果「精品」酒店(Golden Apple)——從這裡溜達到克里姆林宮需要半小時——狹小昏暗的203號房間，一副在這種地方住過很長時間的樣子。

　　這個房間和香港美麗華酒店(Mira Hotel)1014號房間比起來怎樣呢？2013年6月他在那個房間里住了一周，作為世界頭號通緝犯——在他與挑選的幾名記者分享了美國國家安全局許多最嚴加保守的秘密之後。

　　「小一點，但也沒多大不同，」他說。「香港那個房間在這裡有一面浴室的玻璃牆，」他指著一面普普通通的牆壁說道，牆上掛著一幅在酒店房間里常見的水彩畫。

　　美麗華酒店1014號房間內的布置將隨著一部影片的上映而更加為人們所知。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執導的斯諾登傳記片於9月16日在美國上映，約瑟夫•戈登-萊維特(Joseph Gordon-Levitt)飾演泄密者斯諾登一角。片中最緊張、最具幽閉恐懼氣氛的鏡頭是在慕尼黑一個飛機庫般的攝影棚內重建的1014號房間里拍攝的。

　　3年前他住在美麗華酒店1014房間的那一周過得相當緊張，因為他的爆料，兩名《衛報》(Guardian)記者寫出了第一波披露當今情報部門能夠使用在民眾身上的全部監聽能力的報道。在他披露自己是消息來源后，一些人將他譽為英雄，另外一些人提出應該讓他坐電椅。我那時候還沒有見過他，我對他的全部認知都來自於我們的資深記者尤恩•麥卡斯基爾(Ewen MacAskill)的判斷，他和斯諾登會面后，打電話來彙報——學好萊塢電影使用事先商量好的暗號——「吉尼斯很棒」（譯註：表示斯諾登的消息是真實的）。

　　我第一次看見他的面孔大約比世界上其他人早一個小時——由勞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拍攝的、麥卡斯基爾和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兩位記者採訪斯諾登的視頻被發送到了紐約。就像在場所有其他人一樣，斯諾登的年輕——他蓄著胡茬——讓我震驚，他的思維縝密和能說會道也讓我印象深刻。現在，33歲的斯諾登臉上的胡茬少了一點，頭髮也比那時候長了一點。他說他在莫斯科可以自由地到處走，很少被人認出來，這一點讓人驚訝，因為從他的第一張照片給我們留下印象以來，他幾乎沒什麼變化。

　　看了客房裡配有英文翻譯的塑封菜單后，斯諾登選中了辣味咖喱雞配米飯和辣醬，我選了口蘑燴飯和油醋汁鯡魚沙拉。斯諾登——他非常瘦——覺得蟹餅也讓人無法抗拒。我們打電話點了餐，還要了礦泉水。

　　自2013年遭到大規模搜捕、無奈離開香港以來，他一直不情願地被困在莫斯科。現在他的俄語怎麼樣？斯諾登表示他能在餐廳里用俄語點餐，但他不願意細談這個話題。「我在工作中都用英語，我和每個人交談都用英語說話，」他說，「我睡在俄羅斯，但我生活在世界各地。我和俄羅斯並沒有很多關聯，這是有意的，因為——這儘管聽起來很瘋狂——我依然計劃著離開。」

　　他的作息「基本」遵循美國東部標準時間，醒時也多半都在上網，「不過我一直這麼過的」。他承認自己想念美國代表的「家的感覺」，「但科技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分離。就我而言，我本來就有點像外派的工作人員，記得不，我曾簽約為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去海外工作。所以，這與我曾經為美國駐外工作相比真的沒有太大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我依然駐外，依然為美國工作，只不過美國人民沒認識到罷了。」在Twitter上關注了他的人都知道，斯諾登可是個冷幽默高手（他的Twitter只關注了一個賬號：美國國家安全局。）

　　有一次斯通來莫斯科時，給斯諾登看了他拍的電影，那時他表示願意和斯通的聯合編劇基蘭•菲茨傑拉德( Kieran Fitzgerald)談談如何「讓影片更貼近現實一點」。

　　「不過，」他聳了聳肩：「我知道這是戲，不是紀錄片。」

　　如果滿分十分，他會給幾分呢？斯諾登沒有打分：「在政策問題上——我認為這是公眾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它已經達到了一部電影所能表現的最真實的地步。」

　　斯諾登在莫斯科見了戈登-萊維特，他認為對方是個「了不起的傢伙……我們一起吃了午餐，聊了幾個小時，什麼都聊，包括我們的私人生活，我們的想法，我們在意什麼。當時我以為這只是一次社交性的拜訪，但事後他告訴我，他其實是在揣摩我，研究我的言談舉止。」

　　我在影片中的客串戲份是採訪戈登-萊維特扮演的「斯諾登」，我可以打包票地說，他完美地捕捉到了人物真髓。斯諾登也印象深刻：「他扮演的我讓我不大自在，他的嗓音太低沉沙啞，不過這是因為人們從來沒聽過別人耳中自己的聲音，對吧？」

　　這部片子對他有觸動嗎？影片以倒敘手法再現了他的生活經歷，正是這些經歷導致他作出「痛苦」決定，從而製造了史上最大的機密文件泄露事件。「當你從別人複述的故事中看到自己過往做的事，總會有些動情。它體現了一種思考，關於你做的選擇對他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3年過去，看到我們當初的想法變成一個5天故事，而且仍有媒體報道，讓我覺得自己當初並不是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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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傳來敲門聲——這要是在2013年的美麗華酒店，肯定會引起猜疑和焦慮。現在只是客房服務罷了。房間太小，服務員將托盤搭在床上，斯諾登只得將咖喱雞米飯放在膝蓋上。水沒送上來。我的沙拉原來是切成丁狀的甜菜根。我沒吃鯡魚。

　　他朝著正在錄製我們採訪現場的iPhone點了一下頭，然後圍繞「以防有人在聽」這個話題發了一通議論。2014年春天我第一次見他，看看他在新環境里過得如何，當時我的iPhone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紅色溫度計，那是過熱預警信號。那時斯諾登溫和地說，這是因為有太多不同來路的人企圖監聽它。

　　他證實自己沒從這部電影拿到一分錢，倒是對好萊塢多懂了一點皮毛。「當我被告知有人要拍一部關於我的電影時，感覺很嚇人，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但回過頭來看，我希望它能有所幫助，我謹慎樂觀地認為它會有作用的。」

　　他回顧了爆料以來這段時期的情況，認為美國政府的三大支柱——國會、法院和總統——已經改變了對大規模監聽的立場。「真的，我們可以開始對間諜實施更多監督了，而不能僅僅因為我們害怕，就給他們一張可以為所欲為的免費通行證，這可以理解，但顯然不道德。」

　　英國後來的情況怎麼樣？英國政府的回應是提議立法，不僅批准那些被披露正在進行的情報活動，還要擴大範圍。他表示，自己的本意不是要告訴世界如何制定法律，而是讓人民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發聲。「在有些國家，法律已經變得更糟。法國已經走得很遠，俄羅斯、中國等國當然也是這樣。英國出現了一種威權主義趨勢。」

　　「我們不允許警察入室搜查。通常，我們不會為了方便警察行事而重新安排一個自由社會的運轉秩序——因為那便是警察國家的定義，」他說著大口吃完最後一點米飯。「但一些間諜和官員正試圖說服我們應該這樣做。我得說，警察國家的警察無疑會比一個自由、開放社會的警察更高效，因為在自由社會，警察的行動受到更嚴格的約束。但你更願意生活在哪一種社會呢？」

　　他吃完了咖喱飯，說「非常好吃」。蟹餅只咬了一口就被放到一邊，「不太好吃，」他說。我們點了冰淇淋，他要了香草、草莓和巧克力口味的，我選了冰沙。電話那頭的人詳細地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可以享受折扣——總共給了我們五把勺子。

　　他在夜裡從來不失眠嗎？他難道不會琢磨伊斯蘭國(ISIS)恐怖分子是否從他披露的信息中獲得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優勢？

　　噢，首先，他說，在歐洲最近發生的所有襲擊事件中，當局知道這些嫌疑人，他們有能力把他們列為目標，而不必搜集所有其他人的數據。其次，他指出，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從1998年就不使用行動電話了——不是因為誰對報紙泄的密，而是因為「恐怖分子的圈子裡有一種生猛的達爾文主義。早在我們——公眾——知曉任何這類監聽措施之前，他們已經知道好多年了，因為如果他們不知道的話，他們早就死了。」

　　「但是，」他接著說，「假設那些報紙決定這些資料不應被公開。假設情報機構能夠繼續秘密進行這些監聽項目。那樣能阻止過去三年發生的任何一起恐怖襲擊嗎？沒有公開證據能證明這一點。實際上，也沒有秘密證據能證明，否則我們就會在報紙上看到。」

　　我們接著談論美國國家安全局本身以及美國民主黨的管理機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遭到俄羅斯黑客入侵的傳聞。前者涉及一個自稱「影子經紀人」的組織，威脅要拍賣非常先進的據說是美國國家安全局所使用的監控工具。後者涉及維基解密(WikiLeaks)7月公布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批郵件——讓民主黨上下都臉上無光。

　　斯諾登說，影子經紀人泄密事件「並未讓我覺得他們是泄密者，我覺得這是一次警告，是通過信息泄露的方式傳達政治信息」。至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遭攻擊事件，正如他所言，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俄羅斯黑客所為。「這是這種不加限制的監控行為帶來的一部分問題，正是我們拒絕克制自己的行為才使得這種狀況得以發生。我們樹立了一種全球先例——一切皆有可能，沒有什麼是被禁止的。」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被侵入的事實並不令人覺得驚訝和有趣。我們會侵入世界各國的政黨，每個國家都在這樣做。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從該伺服器竊取的一些信息後來被公之於眾。這一點非常新鮮。我覺得。」

　　什麼讓他這麼想？「這是為了起到政治效果。」

　　他說，很容易將這次攻擊算到做過這種事的人頭上——就像某些人過去常常試圖這麼對待中國人。「然而，這會帶來一個問題，因為，假設說，美國國家安全局掌握了俄羅斯人侵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確鑿證據，並且他們告訴我們俄國人侵入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我們又如何確信呢？這麼做假定了一種不復存在的信任度。」

　　冰淇淋和意式濃縮咖啡一齊到了，換掉了床上的第一套餐具。斯諾登不慎把一點雞肉咖喱汁灑到了羽絨被上，他帶著歉意用紙巾拭去。

　　我們不是正開始發現沒有哪個數字化的資料庫是安全的？他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計算機安全危機，類似危機我們從未見過。然而，我們的政策對攻擊的鼓勵多於對防禦的鼓勵，在我們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以前，黑客攻擊還會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繼續出現，其後果和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規定在軟體架構的設計中存在疏忽行為須得承擔某種責任，就如食品行業的做法一樣。他淡淡地接著說道：「我提議針對軟體安全的過失方面制定規章，圈子裡的人聽到會氣得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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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完了冰淇淋，謝絕了咖啡。他說，在莫斯科的生活越來越好了，「比起2013年事情發生后的一段時期，我現在更開放了。」他見的人很少，類似這次的會晤十分少見。他的時間主要用在公開演講（由此帶來的收入用於支付各種賬單）和設計供記者使用的保護數字信息安全的工具。他不願談及「家事」，也不肯透露多久見一次林賽•米爾斯(Lindsay Mills)。後者是他的女朋友，在他從美國國家安全局離職跑到香港以後被留在了夏威夷。

　　據報道，他的美國律師、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本•維茨納(Ben Wizner)正準備向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請願，希望奧巴馬在卸任前赦免斯諾登。對此斯諾登只表示：「我當然希望他們成功，不過這完全與我個人境遇無關。不論結果如何，我都可以接受。」

　　我看，若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了總統，他這事得以善終的可能性必然為零。但如果是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總統呢？他抗議道：「你在把我拖入一個政治難題。」他緊緊地盯著地面，凝神想了一會兒，還是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道：「我認為，我們應該有更好的選擇。我們是個擁有3.3億人的國家，而我們卻似乎被要求在各個醜聞纏身的人之間做出選擇。我就是認為，我們應該能有更多選擇。」

　　如果說他在談到美國政治的選擇空間時措辭嚴厲，那麼人們沒有忽視的是，他很願意在Twitter網站上，向他的230萬粉絲髮表對俄羅斯政治的批評。「許多關心我的人讓我閉嘴，然而如果我只在乎個人利益，我就不會離開夏威夷了。」

　　「我無法改善俄羅斯的人權狀況，而且說實在的，我首要關心的是先改善我自己的國家，因為它才是我懷有最大忠誠的國度。儘管很可能改變不了什麼，但也許會起作用呢。」

　　他拿起墨鏡——隱入莫斯科人群中的時間到了。我提了最後一個問題：在斯通的電影中，他通過藏在一塊魔方里的內存卡，把大量機密帶出了美國國家安全局，這是不是真的？

　　「奧利弗在最近一次訪談中證實這是戲劇手法，但他這麼說只是因為我不願證實真實情況是怎樣的，也不願否認。我只會說我給辦公室里的每個人都送了魔方，這一點是真的。我確實這麼做了。」他說完這句話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