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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陷劉少奇的三頂「帽子」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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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ti 發表於 2015-7-25 09:3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劉少奇與王光美(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百年潮》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席捲神州大地,「革命」矛頭很快便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劉少奇。這位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數月間竟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成為要打倒的頭號對象。

  為了置劉少奇於「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製造假證,最終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彌天大「帽」。堂堂國家主席被殘酷批鬥,非法監禁,折磨至死,真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遼寧地域。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是八個所謂「知情人」的「供詞」。「文革」結束后,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證,劉少奇的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麼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還鮮為人知。今年是劉少奇誕辰百周年,我們當年在遼寧參加過這一複查和清查工作的人,深感有責任把這一罪行的內幕公佈於世,讓人們永遠勿忘這一觸目驚心的歷史教訓。

  肩負特殊任務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遼瀋大地武鬥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某日,一架從北京來的飛機在瀋陽機場降落,機艙里坐著三個面容冷峻的軍人,其中一位是駐遼寧某部的軍政委,而他的任務卻只是奉命陪同兩名比他軍職低的人安全抵沈。此舉足以說明這是兩個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瀋陽的。此時的北京城裡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鬥、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於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瀋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后,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見報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瀋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O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瀋陽。這位炮兵出身的軍人專程來沈搜集「重型炮彈」了。

   帶血的證詞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七人領導小組成立了,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裡,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 1929年前後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同志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夥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於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後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著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

  在中央專案組巫中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著「奉天紗廠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後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了解情況,只要活著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搜羅起來。

  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鬥爭」,「以政治鬥爭為主,也要採取一定措施,如鬥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毒辣。

  辦案人員對原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書記官(即記錄員)劉青第的審訊,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進行了38次。劉青第本來什麼也不知道,只因專案組對他的身份感興趣,所以成了重點「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劉青第受不住了,說:「我想了,沒想起什麼來,你們是不是把那時候的事寫下來,我簽個字行不?」辦案人員咄咄逼人地說:「你能想起來,你的立場轉變了就會想起來了!」「你打算怎麼辦呀?就打算受處分嗎?」又恫嚇說:「是在這兒常住下去嗎?」「你不說,我們有地方把你擱起來!」在反覆的誘、逼、嚇唬下,劉青第照專案組的指點寫了「交代」,幾經修改,形成「證詞」后,立刻被當作戰果帶回北京。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琦、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均未遂)。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時,在嚴寒的晨光里,一個被關押在公安廳招待所隔離班的人,突然用刮臉刀片割開了自己的脖頸,頓時鮮血淋漓。他叫關慶雲,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當過代理科長。辦案人員在他家中訊問十幾次沒有結果,就將他關押起來。經過多次審訊,仍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關慶雲被逼不過,只得一死了之。經過搶救脫險之後,關慶雲血跡未乾,傷口未愈,審訊就又開始了。根據徹查辦主任的授意,辦案人員先向關介紹了1929年的所謂案情,然後讓他自己「交代」。關慶雲欲死不能,不說不饒,被逼無奈,最後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資派,我就證實,哪怕犧牲我自己。」一份劉少奇被捕后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在專案組取證的人中,還有一個叫楊明襄的。這人曾在紗廠看門,是個文盲,從1953年患神經病,一直未愈,是當地有名的「楊魔症」(東北話稱半瘋半傻的人)。專案組也把他作為重點知情人帶到招待所「辦班」。楊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專人照看;楊根本記不得什麼事,專案人員就不厭其煩地給他講「紗廠的故事」。有時嚇唬他,有時又來軟的。知道他傻乎乎,愛吃好的,就給他弄好的吃,以此進行誘供。他吃油條吃飽了,就往兜里揣,那時候吃上一頓炸油條很不容易,取「證」自不成問題。給他雙大頭鞋,他就會在所謂的證據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時,他竟不願走,問他:「怎麼不願回家?」他說:「這裡吃得好。」就這樣,1967年12月15日,一份楊明襄的「證實材料」形成上報。一個「魔症」竟然在置國家主席於死地上「發揮」了作用。

  「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

   1968年向全黨公布的中央專案小組審查報告,誣陷劉少奇被捕后叛變革命,上書張學良感恩戴德,並在中東路事件中充當內奸等等。在一份所謂「證詞」上,證明人寫的是原省政協副主席劉多荃,而實際的撰寫者卻是徹查辦和專案組的人。

   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隊的上校團長。偵破共產黨案件這類事並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他也確實不知道。但專案組急於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監管起來,反覆進行威逼、恐嚇、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執迷不悟,如不老老實實寫材料,絕沒有好下場」,「識時務者為俊傑」,「要老實交代,這對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關係。」隨即沒完沒了地讓他寫。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於崩潰。於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誘導」式的訊問。先讓劉多荃回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發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後來又讓他考慮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間發生的大事,最後又縮小到1929年8、9、10三個月發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說。當他按順序猜到「9」時,專案組馬上告訴:「抓的時間差不多。」

   被捕時間解決了,又開始追被捕地點。劉多荃講:「聽說破獲的案子,一部分是工業區,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這個重要。」專案組對此不滿意,反覆追問,進行指供:「紗廠是怎麼回事?」劉多荃含糊搪塞地說:「紗廠抓的人與他們是一個組織的。」於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點問題又算解決了。對被捕人的身份,劉根本不清楚。從當年的審訊記錄上可以看到,劉多荃說:「幾次談話你們都讓我考慮這個共產黨案件是個什麼身份的人,在我的記憶里沒聽到有人向我直接講;我想不起來,也不能瞎編呀!不過……我想一定是個大案子,是個東北主要負責人。」在多次誘供之後,辦案人員乾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資派身上聯繫過嗎?」在這樣明顯的指供下,劉只好說:「關於最高領導人職務,我記得當時聽他們說書記或總書記。」在專案組的繼續「引導」下,被捕人數從十幾人逐漸減少到三人。關於釋放后的去向,劉說「往西南」,不行!說「送天津或營口」,也不行!最後改為「上北邊去了」,「就是為了利用他」,這才使專案組滿意了。劉多荃出獄之後,於1979年5月至11月兩次寫出更正材料,說他1968年寫的兩篇證明材料,「是專案組從我到學習班被監護的整個期間,被逼所寫的幾十萬字材料中,摘錄要我抄寫的」,完全是虛構的。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地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統刪掉,再經過赤裸裸地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後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對定少奇同志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八份主證中七份出自遼寧。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潛。專案組在遼寧大搞逼供信的同時,對孟用潛也進行了威逼。他們將和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隔離審查」,採取小型鬥爭會的辦法,白天晚上連續審訊了7天。孟用潛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違心地按專案人員的授意,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以後孟曾給毛主席寫了20封信申訴翻供,講述真相,但均被扣壓。

   經過這樣一年多的緊張編導,一起駭人聽聞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幫」一夥欣喜若狂,在一些「證詞」上,江青還滿意地做了親筆批註:「重要證據」。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得意忘形地大聲宜布:「我現在擔負著第一個大專案。」「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這個大內奸啊,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張春橋指著一摞假證陰險地說:「這樣一本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7日,周恩來同志看到這些假證后,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麼大個子、白凈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總理問:「那劉多荃沒說劉少奇的名字,為什麼在證據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在最後取證時加上的。」周總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總理趕去接見外賓后,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後送張春橋,由張春橋最後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由此,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物和國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繼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的內外的一切職務。

   歲月流逝,劉少奇同志早已恢復了歷史上應有的崇高地位,江青等人也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當年那些賣勁逼供、出賣良心製造假證的人,也已在清查「四人幫」的罪行時受到了應有的懲處。回顧這一頁沉重的歷史,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重要,也使我們深感今日的改革局面是多麼來之不易!
活著就要用力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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