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轉向：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往右

　　

　　光緒皇帝與明治天皇等十國首腦

　　文 | 王龍

　　轉自《同舟共進》雜誌（微信ID：tzgjmag），本文經雜誌社授權轉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

　　近代史上，光緒與明治兩個歷史人物，一個是泱泱大國擁有「九五之尊」的皇帝，一個是狹小島國「萬世一系」的天皇。在同樣被西方列強炮轟國門、蠶食威逼的危急關頭，他們奮起圖強，變法維新，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然而，歷史老人彷彿對光緒過於殘酷，而對明治太過恩寵。明治維新演奏了一曲氣勢恢弘的驚天絕響，使日本的國家變革獲得巨大成功，一躍成為近代列強，雄心勃勃地「與萬國對峙」；而光緒的變法僅歷103天就慘遭失敗，譜就一曲國脈悲歌，繪出一個帝國的死亡拼圖。當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聲東瀛時，光緒皇帝卻以「瀛台之囚」的身份獨嘗生命最後的悲涼時光。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他們同為一國之君，命運卻為何如此大相徑庭？

　　性格篇：懦弱動搖與崇尚勇武

　　性格決定命運。一個人童年的成長經歷，對其稟賦氣質的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

　　光緒17歲親政，明治16歲親政，同樣是少年登基，勤於學習，本來都應大有作為。然而光緒在慈禧的控制馴化下成長，明治則在武士的擁戴下即位。光緒對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則崇尚勇武，好勇鬥狠，對身邊的武士師傅佩服有加。光緒長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壓下，養成懦弱動搖、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則在武士們的精心塑造下成為果敢勇武、具有強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們後來同途異運的人生伏筆。

　　中國的帝王，絕大多數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光緒特殊的成長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當時的清王朝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然而面對艱難時局，慈禧卻置國家社稷於不顧，首先考慮的仍是滿足自己的政治慾望。她之所以將年僅4歲的光緒扶上皇位，完全出於一己之私，因為幼主即位，容易駕馭。天生孱弱的光緒在她的威權教育之下變得膽怯而懦弱。

　　據慈禧的貼身女官德齡公主在《瀛台泣血記》中回憶：「當光緒初進宮的時候，太后就囑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輸什麼軍事知識一樣的天天跟他說，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經不是醇王福晉的兒子了，他應該永遠承認太后是他的母親，除這個母親之外，便沒有旁的母親了。」既然是母親，慈禧本該給幼年入宮的光緒一份母愛和關懷，可她為了在這個孩子幼小的心靈中強化她絕對權威的形象，使其言聽計從，「西太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呵斥之聲不斷，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太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梁啟超《變法通議》）長此以往，光緒後來連聽到鑼鼓吆喝之聲也嚇得臉色大變。

　　由此，光緒沒有童年的歡樂和自由，變得抑鬱多病、優柔寡斷，更失去了作為至高無上的帝王獨斷乾綱的尊嚴和君臨天下的霸氣。親政后的光緒，目睹國家的巨變，憂國傷時，也想有所建樹。但是長期養成的懦弱性格，使他遇事畏縮，根本不敢和慈禧相抗。待到戊戌激變，大事臨頭，光緒手足無措，任人宰割。

　　反觀明治天皇，可以說是在兇悍的群「狼」簇擁下長大的。

　　日本天皇的權力是通過武士集團與幕府的長期鬥爭中得到加強的。最終，改革派武士通過武力從幕府手中奪取了權力，並全力擁戴天皇。擁有強大後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而光緒的身邊只是一群手無寸鐵、軟弱無權的書生，這是他們之間的本質區別。

　　其實，明治天皇的童年遭遇並不比光緒好多少，其母親中山慶子只是其父孝明天皇幾十個宮妃之一。當時正逢倒幕派與幕府進行殊死血戰，誰都想「挾天子以令諸侯」，勢單力薄的孝明天皇夾在中間左右搖擺，處境艱難。

　　貧苦動蕩的童年使明治天皇天性膽小，1864年倒幕的長州藩士兵與幕府軍激戰時，炮轟宮廷，竟把12歲的明治嚇昏了過去。朝臣們十分擔心，他們意識到對天皇「強健其體魄，野蠻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勢在必行。著名的「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擔任明治的老師以後，讓他接受軍事化訓練，凡劍術、馬術、角斗術，都教給了明治。到20歲時，年輕氣盛的明治已由一個文弱書生變成了崇尚武功、爭強好勝的武士。

　　中日甲午戰爭是明治尚武精神、殺伐野心的一次大展示。明治信心十足地主持了這場戰爭。1894年7月25日，他下令日軍對停泊在朝鮮豐島附近的清軍北洋艦隊發動海盜似的偷襲。初戰得手后，又先發制人，發布詔書誣陷中國「更派大兵於韓土，要擊我艦於韓海，狂妄已極」，並立即對中國宣戰。為了便於直接指揮，明治迅速把大本營遷往廣島，日軍士氣大振。一直到第二年4月戰爭結束，明治天皇親自督戰長達225天，他的行為對日本軍隊瘋狂侵略無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894年11月，日軍攻佔旅順，兩萬中國人被屠殺，歐美報刊報道了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紐約世界報》譴責旅順大屠殺時說：「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而這又何嘗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實寫照。

　　

　　光緒皇帝

　　學習篇：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

　　光緒與明治都接受了嚴格的宮廷教育。光緒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緒的勤奮好學、孜孜不倦，比起明治來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光緒6歲上學，慈禧經過慎重考慮，給他選了兩位師傅，一位是內閣學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緒讀書識字、四書五經，夏同善主要教他寫仿格練字。慈禧還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緒學滿語文、蒙古語文和騎射。

　　翁同龢對光緒進行了封建倫理、帝王之學、經世時文和詩詞典賦等多方面的教育。翁同龢記載光緒學習狀況的日記中經常寫道：「讀極佳，一切皆順利」，「讀甚佳，膳前竟無片刻之停」，「讀甚發奮，功課雖未照常，亦復八九矣」。每逢宮中節日慶典，慈禧偏愛看戲，光緒卻常常一個人躲到書房讀書、寫字。連慈禧也承認：「（皇帝）實在好學，坐、立、卧皆誦書及詩。」

　　此外，翁同龢還注意培養光緒的帝王美德，「瀕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載湉」，強調為君治國要有「仁愛」之心。光緒十一年（1885），15歲的光緒在一篇聲情並茂的御制文中寫道：「（君王）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其仁愛之心可見一斑。

　　在日本，擁護明治天皇登基的維新派也特別重視加強對他進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們先後任命平田鐵胤、加騰弘之、西村茂樹等名流學者為天皇侍講，向明治講授中國古典《大學》《詩經》《資治通鑒》《貞觀政要》等。

　　與飽受儒學熏陶的光緒相比，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小學生」。事實上光緒也確實是個博學多才、聰明向上的皇帝。然而同樣面對的是一個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國家，身為「學生」輩的明治為何能遠遠超越「老師」輩的光緒，帶領日本遠遠跑在了中國前面呢？從中、日兩國不同的文化形態，似乎可以找到兩人成長之路的差別。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日本人是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積極消化，強壯了自身；而中國卻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雖然抵禦了一時寒冷，卻無從改變根本體質。從兩國文化的心理傳統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態是「利我即存型」，中國的封建文化則屬於「非並存型」；從文化的攝取形態看，日本是「全面攝取型」，中國則是「部分攝取型」。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說：「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歡迎新東西的。」這種以「無我」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傳統，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礎。明治維新主要攝取西方的科學技術，但也未忽視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設，包括歐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學藝術。這種「全面攝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夠後來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籠跨入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

　　光緒學習的課程和內容，都是嚴格按照培養一個封建皇帝的要求設計的。他的老師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過科舉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職官員，具備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修養，卻對世界大勢、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明治的老師大多有過留洋經歷，文武兼備，不但有像平田鐵胤這樣的國學大師，還有加騰弘之、西村茂樹這樣學貫中西的啟蒙大師，使明治不但學習了封建傳統政治倫理，而且對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學技術、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獵，具有雄闊的視野和開放的精神。

　　明治對西方文明的領悟和接受速度是驚人的。從他倡導對日本舊生活方式進行天翻地覆的改造運動上，足見其思想之先進開明。他頒布《斷髮脫刀令》，廢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齒的千年舊俗，還把西式禮服確定為官員的正式禮服。明治率先垂範，從衣食住行入手，通過一系列社會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適應世界潮流的文明體系。

　　光緒對西方科技並非沒有了解，對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強烈好奇並不遜於明治。他幼年時就極為喜愛西洋玩具，像西洋鐘錶、火輪車、留聲機都令他愛不釋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滿皇宮。潛移默化下，光緒從喜愛西洋玩具，發展到對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其它先進科技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聽說世界上竟有一種能以雷電般的速度一剎那間將信息發送出去的機器，他怦然心動，立即下令替他搞套收發電報的設備，興緻勃勃地「玩」了起來。沒多久，朝廷就在全國用上了電報。他搞來了一輛自行車，但宮內很快傳出消息說，皇上曾試著騎過那輛自行車，他的辮子夾在後輪子里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後他放棄了——就像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

　　在接受近代先進思潮的道路上，中日兩國進行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龜兔賽跑。

　　1854年，目睹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日本舉國震驚，中國天朝的形象開始崩潰。幕府末期的改革派佐久間象山振臂一呼，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口號，成為明治改革以至長遠立國的基本方針。具體到文化教育上，就是從培養「和洋漢才」急轉到「和魂洋才」。

　　按照佐久間象山的理解，洋學仍被限定在科技範圍，採用西洋技術的目的在於維護加強日本的政教。這種見解與中國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沒有根本的差異。但是，致力於國家富強求變的幕末志士們更樂於吸收外來先進事物，注重有效性和實用性。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這樣評價改革派武士：「這些人歷來對中國的文學道義鑽研不深，從儒學的深奧這個角度來看，這些人不能不說都是些不學無術之輩。而正是這些不學無術之輩完成了維新大業……他們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之大義，凡事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自動去做。」

　　尤其在幕末思想文化的衝突轉變異常激烈的情況下，「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口號被仁人志士們接受后，不斷得到突破修改，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實際上已把學習西方從科技擴大到適宜操作的制度、法律方面。「東洋道德」的含義被縮小了，「西洋藝術」的範圍被擴大了。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正是不同的制度觀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緒和明治不同的知識結構和治國眼光。光緒與明治的視野、見識之間的差距，在中、日分別組織的兩次出國考察中也暴露無遺。

　　1887年7月24日，經過嚴格考試選拔，光緒親自用硃筆欽定派遣傅雲龍等12人分赴歐洲、亞洲、南北美洲遊歷考察。這次非同尋常的行動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由於動機不明、立意不高，光緒僅要求遊歷官員考察外國地形要隘、軍事設施、製造廠局。由於考察目的僅僅是「詳細記載，以備查考」，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動中國近代化的明確意圖，這次轟動一時的派遣遊歷竟成為一次華麗的走秀。而後來這批寶貴的人才卻被置諸一旁，很少被重用。這次遊歷的調查研究成果在近代史上默默無聞，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戛然而止。

　　與此相類似的是，日本明治維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腦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使節團赴歐美遊歷考察，明治政府的各部要員幾乎全體出動。明治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求知識於世界」，全方位學習借鑒歐美各國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各種制度。日本政府和全社會對此極為重視支持，擬定了詳細的考察大綱，明確分工，太政大臣在給使節團送行時甚至悲壯地說：「內治外交，前途大業成敗與否，在此一舉。」這次遊歷可以說對日本確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近代化道路儘管各國自有特色，但這條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學和近代工業，還有與其相配套的政治、社會體制。沒有這個體制，就不能保證科學的進步、國家的強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光緒和明治的認識水平也許都達不到這麼深遠的程度，但客觀的現實卻是，清朝的既得利益集團就像大海里的無數礁石，光緒駕著這艘巨大航船在礁石之間蹣跚穿行，稍不留心就會觸礁沉沒；脫胎換骨的日本航行的大海則是遼闊的，只要明治下定決心改變航向，它就可以改變，不會像光緒那樣遭到密如星斗的暗礁險石。

　　

　　翁同龢

　　用人篇：秀才幻想與武士實幹

　　在近代化過程中，領導集團的群體智慧和主導力量至關重要。光緒和明治領導集團的懸殊實力、識見本領，直接導致了中日兩國變法的不同命運。光緒陣營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黨人，是缺少實際政治經驗的書生，既「迂」且「狂」；而明治陣營以伊藤博文為先鋒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緒集團閉門造車，進行的是一場紙上的變革，明治政府則大張旗鼓地除舊布新，以摧枯拉朽的氣勢推動了一場革命。

　　光緒變法的精神教主是大名鼎鼎的康有為。他博通經史，但其理論近於空想。他有書生的激情，卻沒有為政的沉穩。他急功近利、虛榮自負、遇事偏激，既敢於挺身國難又難以駕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風起雲湧的大變革中，他不善權變通融，做事往往過於理想化，當時代需要他擔起扭轉乾坤的大任時，他卻不是勉為其難，就是自不量力。這些都註定了他不能從善如流，把握時機，領導維新變法繞過重重險礁走向勝利。

　　翻開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主導改革的武士階層可謂英才輩出、群星燦爛。他們以對上影響天皇、對下動員全民的積極姿態，把明治維新變成了一場全民族的革命。這是一個需要巨人併產生了巨人的時代，他們在關鍵時刻引領日本校正航向，乘風破浪地勇往直前。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明治倚重的「維新三傑」都是極具膽略和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的政治家，他們在推翻封建幕府的「開港倒幕」「王政復古」鬥爭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為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制定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立國目標和基本方針。他們目光遠大、學識廣博、知行合一，遠非光緒集團那些來自書齋、邊學邊乾的改良派們可比。

　　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員大多曾留學或考察過歐美，是經驗豐富且腳踏實地的實幹家。如1885年12月組成的首屆伊藤內閣，文相森有禮曾留學英美，是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上相井上馨是「歐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義是日本新產業政策的制定人。而「近代實業界日本之父」澀澤榮一更是棄官從商，以身作則，改變傳統儒學重義輕利的思想，以及鄙視商人的舊風氣，畢生不懈地提倡「論語加算盤」的「義利兩全」思想，參與創建了500多家企業。這種「異體同心」的領導集團自然能使明治的政治主張順利實行。

　　而清政府即使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也沒有一位實授尚書和督撫以上官員跨出國門一步。少數號稱開通的大員，對近代政治原理也幾乎是一無所知。「執政大官，腹中經濟，只有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點。」當時的《倫敦每日新聞》發表述評說：「在大清國，沒有任何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訪問過歐洲。因此，也就無法給大清國的政治帶來現代氣息。大清國派駐國外的公使們在國內一點地位也沒有，而外交使節的委派則完全是通過徇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這些人到了國外后，對西方世界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準則的認識也不過是一些膚淺的表面知識，然而他們對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卻大加推崇。當他們回到國內並獲得官職后，他們的奢侈傾向幾乎是毫無例外地誘使他們做出更具欺詐性的劣行。

　　

　　明治維新功臣，坐起依次為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結局篇：瀛台之囚與民族之父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明治的成長適應了改革派的意願，他對維新事業表示了極大的認同，認為「卿等所言極是」。明治天皇井井有條地推動國家變革，而光緒的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維新派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諭達100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也涉及了，新政上諭紛至沓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僅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內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並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卻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戊戌變法後期，光緒天真魯莽的政治異動，尤其是在人事變動中的衝動決策，更使自己點燃了政變的導火線。受康有為等人的影響，年輕的光緒求治心切。他太過苛求，不通變達。新政開始之時，光緒便認為「盈廷皆守舊」，對他們百般不滿，君臣之間產生嫌隙。這一時期比較常見的現象是，每天被召見的樞臣動輒遭到譴責。醉心新政的光緒終日與他認為「守舊」的廷臣為伍，其焦躁煩悶的心態可想而知。他太想殺一儆百，樹立自己的權威了。實際上，歷史舞台留給光緒的空間實已太少。大清日暮途窮，光緒亂世為帝已然不易，更何況身邊還有一個如此霸道強勢的慈禧，他註定只能當傀儡。明治政府則通過倒幕運動奪取了實權，實行君主立憲制政體，君臣協力，上下齊心，這是光緒望塵莫及的。結果可想而知，明治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他的改革使日本結束了江戶幕府的封建專制統治，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枷鎖，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近代化發展道路，明治維新因其在日本史上具有的進步意義而彪炳史冊，明治也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而百日維新失敗以後，各項變法措施被廢除，光緒被囚禁於瀛台，變成「欲飛無羽翼，欲渡無舟楫」的囚徒，獨嘗生命最後的悲涼時光。

　　光緒向左，明治往右。兩位皇帝身後留下了兩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如果天假以年，他們能繼續旁觀自己國家後來上演的悲喜大劇，不知又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