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陳雲「爆炸性發言」 引「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8年陳雲「爆炸性發言」 引「天安門事件」平反(

　　陳雲的率先「一炮」，改變了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心思想與會議進程，閉幕式後會議仍在進行，使新時期「遵義會議」的「主題報告」提前宣讀

　　1978年12月18日，京西賓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中國命運的、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大會隆重舉行。

　　全會雖然開了僅僅五天，但其意義在三年後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如下評述："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20年後，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的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闢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光輝的標誌，它表明了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這次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實際上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自己這樣說過：我們真正的轉折點是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有個慣例，每次召開中央全會之前都要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作為預備會。全會的議題和議案都須經工作會議充分醞釀，取得共識。說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不能不說到在全會前於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所言："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模比較大，聚集了黨、政、軍的200多位領導人。走進會議大廳的人們神情莊重，他們大多是飽經滄桑、在"文革" 中受過迫害的老同志。當然，在「四人幫」在位時做了令人很不滿意的事的人有，站在「兩個凡是」立場上的人也有，但他們在人數上不佔優勢。雖然這時北京已進入寒氣襲人的晚秋，但會議大廳卻呈現出融融暖意。人們從交談中隱約感覺到，這次會議似乎預示著一個重要時刻就要到來。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設想，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宣布會議的三項議程：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此時已是中國馬年的歲末，奔忙一年、"到處點火"的鄧小平已經對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張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建議在三中全會上討論自1979年1月1日起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同時，對「兩個凡是」問題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做出結論。鄧小平認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鄧小平的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的贊同，華國鋒被迫接受，同意工作會議在進入原定議程之前，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

　　在開幕式的講話中，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會議要先進行關於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的討論，但隻字不提在全國熱烈展開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沒有表示「兩個凡是」應該否定。引起了到會代表的不滿。

　　開幕式之後，中央工作會議分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等6個小組進行分組討論。11月12日，剛剛開始分組討論，在中國政壇沉默已久的陳雲在東北組作出了第一次發言，便使整個大會為之震動！

　　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講道，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我完全同意中央這一意見。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夠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廣的問題，是需要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

　　陳雲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翻過來，因為他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7年，深知這一案件內情，認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他們不是叛徒"。接著，陳雲對"文革"中的大案--陶鑄以及王鶴壽案件提出尖銳意見："這些同志，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雖恢復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一個尾巴，例如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我認為，專案組所管的屬於黨內部分的問題應當移交給中央組織部，由中央組織部複查，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這些結論都應該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去考察。像現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應該結束。」同時，陳云為彭德懷冤案提出平反。隨後，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話題——「天安門事件」，認為「這是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最後，陳雲還提出「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時，中共中央在訃告中給他戴了三頂榮耀的桂冠，即"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

　　在 1977年3月，陳云為了支持鄧小平復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過一次書面發言，但是他的發言被打入"冷宮"沒有在大會簡報上登出。因為，這次會議開幕式上華國鋒提議「暢所欲言」，使得陳雲的發言終於在大會簡報上登出，使全體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東北小組會上的「爆炸性發言」。

　　一石激起千層浪。陳雲的"爆炸性發言"，話雖不多，卻扔出了5顆重磅炸彈，每一顆都精確地命中了目標。他的發言，使出席會議的代表們意識到，必須解決一系列大是大非的問題，必須解放思想、衝破「左」的禁錮。只有先解決這些問題之後，才能討論其他具體的工作問題。大家群起響應，會議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

　　華國鋒極想儘早讓大會按照他的3項議題的軌道"運行"，所以在陳雲發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華國鋒要求會議轉入農業問題的討論，並由紀登奎在大會上對兩個農業文件進行了說明。可是，會議並沒有被華國鋒「納入」軌道，各組在討論時，紛紛對陳雲的講話做出強烈反響，打亂了華國鋒的部署。

　　東北組對陳雲的講話普遍支持，這是因為在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遼寧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是沖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則是鄧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談話的省份。

　　陳雲再次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一呼百應，在會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聲勢。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堅決支持陳雲的發言。這樣，華國鋒不得不表示接受黨內壓倒多數的意見，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1 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鄭重宣布："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因參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對於因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根據與會同志的願望和提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認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銷。因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複名譽，受牽連和處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問題是一重大錯案，予以平反；彭德懷、陶鑄對黨和人民有重大貢獻，予以平反；為楊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謝富治有很大民憤，對他們進行批判是合理的……

　　會議進行到11月下旬，華國鋒建議，從27日起會議轉入對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的討論。但是，儘管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基本解決了，可是黨在指導思想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檢討，如何保證經濟工作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與會同志還是耿耿於懷的。

　　根據會議的進展情況和歷史發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放手讓大家講話，真正讓大家暢所欲言。會議對主張「兩個凡是」的同志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真理標準討論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認為工作重點轉移的條件已經成熟，時機也適當，並對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進行了初步醞釀。本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中沒有人事問題一項，但在會議進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與會者的建議，討論了人事問題。

　　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如此熱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設性，是大多數與會者不曾料想到的。這次會議是黨內高層一次久違了的真正的民主會議，會議突破了原來的議題，開成了一個全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會議。

　　12 月13日下午4時，中央工作會議舉行閉幕式。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本來閉幕式一結束，中央工作會議也應該結束。但與會者紛紛要求延長兩天來學習和討論鄧小平的講話。於是，隨後的兩天，會議分組進行了討論。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才落下帷幕。

　　19 年後，中央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高度評價說：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今天，我們翻開《鄧小平文選》，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在鄧小平講話的這篇文章的標題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別意義的題解：這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鄭重地作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種罕見的情況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別意義的。

　　早在中央會議開始前，有關同志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準備了一個講話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幾方面的歷史意義；第二部分論述如何實現這個轉變。但是到會議期間，會議形勢出乎意料地在發生變化，僵局已被打破。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歷史性轉折的機遇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已不是那麼突出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來了。於是，鄧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和思維，親擬提綱，並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並拿出了自己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在重新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又與起草者談話，逐條逐字地審閱，並親自擬定講話的題目。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歷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指出了"文革"以後中國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和指導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啟發了全黨的思路，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對於推動整個國家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奮鬥、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的基本口號，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次會議對中國普通百姓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一次是遵義會議，一次則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於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的第三天召開。由於中央工作會議作了充分的準備，三中全會會期雖短，但是實現了從「兩個凡是」向實事求是的轉變、從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從封閉和墨守成規向改革開放的轉變。全會發起了推動中國社會加速發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國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中國的歷史出現了大轉折，即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為保證這一決策得以順利實施，中共高層領導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調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那麼，出席會議的應是中共中央委員或者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然而，有好幾位在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名單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卻坐到了委員席上。他們是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共9位。

　　這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因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召開的，有許多幹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還來不及拂去，還沒有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採取臨時措施，把黃克誠等9位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將來提請中共"十二大"對這一增補手續予以追認。其實，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員，都擔任過重要職務。

　　大會一致同意，增選陳云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還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增選陳雲、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正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一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正因為這樣，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成為中共歷史上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