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抗爭 ： 蘇聯人追求言論自由的歷程

血色抗爭：蘇聯人追求言論自由的歷程
作者：王曉夏


憑藉著貓鼠遊戲的技巧，蘇聯境內的作家和學者獲得了有限的言論自由。因此產生的大量文藝作品也推動了蘇聯的思想解放，為後來者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審查制度在蘇聯最初不僅是為了意識形態統一，還有軍事和經濟保密的需要，但發展到後來，則變成對於涉及蘇聯的負面信息，如災禍、經濟問題、國際衝突、社會負面新聞的全方位屏蔽。最後，甚至連信息的文辭修飾風格也不能脫離「革命化」的羈絆，否則將無法通過嚴格的審查。

　　審查不僅針對新聞出版，還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寧的妻子納傑日達即親自掛帥對全國境內的圖書館展開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蘇共認同的圖書都被直接銷毀，其中不乏沙俄時期遺留的珍貴孤本書籍。這讓蘇聯有識之士寢食難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門來專門收藏這些不同意識形態的圖書，由克格勃管理髮放特殊借閱證。

　　審查同樣深深地涉足到科研領域，曾擔任克格勃第五局領導、專職負責政治審查的薩羅金回憶道：「諸如原子物理學、心理學、控制論、生物學、遺傳學都被審查部門所左右，至於社會學更是審查部門監控的重點。當時建立了『國家機密假定推理』和『機密和公眾分離』兩個科研班子來專門為審查工作提供科學方法和理論，但是由於這兩個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審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後他們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對精神和思想的鐐銬，以學者和作家為代表的大量知識分子用血淚和牢獄的代價，和審查制度進行了近74年的抗爭，直到1991年真正徹底地獲得了言論自由。此間他們的抗爭，成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嚴的見證。

　　苦楚的抗爭

　　大文豪高爾基雖然擁護布爾什維克黨，但是對審查制度也深惡痛絕。他經常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力作為保護，呼籲和倡導言論自由的氛圍。他在1917年開設雜誌來反對《真理報》（蘇共黨報），批判布爾什維克的「絕對權力」。

　　開創了新格局的高爾基並沒有把握好「分寸」，過於率性的高爾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視了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潛移默化地啟發和引領更多的人來打破審查制度。過激的言論徹底激怒了列寧，在列寧的親自「關照」下，1918年這份雜誌遭到停刊處理，隨後高爾基出國「被療養」。

　　在德國療養期間，當他從德國報紙得知蘇聯當局瘋狂地搞「文字獄」時，內心苦悶的他在1923年給詩人哈德謝維奇的信中寫道：

　　「從報紙看到的消息讓我的理智震驚不已，可以告訴你的是，在俄羅斯納傑日達和斯佩蘭斯基禁止讀者閱讀，而柏拉圖、康德、叔本華、斯拉夫維耶夫（俄羅斯19世紀著名哲學家和詩人）、丹納、約翰？？拉斯金、尼采、托爾斯泰、列斯科夫、亞辛斯基這些巨匠的書籍都被列為禁書。甚至可以說，在圖書館宗教相關條目下必須擺放無神論、反宗教的書籍，所有這些都不是什麼笑話！這些都是新聞，還沒有證實。一旦確認了這些殘暴的事實，我將寫信給莫斯科，聲明退出這個罪惡國家的國籍。」

　　1927年回到了蘇聯的高爾基卻食言了，沒有認清時局的他最終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內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

　　索爾仁尼琴這位俄羅斯的「良心」，蘇聯時期雖然靠自己的文學作品影響了更多的人去試圖打破枷鎖，但是不能學會妥協的他最終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了微薄的抗爭結果。他在1967年給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散發了對蘇共書刊檢查制度的「公開信」，在信中他暢快淋漓地寫道：

　　「這完全不符合憲法，審查制度是非法的！審查本身也從來不公開，審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這些中世紀的餘孽，根本就是文盲！要這些人在藝術的高度審視我們文學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們憑一己之好的胡鬧！現在都已經是20世紀了，用中世紀的方法根本不配篩選有價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議蘇聯的報刊審查制度外，還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的和秘密的審查制度。這封信的最終結果，也只是換得了很多作家內心的同情，在當局的淫威下最終大會通過了譴責他是蘇聯作家「叛徒」的決議。

　　嚴酷的審查制度，讓很多蘇聯學者最終無法忍受而紛紛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學科的學者，大量蘇聯著名的作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紛紛前往國外，追求自由的藝術創作和學術空間。

　　更多的學者和作家選擇留了下來，他們開始和審查人員鬥智斗勇來逃避審查。他們使用暗語、轉換文本形式（如磁帶、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來逃避審查，將稿件直接運到國外發表或者出版。各地風氣雲涌地出現了「地下圖書館」，他們將官方列為違禁的書籍借閱給可靠的固定讀者。例如，1967年～1982年，蘇聯南方城市敖德薩（現屬烏克蘭）就曾經出現過一個大型地下圖書館，各種違禁書籍可以借閱給可靠固定的2000名讀者。

　　憑藉著貓鼠遊戲的技巧，蘇聯境內的作家和學者獲得了有限的言論自由。因此產生的大量文藝作品也推動了蘇聯的思想解放，為後來者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戈爾巴喬夫的改變

　　在戈爾巴喬夫堅持下，1986年蘇聯開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續了幾十年的審查制度開始悄然鬆動。這一切始於這一年2月8日戈爾巴喬夫公開接受法國《人道報》的採訪，在談到蘇聯審查部門的職能時說道：「審查部門應該保護國家和軍事機密，禁止進行戰爭和殘酷的暴力宣傳，保護人權的尊嚴。」其中意識形態的最主要功能沒有被這位改革先鋒提及。

　　隨後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27屆代表大會上講道：「原則上說我們的問題在於擴大『透明度』，這是個政治問題。政府沒有『透明度』就談不上民主，人民大眾的政治創造性就是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這番言論得到了蘇聯社會各界的響應，審查制度的鐵幕開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談論的一些話題可以公開進行討論，甚至允許批評政府和其他機構。具體而言，在公共傳媒中可以談論黨和政府官員的營私舞弊、國家經濟困境、物資短缺以及其他社會負面現象，如毒品和賣淫。蘇聯年輕人所熱衷的流行音樂和其他「流行文化」這些被認為是和國家對立的「非主流」也頻繁被公開討論。當年蘇聯《火花》雜誌（目前在俄羅斯依然是一本頗受歡迎的主流新聞雜誌）在4月份刊載了俄羅斯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詩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蘇聯政府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處決，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獄之災，他的作品隨後也成為違禁品被冰封起來。《火花》的舉動被認為是第一次突破「牢籠」的嘗試。

　　考慮到蘇聯高層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蘇聯新聞審查部門正式向各地審查員下髮指令，在出版審查時注意保護國家和軍事機密，而在黨政通訊機構則注意意識形態不被破壞。同年9月末，蘇聯審查部門召開全國會議，開始對違禁書籍重新分類，解禁書籍將走出列寧國家圖書館內的「特殊保存」部門的「牢籠」，重新和蘇聯公眾見面。到此時為止，列寧國家圖書館已封存了2.7萬冊本國禁書、25萬冊外國禁書、57.2萬冊外國禁刊、8500份年報（外國報紙按年份裝訂）。蘇聯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門封存了占整個社會圖書資源1.5%的違禁書刊報紙，全國擁有將近15萬個「特殊保存」部門。1988年，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作品陸續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門圖書最終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蘇聯的「文藝復興時代」，甚至被稱為是蘇聯「文藝爆炸」的時期。

　　除了圖書，外國電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蘇聯開始了有規律的電台廣播，同時也出現了電台審查機構。1927年蘇聯無線電廣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電台廣播前稿件必須經過審查。由於審查體制使得無線電廣播公司運營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業。1933年1月，蘇聯當局組建了國家背景的電台。為了有效抵制針對蘇聯的外國「自由宣傳」，如美國之音、自由之聲、德國之聲、BBC等電台的對蘇廣播，蘇聯在同一電台波段釋放大功率廣播來壓制這些電台信號，這一壓制持續了60年。隨著蘇聯改革步伐的啟動，1986年9月25日起，蘇聯當局也放鬆了對美國之音和BBC的壓制，同時加強了對自由之聲和德國之音的干擾壓制。1987年，最終放棄了對美國之音的壓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蘇聯放棄了對所有外國電台的干擾和壓制。

　　隨著蘇聯審查制度的逐漸減弱，蘇聯審查機構也逐漸被邊緣化。1990年6月12日，蘇聯最高委員會通過了《出版和其他大眾信息傳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眾信息傳播將不再進行審查。審查部門的角色此時變得尷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須經過審查，現在他們只能等待有人志願請求他們審查。1991年4月13日，審查部門可有可無的職責被移交給了蘇聯信息出版部。

　　為了挽救日益失勢的審查部門，1991年5月，前審查部門首腦巴爾德列夫向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從對目前公共傳媒的出版物分析來看，一些媒體的宣傳旨在破壞我們的社會，削弱國家政權，煽動種族間衝突，詆毀蘇聯軍隊。還有一些宣傳完全是在侮辱和誹謗國家最高當局，很多宣傳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須採取措施消除這些消極的因素，通過立法來監控新聞媒體。

　　巴爾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陳述，並沒有打動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決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責令蘇聯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門來保護國家機密和軍隊機密。審查機構依舊被戈爾巴喬夫堅定地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里……

—— 原載: 《南風窗》2010年第2期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anuary 20, 2010

現在俄羅斯又被KGB管起來了。

我們中國共產黨從蘇共的下場中吸取了教訓，絕對不允許有言論自由，司法公正這些有害的毒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