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如何評價劉志丹悲劇命運的？ （組圖）

　　就在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萬里長征，還沒有完全確定最終的落腳點時，毛澤東向時任紅軍總政治部白區工作部（后改為白軍工作部）部長賈拓夫了解陝北的革命情況。毛澤東同意賈拓夫的「紅軍在陝北立足紮根」的建議，指出：「我們要抗日，首先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陣地。」（周維仁《賈拓夫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這一決定讓紅軍找到了得以休養生息的根據地，也就是毛澤東經常提及的「也是陝北救了中央」。

　　與此同時，西北蘇區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卻異口同聲地承認「中央救了陝北」。這種「互救」背後的歷史，就是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的西北「肅反」。

　　

　　各界群眾紀念劉志丹將軍

　　

　　習仲勛

　　陝北出了個劉志丹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貧地瘠、災荒不斷。以1928年為例，陝西、甘肅兩省遭遇空前嚴重的乾旱，赤地千里、顆粒無收。1929年春，旱情持續，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執政當局對民生的疾苦毫不以為意，為富不仁的紳糧大戶囤積居奇，每斗小麥、小米的售價居然高達15塊銀元。天災人禍導致陝甘的群眾奮起反抗。這也為中共在西北開闢新的戰場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土壤。

　　1927年，轟動西北的清澗暴動和渭華起義因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而失敗，卻讓劉志丹這樣的優秀人物脫穎而出。

　　劉志丹在渭華起義失敗后認為：「南梁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兩省邊界，只要在這建立起了根據地，再步步向外擴展，就能把紅旗插遍西北。」劉志丹確立南梁為根據地，成為西北紅色武裝割據的開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軔。

　　軍事上的不斷勝利讓醞釀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與會代表一致推舉劉志丹出任蘇維埃主席。劉志丹謙虛地說：「搞政權建設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勛同志。」（高文《南梁史話》，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劉志丹的力薦下，習仲勛當選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隨後選舉產生了陝甘邊軍事委員會，劉志丹當選主席。

　　劉志丹是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始人，卻從不以此自居。

　　

　　習仲勛回憶說：「有一次，我們經過軍政學校操場時，他正領導學員作演習，見我來了，他喊了一聲『立正』口令，向我敬禮報告，要我檢閱學員隊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使我手足無措。我一向把他當作領導者，論年齡他也比我長10歲。但他卻以身作則，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領導。他也特別重視軍民關係，處處關心群眾利益，要求紅軍戰士做到秋毫無犯。因此軍民親如一家，如魚得水。」

　　

　　劉志丹所部的秋毫無犯還體現在嚴格的立法、執法上。「在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他曾提出制定一條法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10元以上者槍斃。有了這條法令，在幹部中確實沒有發生過貪污事件。對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要求更嚴格，犯了紀律，犯了嚴重的錯誤，都要受處分。」（習仲勛《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回憶劉志丹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6日）

　　正是由於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人率先垂範，才讓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得到了普通民眾的擁護。

　　然而，後方卻傳來不諧之音。

　　1935 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陝北，並交給特使一封長達3.5萬字的指示信，其中強調「陝甘黨內有右傾取消主義，而且他們的陰謀已經暴露……右傾取消主義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服務的……右傾機會主義實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在黨內的應聲蟲和同盟軍。」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 「整肅」。

　　陝甘黨組織、部隊被扣上亂七八糟的帽子時，劉志丹並不知曉詳情。 7月17日，劉志丹率部取得綏德老君殿戰役的勝利，而矛頭直指他的擴大會議卻開得正歡。8月5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委發布了《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決議案》，其中第3條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肅反」的要求，並且指名道姓要反「AB團」。

　　1935 年，蔣介石又動了「圍剿」西北蘇區的念頭。8月27日召開的文安驛會議上，劉志丹與後來主持「肅反」的一些領導人產生了分歧。後者主張首先攻取瓦窯堡。瓦窯堡是軍事重鎮，也是國民黨軍重點防禦的地區，易守難攻。劉志丹憑藉豐富的戰爭經驗認定進攻瓦窯堡實際是軍事冒險。雙方爭論不休，最後會議通過了攻取瓦窯堡的決議。

　　果如劉志丹所料，國民黨軍在瓦窯堡布置了大量的防禦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連，火力網密布，還設有直徑達3~5米的梅花坑，坑內布滿竹籤子、金屬利刃等。劉志丹見后不免憤怒地說：「敵人這樣的據點，依我軍現有的裝備和兵力，硬打強攻，全部傷亡也無濟於事，咱們都要作歷史的罪人。」其他一線指揮員也都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見，對某些領導人的瞎指揮表示不滿。最後大家商量決定避實就虛，奔襲橫山縣城。

　　這給「肅反」領導人提供了口實。劉志丹被認為戰鬥沒有打好，裡面有「鬼」。但這時尚無足夠的力量組織「肅反」。

　　此後不久，以劉志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眾多領導人就受到排擠和限制，原來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崗、張秀山、惠子俊、習仲勛都被排除在外。西北軍委也被改組，由聶洪鈞取代劉志丹任軍委主席。這些安排實質上是對劉志丹等人整肅的先聲。劉志丹本人並無任何不平靜的舉動，再一次顯示了他的大局觀。

　　然而，清洗以劉志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人和領導者，包括他們麾下數千名忠勇善戰的幹部、戰士的「肅反」運動還是開始了。

　　「肅反」幾乎斷送了整個西北蘇區

　　陝甘邊根據地忙於「肅反」之際，以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達陝北。不久，中央即明確表態：「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參加的5人黨務委員會負責調查陝北「肅反」，董必武兼主任。

　　1935 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會議強調渡過黃河東征的意義。在組建東征的隊伍時，中央再次想起了劉志丹。張聞天、李維漢找劉志丹談話，讓劉志丹出任新組建的紅28軍軍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宋任窮直到晚年還對劉志丹的軍事才能和在當地群眾中的威信感嘆不已。他說：「附近敵人聞風喪膽，聽說志丹同志領導的二十八軍來了，沒等我們打，就連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紅28軍進入神木、府谷，當地百姓聽說劉志丹來了，都專門跑來看望。宋任窮看到，「當地群眾不稱呼志丹同志為軍長，都親昵的叫他『老劉』，有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動地從人群中擠到志丹同志面前，拉著志丹同志，從頭上摸到腳下，又從腳下摸到頭上」。（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劉志丹還在這裡見到了老戰友張秀山，並與他徹夜長談。他們在前線浴血奮戰，可是後方的「肅反領導人」還在繼續說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讓劉志丹、張秀山非常憤怒。

　　劉志丹動情地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戰場上讓他們看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劉志丹、張秀山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談話。在東渡黃河后的三交鎮戰役中，劉志丹不幸被敵軍冷槍擊中，身負重傷，不久即與世長辭，年僅33歲。

　　1943 年5月2日，劉志丹靈柩在志丹縣公開安葬，軍民群眾悲痛欲絕，還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禮。毛澤東親自為之題字：「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

　　周恩來說：「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衝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寧可衝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衝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於犧牲。」（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實上，犧牲時劉志丹頭上還頂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據張秀山回憶，馬文瑞親眼目睹了劉志丹犧牲后，幹部登記表上仍舊寫著「曾犯有嚴重的右傾錯誤」）他用自己的生命，向黨和人民作了最後的表白。

　　劉志丹率部東征前，習仲勛去看他，劉志丹對老戰友說了一番肺腑之言：「從多年的經驗看，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多，這是小資產階級急性病、狂熱病的表現，企圖一個早上把一切都變個樣。他們看了一點馬列的書，不看中國的實際，以空想代替現實，不講方法策略，因此總是失敗。有這種思想的人，再和個人主義結合起來，就抓權，想當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於死地。」（劉力貞、張光《習仲勛與劉志丹的戰鬥情誼》，載《習仲勛革命生涯》）

　　關於習仲勛評價劉志丹的這段話講在1936年，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對照劉身後屢屢出現的類似陝北「肅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擔憂與預見是頗有歷史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