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福劍事件：中國社會撕裂無可避免(圖)

畢福劍事件：中國社會撕裂無可避免(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專題：畢姥爺攤上大事相關資訊總匯



　　央視主持人畢福劍飯局上對毛澤東的幾句調侃，竟引來網際網路上的一場激戰，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私人言論能發展成公共事件，顯然是刻意操縱的結果。說白了，這其實是毛派借題發揮的一次主動進攻。而且這不是孤立事件。以今年論，清明當天北京即有福田掃墓衝突。前往福田給江青掃墓的毛派，跟監控掃墓的警察從口角發展到互毆，以致多人被抓。但毛派不肯示弱，直到4月13日，祭拜江青的人仍絡繹不絕。
　　最嚴重的事件，莫過於2月下旬的毛派洛陽會議。會議極其隱秘，只在會議紀要發布之後，公眾才知道有這回事。更聳動的是，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毛派組黨的前奏：紀要明白無誤地打出「毛派共產主義者」的旗幟，宣稱其目的在於尋求毛派共產主義者的聯合與組織，是「建立無產階級政治團體的前期籌備會議」。同時宣告與習政權決裂，斥習政權為「以修正主義為政治特徵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紀要最後號召「再次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重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

　　在網格化維穩的背景下，以推翻現政權為宗旨的毛派洛陽會議能成功召集，本身就是奇迹。更匪夷所思的是，即便在會議紀要發布，美國之音、法廣等國際媒體跟進報道之後，當局仍報以驚人的靜默，跟「扼殺於萌芽狀態」的維穩常態形成鮮明對比，多少反映出當局的無奈與難堪。顯而易見，毛派正在崛起，畢福劍事件只不過是其最新一幕。

　　　　毛派的崛起

　　毛派的崛起，源頭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中期的國企改革。本來在整個80年代，毛派已大失市場。但90年代國企改革導致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毛派至此重新集結。東北瀋陽、中部鄭州、西南重慶都是重工業基地，大型國企雲集，下崗工人最多，因而都成了毛派重鎮。國企改革與毛派崛起的共生關係，於此可見。隨著權貴體制不斷固化，底層苦難愈加深重，為毛派提供了廣大的政治市場。

　　最早發現並致力於耕耘這個市場的是重慶時代的薄熙來。其吸引毛派的政治綱領，主要是所謂「共富」。薄氏的耕耘大有斬獲，為其奠定了雄厚的民意基礎。如果不是王立軍事件橫生枝節，他的入常之路將無人可擋，今天的中國政治將是另一番格局。但即便薄氏慘敗，其民意基礎即底層社會的支持度也未嘗減弱多少，尤其重慶市民，至今仍對他頗多認同。以至有人預言，哪天中國政局發生逆轉，不排除薄氏被從秦城請出來重登巔峰的可能。

　　薄氏的這一成功，對中國政壇的袞袞諸公是極大警告，無人敢輕視毛派的力量，而必須在毛派問題上慎之又慎。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習上台迄今都不敢否定薄熙來路線，只能以個人貪腐問題來處置薄熙來。甚至一定程度汲納薄氏主張，譬如其共富主張。習的這個套路一度奏效，毛派對薄氏依依不捨的同時，總體上也認可了習。毛派中的救黨保國派，更是紛紛向習表示效忠。所以習上台之初，與毛派曾有一段蜜月。毛派對習抱以巨大幻想，期待他貫徹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把被鄧江胡三代「修正主義頭子」顛倒了的世界，統統顛倒過來。

　　但毛派純屬自作多情。習固然不敢輕易冒犯毛派而否定薄路線，但他更不敢否定鄧路線，而是一度小心翼翼地在二者之間求平衡。隨著權力逐漸穩固，他實質上傾向鄧路線的真相愈來愈不加掩飾，令毛派愈來愈困惑、愈來愈失望，註定了習與毛派蜜月的短命。轉折點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三中決議始出，毛派即一片嘩然。雖然毛派中的救黨保國派對習仍不死心，毛派中的激進派則對習完全絕望，乾脆將習與鄧江胡三代「修正主義頭子」並列。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毛派中的救黨保國派聲勢漸弱，主張「二次革命」推倒重來的激進派漸佔上風。毛派洛陽會議紀要即濃墨重彩地抨擊救黨保國派為「孟什維克」，自居「布爾什維克」與之切割。很多毛派頭面人物，均因對習抱有幻想，而未獲邀與會。

　　也就因此，近年毛派的崛起，主要是激進毛派的崛起。他們中的多數，屬於體制外的草根毛派，即以底層民眾為社會基礎。被他們擯斥的救黨保國派，則多屬於體制內，不屬於底層。即如司馬南、孔慶東等毛派明星，無不因與體制合作而收穫巨大利益。所以他們雖然名氣不小，往往被公眾視為毛派代表人物，但實際上缺少社會基礎，未獲草根毛派認同。他們與草根毛派的關係，是水與油的關係。當水處於靜態時，油還可以浮於表面，人們看到的往往是油，水則潛而不露，不為人察覺。但水一旦激蕩起來，油就再也無法控制水，只會遭遇被沖刷的命運。今天的體制內毛派，正遭遇這樣的命運。他們因跟薄熙來的盟友關係失去體制信任，又因既得利益跟草根毛派愈來愈形同陌路，體制內外「兩頭吃」的空間愈來愈小。司馬南之不得不遊走美國，即為明證。這實際上也是當局以體制內毛派鉗制草根毛派的戰略的失敗。說明當局對毛派總體上愈來愈失控，說明毛派總體上愈來愈敵對化。

　　　　社會的撕裂

　　這充分印證中國社會撕裂到了何等程度。當下中國的政治力量至少可分為四派。一是以傳統官僚體系為主體的權貴派，一是還沒有找到代表性人物的激進毛派或草根毛派；一是習近平代表的體制內的原教旨共產黨人，一是跟草根毛派一樣缺乏代表性人物的自由派。這四派對中國問題如何解決，中國道路通向何方，幾乎沒有任何共識，四派都是彼此敵對，不可調和。只要有一點點火星，哪怕如畢福劍那樣的私人飯局中的幾個段子，都很容易引爆一場輿論超限戰。而從輿論超限戰到線下超限戰，並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屏障。這正是當下中國最大危機之所在。

　　但這同時也是最大機會之所在。這點上，印度的經驗可資借鑒。印度的宗教衝突、種族矛盾之源遠流長，遠逾中國。其歷史上的撕裂程度，亦為中國望塵莫及。所以歷史上的印度從來不是統一的民族國家。但在實行憲政民主之後，印度終於成為統一的而且是和平的國家。千年無法調和的宗教和種族衝突雖然難以根除，但至少大大地緩解了，不再構成燃眉之險。沒有憲政民主，這一切不可想像，今天的印度，就一定還在內戰之中，不會比黎巴嫩幸運多少。體制內的衛道士總以印度經濟的一度滯後為例說明憲政民主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無用，他們壓根不懂，印度能成為統一的而且是和平的國家，即拜憲政民主之賜，即是憲政民主對印度的最大貢獻。今天中國社會愈來愈被撕裂，愈來愈走向極化，而現有體制不存在任何內聚力來彌合甚至哪怕只是緩解衝突，走向全面內戰未必是危言聳聽。要避免這個最壞結局，唯有像印度那樣走向憲政民主，讓各派都能在憲政民主這個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平博弈，和平共處，而非你死我活、玉石俱焚。

　　就此而言，憲政民主無疑是我們民族最大的公共利益。社會愈撕裂，愈是亟待憲政民主來整合。愈是逼近撕裂的臨界點，對憲政民主的需求就愈大。如何化最大張力為最大動力，在最後一刻到來之前絕地反擊，成功突圍，這是對我們民族勇氣與智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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