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綠領巾:殘酷的心靈暴力 羞恥感:東方文化的特色

zt : 綠領巾:殘酷的心靈暴力 羞恥感:東方文化的特色

文章來源: 網易新聞 於 2011-10-19 08:05:54

導語:陝西西安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為學習、思想品德表現稍差的學生髮放綠領巾。校方解釋為鼓勵學生上進，而家長則認為會傷害學生自尊心。事實上，用綠領巾校正學生言行不是創新，而是被歷史拋棄的刺字枷號、遊街示眾等恥辱刑在天真孩童身上重演。








西安市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讓部分小學生佩戴「綠領巾」一事，陝西省少工委已介入調查並要求校方立即改正。

西方重「罪感」，即有罪於原則；東方重「恥感」，即有恥於眾人

「恥感文化」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對大量二手資料分析后，給日本文化類型下的定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與西方新教延伸出的「罪惡感」主要強調個人如何去面對上帝以及如何去面對自己有所不同，東方文化中強調的「羞恥感」以別人怎麼想為主，怕對不起人，唯有「不脫離群眾」才是唯一的拯救。也就是說，西方的罪感以原則為主，即使沒有牽涉別人，內心也會不安。東方的恥感在乎的是「人言可畏」，「恥」字的寫法上就是聽到別人說自己后，就將想做的事停止不做了。





恥辱刑藉助於外部力量使受刑之人「自省」，直接作用於罪犯的主觀世界，以達到教化的目的。


恥辱刑並不是表達「你錯了」，而是表達「你丟人」


在恥感文化對人情制約的社會現實下，少數能夠自己決定、獨立思考不受制約的人就會變成「厚顏無恥」。中國人教育孩子做這個不做那個時，常會動用到別人的「口」與「臉」。例如說那樣會「被人笑」，會「丟臉」等等，這都是對「人言」感到可畏的初步培養，待到長大之後就常常懼怕自己的行動會「貽人口實」、「留下話柄」。

長期個體受到集體化世俗人情制約的後果必定是泛道德主義和泛規範主義，每個人不是訴諸更高的原則，而是看大家在做什麼。每個人都把「跟大家一樣」內在化后，就必定要求別人就犯。無論是在學校中要求表現不好的學生戴上綠領巾，還是以前的公開批鬥、公審公判，都不是依據道德和準則，而是訴諸群眾的共同選擇帶來的壓力。所以，在 「羞恥感的文化」中，一個人受到類似待遇，往往覺得「沒有面子做人」，甚至導致自殺的悲劇並不難理解。


從臉上刺字到綠領巾是恥感文化的延續，訴諸群眾壓力達到目的

自古以來，恥辱刑就是統治者運用恥感文化對國家進行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與肉刑、自由刑等通常意義的刑種有明顯區別的是，恥辱刑的目的在於希望激活罪犯的恥辱感，使其感受到罪惡、恥辱進而對自身行為感到懊悔、自責並尋求寬恕、願意贖回和補償；同時，對其他人也有一種明顯的警示作用。中國法制史上，被較多使用的恥辱刑有髡刑（剃去頭髮和鬢須）、耐刑（只剃鬢須）、明刑（將犯罪人的姓名、罪狀寫在板上，掛在背上，公之於眾，以示羞辱）、枷號（強制犯人在監獄外示眾，使之羞辱和痛苦）。

廣義來講，恥辱刑作為古代刑罰設計，表面看來它是冷酷肅殺的，但實際上，它具有的意味深長的教化功能更為統治者看重。正面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與反面的「恥辱刑」這兩個維度交相作用，大大提升了古代罪犯「羞恥之心」的量，並進一步轉化為自身生起的防惡止非之力，敦促他們不斷知罪、悔罪、改過自新。於此，刑罰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








曾經盛極一時的遊街示眾旨在通過犧牲少部分人(被示眾者)的面子，來保障大多數人的安定。


綠領巾並不孤單，「以考分排座次」「以優劣分班」"罰站"與綠領巾異曲同工

不少學生就是在老師的風涼話中，感到了自己一無是處，變得自卑自棄，毫無上進心的；在某些盛行「以考分排座次」的學校，那些某一次被安排在邊排或後排的所謂差生，心中立即就會產生屈辱感、挫敗感和自卑感，只有到下一次考試名次提前了才能緩解，有的學生可能一輩子都忘不掉這次排桌，甚至會變得喪失了尊嚴感，影響日後的生活和工作。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寒三春。與教師對學生的蔑視、諷刺挖苦、言語打擊、抱怨、冷漠、支配等心靈懲罰形式一樣，綠領巾給孩子心理產生的負面效應很可能是決策者難以估量的。在問卷調查中，某中學一個班有80%的學生承認有過被教師言語中傷和侮辱的經歷





統一招生、統一考試、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一進度的教育模式容易把學生培養成千人一面的標準化工具。


中式教育強調「心罰」，強調與眾不同的羞恥，批評孩子而非塑造呵護孩子

中國曆來執行「以課堂、書本和教師為中心」的教育模式，首先是統一招生、統一考試、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一進度，其次在管理中不斷摧毀好奇天性，絕不允許與眾不同，利用羞恥感讓學生趨向統一行為乃至思維模式。有學者以工業和農業對比了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異，工業是把原料按照規定的工序，製造成為符合設計的產品。農業則是把種子種到地里，給它充分的合適的條件，如水、陽光、空氣、肥料等等，讓它自己發芽生長，自己開花結果。

正是在工業化的培養工程中，受「師道尊嚴」教育觀念的影響，教師被奉為絕對的權威，師生關係表現為一種典型的「我講你聽、我教你學、我管你服」的專職師生關係，批評和體罰成為學校教育中的常用手段，再加上被許多家長多認同的「不打不罵會慣壞」、「要給學生好心但不能給學生好臉」的輿論推動，在體罰被明令禁止后，對學生實施心靈的懲罰，情節不等的精神虐待就成為教育教學中相當普遍的現象。給表現不好的學生戴綠領巾，讓孩子產生自卑感，這種「心罰」與綿延至今的恥辱刑本質上並無差異，對象甚至是更為單純、更為無辜的孩子。

恥感文化下的教育是用踐踏自尊心的方式「鼓勵」學生

給孩子戴綠領巾的教育方法其實與此前以「每天挨頓罵，孩子進北大」走紅網路的「中國狼爸」蕭百佑的理念一致。在這些大人看來，讓孩子接受教育必須要以好的職業，優厚薪水，有頭有臉的體面身份作為回報。當成名成家、求利求勢的投資模式侵入教育體系，孩子的心理尊重、精神呵護根本不重要。有的家長因為教育孩子「失手將孩子打死」，有的教師動輒用羞辱性語言、諷刺性話語管教孩子，還有的教育者動輒拿孩子的隱私和傷疤當賣點……只要功利主義在教育領域一天不消失，家長和老師對學生就談不上平等、尊重和互愛，以綠領巾為代表的恥辱刑就依然大有市場。





德國納粹法學家和官員羅蘭德•弗雷斯勒在反對恢復遊街示眾等恥辱刑時指出：部分圍觀者會將之視為一種公共娛樂，從而放縱自己的陰暗心理；這非但無益於培養榮譽感，反倒有損於民族向心力和為國盡忠的尊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