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為何整習仲勛：最高層不喜「陝北救中央」提法（圖）

　　

　　

　　誰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空前的文字獄時代，幾乎沒有一個作家不是壞人，因此被評價是「八億人八個樣板戲，八億人一個作家（浩然）」的時代，但這個時代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經過鋪墊、醞釀與發展。

　　1962 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錯誤路線指導下，不少擴大階級鬥爭甚至顛倒黑白的書籍出版，而不少好的圖書受到誣陷和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劉志丹》所造成的冤案。事件起源於195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關於劉志丹烈士的書，工人出版社邀請曾幫助劉景范發表《劉志丹太白收槍》的李建彤來執筆。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是劉志丹的弟弟，曾任地質部和民政部的副部長，李建彤對劉志丹很熟悉，由她執筆很合適。

　　1959年李建彤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她請了創作假繼續寫書。1962年夏，小說《劉志丹》六易其稿后開始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上連載，引起巨大反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大講階級鬥爭，批判「翻案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遞了「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的字條給毛澤東，毛澤東十分讚許並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然後總結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於是會議開始追究《劉志丹》的幕後策劃者，劉志丹的戰友、前中共西北地區領導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和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由於曾接受過採訪，或是小說中某角色的原型，以及支持李建彤寫書的丈夫、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都被作為主要嫌疑，中共中央由此成立康生為主任的「清查習仲勛等同志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

　　1963 年5月，專案委員會提出了《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指控該小說「偽造黨史」、「把毛澤東思想說成劉志丹思想」、「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勛」等一系列罪狀，是為「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製造篡黨篡國的輿論，後來又上升和擴大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習仲勛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后關押；賈拓夫下放為撫順發電廠廠長，1967年被迫害致死；劉景范停職檢查，1968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一本小說前後株連了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先聲，可謂共和國出版史上的一大冤案。

　　康生用一本書為借口寫的一個紙條，害了60000多人，還打倒了一位國務院副總理，確實是古今中外出版史都罕見的。其實習仲勛副總理和這本書完全是革命情誼的關係，他參加革命，為中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的劉志丹是他景仰的先驅，他後來深情地回憶過：「我很早就聽說過劉志丹的名字，也聽到過他進行革命活動的許多傳說。在傳說中，常把劉志丹描繪成一個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見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卻完全像一個普通戰士。他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常同戰士們坐在一起，吸著旱煙袋，談笑風生。同志們都親切地叫他老劉……志丹同志雖然比我們長十歲，但我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卻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處的同志，隨和的好導師、好領導，也是好朋友、好兄長。他的確是一位光輝四射的革命家。」正是基於對革命先烈的緬懷，他接受了作者的採訪，也提供了一些劉志丹的事迹，這也是對獻出生命的先輩應盡的責任。但政治嗅覺極為靈敏的康生懂得如何下狠手，竟然一個紙條一分鐘的時間就毀掉一個副總理。

　　從歷史淵源看，習仲勛與康生並沒有多少過節。但康生在黨內向來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兇狠打手，從延安整風時期就盡顯政治惡棍的本色，他在蘇聯就有「中國貝利亞」（貝利亞為斯大林的鷹犬，秘密警察的首腦，策劃了多起大清洗）之稱。他熟讀線狀古書，熟諳宮廷規則，加上擅長古為今用，令人恐怖。康生深知，為了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必須不能讓任何領導人分割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解放后在世的領導人都很遵守這一規則，到60年代一些死去的領導人也基本不允許宣傳，從瞿秋白到李大釗再到劉志丹，都進入宣傳禁區。劉志丹與瞿秋白、李大釗不同的是，他是陝北地區的領導人，當年紅軍經過長征筋疲力盡、減員嚴重，是到了陝北才得到休養生息、逐漸壯大，而康生深知「陝北救中央」的說法是最高領導人非常反感的，於是審時度勢，成功地策劃了一次驚天陰謀。

　　貝利亞在斯大林死後因民憤太大很快被黨內揪出並槍斃，康生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開除黨籍，骨灰被逐出八寶山。而遭到迫害的習仲勛依靠對國家的堅定信仰度過苦難歲月，並重新回到重要領導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