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夫人齊心為何感謝周恩來把習仲勛送到衛戍區？

　　很多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研究或解釋文革都會發生很大偏差，因為文革是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有過的特殊的恐怖時期，它的可怕之處是蠱惑所謂的革命群眾不經歷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批鬥甚至折磨致死。前不久宋彬彬道歉，我到作了設想，在那個時刻能夠免於讓那位悲慘的校長死去的最安全的地帶是哪裡?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監獄!很多經歷過文革的人會贊同我的說法。因為把挨斗的人放在群眾中是最危險的，從農民運動乃至土改，讓所謂地主、富農放在運動中其濫殺無辜的現象十分普遍。文革也如此，像卞仲耘校長被一些兇殘的紅衛兵活活打死無人敢去阻止不是個別現象，那一個月被打死斗死的北京市民就多達1700多人!而把所謂的黑幫送進監獄或衛戍區倒受不到這種殘酷的待遇。

　　在紀念習仲勛同志百年誕辰的時候，習仲勛同志的夫人齊心寫了回憶，從中可以看到，習仲勛是毫無人身保障的，誰想斗就斗，從自己做挨斗主角到陪斗。而齊心飽含深情地回憶周恩來把習仲勛送到衛戍區的舉動：

　　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縱下仍然不肯放過仲勛，準備把他拉到蘭州、延安繼續進行批鬥，最終還是被周總理制止了。此時的仲勛，身體已經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 日，他寫信給周總理說：「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鬥了。」1968年1月3日，周總理派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採取特殊保護方式，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下面是我5年前發表的博文：

　　

　　

　　

　　

　　

　　

　　近年來境外一些周恩來研究者找到了一個很有蠱惑力的史實，那就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曾經親自下令批捕過他的胞弟周恩壽。這在西方人看來的確不可理解也不近人情，憑藉周恩來的資歷、在黨內的威望，保護一下蒙受冤屈的胞弟應該並不困難，但他還是「下手」了，把弟弟送進了監獄。這對於貶損周恩來的人格是一個重磅炮彈，因為他們也感覺到，對中共領導人下手最困難的是周恩來。從政治智慧、人格魅力、不謀私利、民眾威望，都難以找到讓人信服的論據，這件史實卻可以反覆炒作，那就是周恩來為了政治缺少人情，對弟弟都可以送進監獄。

　　這種誤解來源於對中國特殊政治年代的殘酷性缺乏基本了解。

　　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比他小6歲，出生於淮安，字同宇，1918年14歲時隨父與長兄恩來，先後在瀋陽、天津求學，1921年和長兄周恩來一樣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受長兄影響，周恩壽也參加革命，做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他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壽1927年春任武漢郵電檢查委員會主任。1927年蔣介石「清黨」時，是「武漢中央軍校各期學生共同討蔣籌委會」執行委員，並在《討蔣宣言》上署名，后遭通緝，為了躲避迫害匆忙逃離，幾年間東躲西藏也就脫離了黨組織，1928年前往吉林伯父處謀職，任吉林海拉爾鐵路局檢查課的課員。但周恩壽對革命依然嚮往，1928年初，兄嫂周恩來、鄧穎超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經大連遭日本水警盤查，被迫折返吉林。周恩壽隨機應變掩護長兄嫂，並陪同到哈爾濱脫險。抗戰勝利后，周恩壽在北平與長兄恩來見面，要求重新參加革命，周恩來囑李克農、賴祖烈交其一筆資金，到天津做生意，為當地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和醫藥，繼續為地下黨提供掩護以及經費和藥品。1947年9月在天津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除供認是周恩來胞弟外，沒暴露為黨工作的任何情況。同年12月被南開大學教務主任伉乃如(曾是恩來化學老師) 和常策歐(是恩來的南開同學)保釋出獄.繼續與地下黨保持聯繫和工作。

　　解放后，周恩壽的職務很低，1950年從華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任北京鋼鐵工業局科長，最高只是在1959年擔任內務部專員。

　　從周恩壽的履歷看，一是清楚，二是對革命有過貢獻，三是雖然因被通緝脫離革命隊伍，但並沒有做有損於革命的事情。

　　周恩壽做為有政治頭腦的人，和要好朋友湊在一起也難免談到反右擴大化、大躍進的違反經濟規律，其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就是好朋友之一。劉少奇一倒台，王光美家族都掘地九尺，紅衛兵從王光琦家中搜出周恩壽與兩位教授的來往證據，王光琦和兩位教授馬上被揪斗，其中一位教授不堪凌辱而自殺，這還沒完，紅衛兵又把誣陷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江青拿到當然很得意，這個凶神惡煞一般遇到這種情況都是立即專政，「痛打落水狗」。但他表面上要給周恩來一點面子，同時也給周恩來一個難堪，讓周恩來保護不行，不表態也不行，這個30年代上海灘的三流演員批示：請總理閱。

　　短短几個字，分量很重，誰都知道江青的特殊身份，誰都知道她整人不眨眼。周恩來像很多文革中遇到的事情一樣，非常為難，但他做出一個讓江青和中央文革都目瞪口呆的行動，親自批示把弟弟送到監獄審查。西方人和當今中國的年輕人都會疑惑，何必送到監獄，大義滅親也不該不講親情。但這些人不了解中國的文革，文革中監獄是相對安全的地方，因為監獄畢竟不能打死和用皮鞭亂抽。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當年紅衛兵衝進多少無辜的人家裡，肆意凌辱，皮鞭亂抽，很多人被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殺。不少當年被紅衛兵、造反派斗的難以忍受的人，都盼望能夠到監獄里去。

　　周恩壽關押在北京衛戍區一個騰出來的房間里，每個人一個房間，還可以在走廊中走動。文革結束后，鄧穎超對周恩壽說：「幸虧是在北京衛戍區。」周恩壽也說：「在外面就是死無對證了。」言外之意是江青等人可以借紅衛兵的手整死周恩壽，然後從政治上再搞臭他並株連周恩來。

　　周恩壽是在周恩來去世九年後離開人世的，那些年正是人們對周恩來異常懷念的年代，但他非常低調，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露面，也沒有接受任何採訪，沒有走動給自己的子女跑官。他的子女沒有一個地位顯赫的，因為他知道這與兄長的信念吻合。可以想見，周恩來如果多活十年，也同樣不會讓自己的親屬藉助自己的威信扶搖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