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周、彭對「九·一三」事件的不同評價

　　

　　毛澤東與周恩來

　　一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時，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總攬全局，調動各方，負責全權處理中央黨政軍繁重工作。當時擔任周恩來秘書工作的紀東回憶說：

　　林彪乘坐的256號飛機出境后，總參、空軍等有關部門報來的信息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中蒙邊界44號界樁兩邊的地域內，蒙軍的雷達聯絡頻繁，情況異常。總理讓我通知空軍、通信兵和總參有關部門帶相關資料和地圖到大會堂東大廳彙報。總理對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達分佈看得非常仔細。經分析，初步認定：這裡蒙軍雷達活動異常，與林彪座機出境有關。當時總理好像有一種預感：雖然沒有飛機的消息，但蒙軍這個地域的雷達聯絡頻繁，說明這一地域有重大情況發生。他提出，加強這個地域的資料搜集工作，認真進行分析，有什麼異常情況及時報告。

　　我參加這個彙報會時心裡有些緊張。與會人員都不認識，而且只有總理一人聽取彙報，我一個人在裡面招呼。我沒有忘記張樹迎的提醒，打破常規，坐在了總理身後離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圖時，我也站在他的身邊。一是怕他太累，身體支撐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應；二是怕有心懷叵測的人有什麼動作。後來，隨著林彪叛逃專案審查的逐步深入，從有關材料中看到，那天參加彙報的人員里，還真有空軍的一個與「小艦隊」有關係的人。

　　9月14日中午，多項必要工作部署完畢，73歲高齡的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里已連續工作達50多小時了。而且在那種形勢下，總理也不可能安靜下來吃一頓飯。我們幾個工作人員的神經也始終處於高度緊張之中。說實在話，當時只知道大會堂的燈一直是亮著的，不看手錶的話，連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

　　9月14日下午2時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電話，她說：「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駐蒙使館的特急報告，要送總理。」我說：「總理已經50多個小時沒休息了，剛吃完安眠藥睡下，請你請示一下姬鵬飛部長，要不要叫起來。」姬鵬飛是外交部代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不一會兒，王海容又來電話說：「姬部長說，馬上叫醒總理。」我對張樹迎、高振普、張佐良說：「外交部有緊急報告，要叫總理起床。」不一會，王海容到了大會堂北門，我接了報告，請她進來休息一會兒。她說：「不用了，要馬上回部里。」

　　我拿著這份裝在牛皮紙大信封里的報告急奔北小廳，總理已經起床了。我把信封內的報告掏了出來，遞到總理手上。開始，只見總理眉頭緊皺，隨著目光在文字間移動，臉上的緊張神情逐漸舒展開來。我看到他拿著報告的雙手在微微顫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我，興奮地說：「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見總理這麼興奮，馬上從他手裡接過報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記住了如下內容：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於13日凌晨2時30分左右墜在肯特省貝爾赫里縣境內，機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在我看報告的時候，總理對我說：「我要到118號房間主席那裡去報告，你也跟著我。」說完，總理換了衣服，帶著高振普和我向大會堂118號毛主席住處走去。

　　當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個小門時，總理對我說：「小紀，你留在這裡等我，我回來一起回去。」總理想得多周到啊，這個時候，在大會堂只有總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場，他擔心我興奮起來，或是熟人問起來，在沒向毛主席報告之前，把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於是，讓我在這裡等他。大約二十分鐘后，總理回來了。我看他步履輕鬆多了，緊蹙的眉頭也舒展開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召開政治局會議，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機毀人亡的消息，並宣布在大會堂的政治局委員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團的重要成員、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聽到這個消息，離開大會堂比誰都快，急忙往家趕。總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來。我在大會堂北門下台階的地方追上了黃永勝。總理和他又談了二十多分鐘他才出來。後來得知，他回家后就燒罪證材料，把一個銅盆都燒裂了。

　　對於黃永勝，我在「九·一三」事件后曾聽總理說過：「從北戴河事情發生，我就讓他始終跟著我在大會堂，我給各大軍區的領導通電話，也讓他聽著。黃永勝當時沒敢輕舉妄動，也沒有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直到9月24日，中央決定，把他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一起離職審查。」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說過：「林彪他們搞反革命政變，誰曉得?」

　　周總理也說過：「林彪外逃，既在預料之外，也在預料之中。」「出了林彪事件，出現這麼一個結局，誰也沒有料到，誰也無法導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是必然的結果，偶然的出現。」「林彪這個人一輩子不能批評，一批評就消極。所以，林彪摔死了是偶然的，但他的失敗是必然的。」說得更確切，他說：「林彪外逃，機毀人亡是最好的結局。」

　　二

　　「九·一三」事件不僅引起中央高層的極大震驚，也引起正在監禁中的彭德懷的極大震驚。

　　據「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衛戍區關押彭德懷時的監護記錄記載：「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彭德懷大受刺激：1971年9月13日零點30分，彭德懷尚未入睡，猛然長嘆一聲，翻身朝里。哨兵聽見聲響在外敲門，不準面朝里睡覺。他說：「我不得死!」索性抬起腿睜著眼，盯著電燈出神，又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這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最流行的經典性「革命歌曲」之一。其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因為被林彪題詞給海軍而風靡全國，其題詞手跡的鐫刻遍布全國城鄉，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被剷除。

　　就在此時，林彪外逃叛國。

　　1972年1月初，彭德懷專案組在提審彭德懷時，宣布了「九·一三」事件，讓他揭發交代林彪的問題。這時，長期被監禁，基本上與世隔離的彭德懷難以置信：「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中國共產黨章程》上指定的「接班人」，怎麼能謀害毛澤東，又叛逃斃命呢?

　　彭德懷不知道國家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所以，彭德懷寫材料時說：「不要著急，四五十年的事，一下子想不起來，慢慢地回憶回憶。」彭德懷還用手指著腦袋說：「腦子受了刺激，思想總感到不痛快。」彭德懷感到迷惑不解：「真沒想到，林彪這個事叫我幫助寫材料。」

　　林彪、彭德懷相識很久。林彪性格內斂，彭德懷個性耿直，所以兩人雖然是多年老戰友，個人交往卻並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彭德懷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林彪一直在養病，基本上沒有工作。據有關人士回憶，當時彭德懷每隔一段時間，都要禮節性地到林彪的住地，看望林彪，問候身體。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當彭德懷受到批判時，林彪在發言中，倒是澄清了一樁歷史公案——遵義會議后的長征中，林彪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負責軍事行動……這件事，與彭德懷無關，是林彪的個人行為。

　　1972年專案組讓彭德懷寫材料，揭發林彪。這時，彭德懷對其他人說：「他們要我寫林彪和高崗的材料，我不清楚。」專案人員硬要他寫，他說：「給我鋼筆，我想起一點就寫一點。高崗、林彪都是反革命，還有彭德懷。」

　　有一天晚上，彭德懷甚至喊起來：「打電話給周總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這樣把林彪殺了我有意見，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來總理來親自參加這個審查。請打電話給周恩來總理，叫他親自來審我，我不活了。」

　　1972年11月21日上午，專案組提審時，彭德懷說：你們「不必守著我，我也不會跑，往地下鑽又鑽不進去」。隨後，彭德懷又說：「彭德懷、林彪都是反革命分子。我這個人和毛主席沒什麼分歧，就是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我脾氣不好，堅持我的原則，結果就把我關進了小房子里。」

　　以後，當彭德懷看完《一個陰謀家的醜史》后，說：「《一個陰謀家的醜史》這本書很好，是針對林彪寫的。」他還說：「林彪不是喊『毛主席萬歲』喊得最多嗎?巴枯寧也是和他一樣，早先喊馬克思也是喊得最多。叫他們把這本書儘快地給我買來，我要看一看。」十多天後，司務長給彭德懷買回了《巴枯寧》一書，他便手不釋卷地看起來。此外，他還提出要買新書《十萬個為什麼》一至十二冊。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看了「新聞公報」后，彭德懷說：「今天公報開除了林彪、陳伯達出黨。1959年我寫一封信，談了比例失調。陳伯達對毛主席說，有一點比例失調，不太多。我是吃了很大虧的。」第二天，他說：「陳伯達這個托派抓出來我可高興了!」

　　後來，彭德懷看到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又不指名地說到林彪、陳伯達：「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孔子也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人才是右傾主義分子，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這才是真正的右傾主義分子。」

　　10月19日上午，彭德懷談了林彪問題：「林彪有四個方面(我)反對：一、井岡山(說我)放棄根據地；二、會理會議推彭德懷上台，實際上是他自己；三、解放戰爭對打敗蔣介石有懷疑，炸鞍山鋼廠；四、他對抗美援朝不滿，說中國和美國物資差別太大，不能打。」這是他對林彪的看法。

　　彭德懷臨逝世前的兩個月，對專案組人員說：「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林彪歪曲馬列主義，一貫右傾，是反革命分子，他的罪行是我們黨內從沒有發生過的大事件。」

　　據《毛澤東「南方決策」》　文/薛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