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檔案：2005年趙紫陽訃告

轉載：紐約時報



北京，周一，1月17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因在1989年要求民主的天安門抗議事件中支持學生而被剝奪權力。家人說他於周一在北京某醫院逝世，享年85歲，他從周五便已進入一系列中風發作導致的昏迷狀態。

過去15年來，趙紫陽一直被軟禁在家，其地點距離他在擔任中國領導人期間曾經工作過的辦公室並不遙遠。

對那些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評價天安門血腥鎮壓的人來說，受到長期監禁的趙紫陽一直是一個有力的符號。他責備高層領導下令採取軍事手段，也拒不接受官方將示威活動稱之為「反革命暴亂」的說法。

他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露面是在1989年5月19日，他來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中間。他請求他們撤離，道歉說自己來得「太晚了」，並且警告他們，當局正準備驅逐他們。現在人們已經知道，趙紫陽是在被政治局解除職務后立即趕來與學生們會面的。

戒嚴令於翌日宣布，成為6月3日至4日鎮壓行動的序曲，士兵們在全北京向抗議者開火，射殺了數百人，或許更多。趙紫陽到天安門探訪學生的行程中，他身邊的助手也頗值得關注，他便是中國的現任總理溫家寶，一張著名的照片拍下了目光茫然的他。

趙紫陽在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遮掩了他的其他功績——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推行全面經濟改革；而他是這些改革的主要設計者。他曾推動開發沿海省份，建立經濟特區以吸引外國投資，建立出口樞紐——這些是當前中國經濟支柱的藍圖。

「鄧小平的整個經濟政策中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是趙紫陽的想法，」1984年趙紫陽傳記的作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說。「沿海省份的發展、農業、價格改革和工業改革——這些都是趙的主意。鄧因此獲得讚譽，但它們其實是趙的主張。」

與鄧小平和毛澤東不同，趙紫陽在共產主義革命期間不是軍事英雄。他也沒有參加1934年至1935年的長征。長征可以說是1949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一代共產主義領導人的重要人生階段。

相反，趙紫陽是從省級官員逐步獲得升遷的。他1919年出生於中國中部的河南省，1932年加入共青團，六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了抗日戰爭以及之後的內戰，但他的職位大多是行政方面的。

趙紫陽在經濟方面並非科班出身，但他展現出務實作風，並且取得了成功，最終引起鄧小平的注意。1949年，共產黨獲勝后，趙紫陽被派到中國南方，他把重點放到土地改革問題上，在廣東省穩步獲得政治提升。

在新成立的共產主義中國，沒有什麼問題比土地問題更具政治性。為了實現毛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構想，私有土地遭放棄，代之以農業合作社。但是1958年至1960年誤入歧途的集體化政策「大躍進」成為歷史性災難。在糧食生產崩潰導致的可怕的三年飢荒期間，估計有3000萬人死亡。

1962年，時任廣東省最高官員的趙紫陽推出一個方案，解散人民公社，把私有地塊返還給農民，實行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這種方案取得了成效，成為幫助中國其他地方恢復農業生產的典範。

不過，在政治上，趙紫陽沒有獲得回報。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對「修正主義」思想的清洗中，他遭到迫害，在一家工廠里強迫勞動四年。1971年，他復出，在內蒙古自治區擔任官職，看起來是一名洗心革面的毛澤東主義者。他發表演講，反對私有經營和物質刺激。

但他的轉變似乎不是非常真誠。1972年，他返回廣東任職，1975年調任四川。他在四川推出類似於之前在廣東實行的土地改革，放鬆對工業的控制。他允許農民和工廠給自己的產品定價，這一決定帶來三年的產量提高。

他的表現也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鄧原籍四川，在兩次清洗中倖存，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他最終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想通過實用主義方案而非意識形態試驗來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1980年，他把趙紫陽調到北京，擔任副總理。

那年下半年，趙紫陽被提升為總理，成為名義上的政府首腦，主抓經濟。遵照鄧小平的指示，他大膽進行經濟改革，擴大農民和某些行業的自主權。1987年，胡耀邦因為被認為對學生抗議太寬容而被免職，趙紫陽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鄧最可能的接班人。

對此，他似乎有顧慮。

「我不太適合當總書記，」在獲此任命之前約一個月，趙紫陽在接受美國一家電視台採訪時表示，「我更適合管理經濟事務。」

不過，趙紫陽並不缺乏膽量。在1987年的一次中共黨代會的開幕式上，他發表了著名演講，宣稱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可能要持續100年。他說，因此中國需要試驗各種經濟手段來促進生產。

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提法，把市場經濟試驗納入社會主義的發展框架之中。

但是，趙紫陽的政策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頑固派中樹敵眾多。1988年經濟過熱時，他們便歸咎於他。當時通貨膨脹嚴重，腐敗報道頻出。在名義上自己領導的政府中，他的影響力開始減弱。他的敵人還抨擊他接受政治自由化。「他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民主和法治，」吳國光說。他是當時趙紫陽在多項事務上諮詢的顧問之一，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政治學。

傳記作者沈大偉說，1989年趙紫陽的權力快速流失，他越來越急迫。5月4日，他未經鄧小平的許可，向天安門的抗議者發表了一個和解的講話。在鎮壓之前數周，在抗議進行之時，趙紫陽和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S·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北京會面。在世人看來，這是兩位志同道合的共產黨改革派的會面。

但是，趙紫陽告訴戈爾巴喬夫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所有重大決定必須獲得鄧小平的批准——當時鄧表面上處於退休狀態——這註定了他的失敗。雖然這幾乎算不上泄密，但公開談論鄧的角色犯了大忌。這也被認為是趙紫陽發出的一個信號，表明政府對抗議者的要求採取不妥協態度，是鄧小平的意思。

鄧小平很快剝奪了趙紫陽的權力，後來撤了他的職。趙在被軟禁的數月里遭到中國媒體辱罵。但是，他最終沒有受到任何指控。

「他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沈大衛在趙紫陽去世前這樣說。「在過去15年裡，他沒有一絲一毫讓步。」

即便在隔離期間，趙紫陽也會成為新聞，儘管可能只是在國外。1998年，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訪華期間，趙紫陽發布了一封信，呼籲中國重新評估天安門鎮壓並承認犯下了嚴重錯誤。對那封信的報道在中國遭到禁止。

在20世紀90年代，對趙紫陽的軟禁放鬆了很多，他開始走訪中國各地，儘管是在監視之下。不過，他要求去中國南方度假進行自己熱愛的高爾夫球運動時，仍需獲得最高領導層批准。

他在世的親人包括第二任妻子梁伯琪、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