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61年自我檢討：大家吃不飽肚子我有責任

　　陳雲61年自我檢討：大家吃不飽肚子我有責任

　　一個人做工作，不犯錯誤的事是沒有的。因此，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辨別真偽、是非，提高思想認識的一種重要方法。陳雲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經歷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的陳雲，在為黨和人民事業奮鬥的過程中，也曾走過一些彎路，犯過一些錯誤。對此，他坦然面對，深刻剖析，總結經驗，完善方法，充分顯示了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

　　「在中共七大上給自己算一算賬」

　　在中共七大上，陳雲在大會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結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他當中央委員即從三中全會到七大這十多年中的革命經歷進行深刻的檢討和剖析。陳雲認為，在這次會上給自己算一算賬，是需要而且有責任的。他說：「從參加臨時中央領導機關一直到長征，到靈關殿，這中間犯的許多錯誤，我都有份，我參加了許多問題的討論，我都同意了，我都舉了手。這個錯誤不能怪別人。」

　　自從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陳雲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迅速成長為黨的高層領導人。但是，從在江蘇省委領導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到中央蘇區再次領導工會工作，正是第二次、第三次 「左」傾錯誤在全黨盛行之時。在這種情勢下，陳雲在領導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擺脫「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和束縛。陳雲說，大革命失敗了，站不住腳，脫離了生產，參加領導機關工作，受了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會議盲動主義的影響，以至立三路線的影響，許多「左」的觀點在他腦子裡成了天經地義。所以，他能和教條主義與 『左』傾路線結合起來。

　　十多年過去了，陳雲的理論水平顯著提高，堅持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也逐漸形成。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誤，陳雲一點也不給自己留面子。

　　第一條教訓就是政治落後。他說，承認這個落後，就是要更進一步趕上去，就是要有認真地實事求是分清是非這樣一種精神。如何分清是非呢?就是當一個主張決定了，要看一看，這個決定和客觀情況符合不符合?這個情況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客觀的情況。假如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也不要忙於就跟著說這是機會主義，要看一看。假如有人說他的路線是正確的，那麼這個路線是不是正確，正確在什麼地方，也應該考察一下。過去是不是考查了呢?沒有考查。比如，在上海要罷工，該罷不該罷，應該弄清楚，不要聽書本上和別人講什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資本主義動搖崩潰，所以我們這個工就要罷。這個工罷下去，對工人有利還是沒有利?又如打中心城市，該打不該打呢?那就要考慮考慮，敵人城牆有多厚，多高，敵人有好多，你自己大炮也沒有，你自己能不能打進去?打進去能不能站穩?如果不能站穩打進去又要退出來。這些都是具體問題，只要辨別就能弄清楚。

　　第二條是當大官的態度。陳雲說，當大官就要注意當的官是什麼性質的官?對於革命全局的利害關係多大?這一點要考慮。再就是擔任這個官配不配?在參加了中央以後，老實說，那時認為中央委員還容易當。其實，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共產黨中央就是決定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命運，責任這樣重大，搞得好那就對得起老百姓，搞得不好，那就要死人，可以死幾萬人、幾十萬、上百萬的人，可以把革命推遲幾十年。現在想起來，這樣的擔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浹背，這是一個大教訓。一個人做了大官之後，切記自己擔子有多少重，要估計這個擔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領就是有多大本領。不要挑了擔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塗了。

　　接著，陳雲又總結了七年組織部長期間的兩條教訓。一條是叫做自由主義，一條叫做沒有群眾路線。自由主義在什麼地方?他說：「我是管幹部的，幹部是活的，要看幹部的思想意識，哪些東西對黨有害，哪些東西對黨有利。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盡到責任。」至於群眾路線，在審查幹部中學會了，這是一個法寶。其實很簡單，人多能成事，一個人只有兩隻眼睛，只有兩隻耳朵，後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見，為什麼不讓大家來搞，特別是負責幹部來搞，只有大家起來搞才能搞好，這是一個教訓。

　　在中共七大前，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摸索正確的發展道路，通過六屆全國黨的代表大會和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黨才從右傾機會主義、「左」傾盲動主義的陰影中走出來，迎來了勝利的、團結的中共七大。在決戰前夜這樣一個重要時機，陳雲認為：「如果我們的同志都把心擺得非常正，非常實事求是，毫無個人主義，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敵的力量。」因此，陳雲在七大上的檢討，不僅反映出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對工作的深謀遠慮。那就是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不僅要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還要開展深刻的自我批評;不僅要認識到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還要學習掌握辨別是非的方法。

　　「遼東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

　　1948 年3月29日，東北局專門召開重點總結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省委書記聯席會議，陳雲出席這次會議並認真檢討了遼東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他說：「遼東土改打擊面寬了，南滿分局有責任，主要責任在我。」十幾天後,陳雲鄭重地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檢討報告，陳雲再次坦誠地說：「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因我是負責指導土改的。」

　　原來，陳雲就任南滿分局書記和軍區政委后，將土改運動視為鞏固和發展南滿的重要條件，領導南滿軍民一邊戰鬥，一邊在新收復地區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在土改運動開展3個月後，中央公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將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土改運動開始侵犯富裕中農的利益，在11月以後出現了「左」傾偏向並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達到高潮。「左」傾錯誤主要表現為「階級劃分不清,沒有鞏固地團結中農,對佃富農與舊富農不加區別,許多地方把富農與地主一樣對待,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沒有嚴格執行，以及一度打風盛行,犯了很多 『左』傾錯誤。」

　　儘管《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已經有了許多「左」的規定和偏向，儘管「左」傾偏向泛濫時陳雲已經離開遼東，但是，陳雲還是認真地進行了檢討。

　　陳雲這樣寫道：出現錯誤的原因，就在於對七個問題的認識含糊不清。

　　一、對於貧僱農翻身，在現階段只能翻到什麼程度，沒有明確的恰當的認識。現在看來，分了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和牲口以後，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於牲口還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後發展生產中逐步解決。否則，必然打擊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農對土改猶豫觀望的一面，沒有充分認識堅定地團結中農的必要，分了富裕中農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農。這種做法，貧僱農經濟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損失甚大。

　　三、沒有研究富農剝削剩餘勞動量的大小，以為凡雇長工者都是富農。當時不知剝削部分只佔其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應劃為中農。因此，誤划許多中農為富農。對佃富農，則偏看其二地主性(轉租地主土地)，他們在鄉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與舊富農大體上同等對待。

　　四、在工商業政策問題上產生混亂的原因，在於未徹底認清保護工商業、發展經濟，無論對城市和鄉村，對工人、城市貧民和農民，對支援戰爭，都是有利無害的。

　　五、在打人問題上，當時沒有認識到，農民打惡霸雖屬正義，但群眾運動中人多手雜，打風一開，就會亂打，其結果必然禍害百出。以法庭來處罰應懲之惡霸，既可避免亂打，又可為農民伸張正義。

　　六、運動中凡屬農民提出之要求，總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從全局和長遠看來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當時說來也是不盡合理的。因此，在運動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眾的尾巴。

　　七、在群眾情緒高漲的情況下，運動範圍可以大些。但如無明確政策，無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幹部，過度擴大運動範圍，就容易出亂子。

　　陳雲嚴格要求自己擔負的工作，一旦發現錯誤，甚至是很小的失誤，都是立即檢查，堅決改正。所以，最後東北局對遼東土改問題作出的基本結論是「遼東的土改，成績是基本的，只是在對待中農的個別問題上犯了錯誤，但陳雲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評並已經得到糾正。」

　　1983 年編輯出版陳雲的文選時，他還要求把他寫給中央的關於解放戰爭時期遼東地區土改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討報告，收進他的文選。編輯組幾次提出，這個錯誤在當時是帶普遍性的，責任不能由他一人負，因此主張把這篇稿子撤下來，他都沒有同意。他說，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錯誤的，並不是一貫正確，世界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應當做自我批評。」

　　「大家吃不飽肚子，我負有責任」

　　1961年，陳雲在上海青浦區小蒸公社作調查研究時，面對家鄉人民群眾，陳雲不僅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有時還主動承擔責任。據同去調查的隨行人員回憶，陳雲在農村幹部座談會上動情地說：「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飯吃，有衣穿。現在老百姓的肚子還吃不飽，生活還那麼困難，說明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存在不少問題。應該說主要責任在中央，是我們中央的幾個同志工作沒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陳雲主持經濟工作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從實際出發，從億萬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出發。他常講，人民生活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要把這些事情解決好。這些問題解決好了，那是應該的。反之，就沒臉見人民群眾。

　　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經濟出現的「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損失，造成農業發展困難，糧食緊張，甚至出現飢荒。面對全國性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領導人逐漸冷靜下來，開始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真實情況，調整原有的政策和計劃。為此，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其實，在此之前的一個月，陳雲已到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地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研究活動。接著，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開座談會，調查研究加速發展化肥工業的具體辦法。下半年，陳雲又對農村、煤炭工業、冶金工作進行了調查，範圍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興、嘉善、蕭山，江蘇吳江、崑山、吳縣、無錫等等。

　　在調查中，針對群眾集中反映的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和自留地問題，陳雲多次說，出現這樣一些問題，公社黨委書記有他的責任，但是也不能完全怪他;縣有責任，也不能完全怪縣;省、市有責任，也不單是省、市的責任;中央也有責任，有許多東西是中央確定的。他就在中央，他也有錯誤。他們是好人，結果做錯了事情。面對群眾，陳雲明確表示，一定要想辦法儘快改進工作，找出問題的關鍵，採取有效措施，力爭在較短時間內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

　　於是，陳雲對三個最要緊、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作了全面、比較、反覆的研究，提出了母豬下放給農民私養、少種一些雙季稻和小麥、多分一些自留地等主要意見。陳雲說，母豬還是私養好，試驗結果證明，母豬放回戶后，快死的救活了，乾瘦的逐步胖起來了。關於種植方法的改變問題，要研究，要從實際出發，不要輕易把群眾的老經驗吹掉，要很好地繼承、研究群眾的經驗。關於自留地問題，陳雲說：「南方有些地方的縣委、公社捨不得分自留地，有的地方自留地只佔總土地數的百分之二三。看來這麼做不合算。民主得有物質基礎保證。群眾有了自留地，今天賣點瓜，明天賣個蛋，生活方便，花錢方便。沒有自留地的基礎，我看很難講民主。」

　　回到北京后，陳雲致信鄧小平，談了青浦農村調查的基本情況，並附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篇調查報告，這些意見對落實調整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由於這些調整方針和各項政策在貫徹執行中進展緩慢，受到很大幹擾和阻力，所以，陳雲的建議最終無法實現。

　　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為切實貫徹調整方針端正思想路線。會後，陳雲多次發言，提出了要通過「交換、比較、反覆」的方法使認識更正確些的觀點，以促進思想路線的調整和統一。對於這次調查，陳雲在晚年的時候還常常提起。他說，確實，這些年來，我自己有一條很深的體會，那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陳雲說：「共產黨是做事業的黨，共產黨員是做事業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沒有錯誤。無論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領，但還是有犯錯誤的可能。」因此，「在兩人談話中可以承認錯誤，在小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大一點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千萬人面前可以承認錯誤，這就叫論事不論人，論事不論臉。這樣，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辦了。」 陳雲的三次自我檢討，無疑體現了他的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三次檢討，時空不同，目的不變，那就是實事求是，執政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