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馬會的主動權在北京

　　一、馬兼黨主席與胡馬會的可能性和難度

　　馬英九昨天終於正式表態兼任國民黨黨主席。按照台灣目前政治情勢，馬英九的正式表態就意味著當選。而國共平臺已穩定運作了五年，兩黨領導人的正式會談，五年來每年一次，已經非常順暢，正在朝制度化方向發展。因此，馬兼任黨主席後，胡馬會在兩岸之間沒有政治障礙，技術問題（如會面地點，方式，規格）也不比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更加困難。美國是個務實的民族，更不會在乎胡馬會的形式方面。在台灣島內，無非有兩種反對可能：一部分台灣人擔心馬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的代表地位可能得不到充分保障；另一部分則主要是綠民的慣性反對和政治制肘。而只要看看台灣最近的兩個民調，就會發現這兩部分人不足構成妨礙胡馬會的決定因素。一是馬出訪歸來後，民調回升到48%。而其原因，主要是馬夫婦這次出訪大大展現了台灣領導人的風光。如明確終結了凱子外交，在保安和會晤上表現了堅定的自尊，與柯林頓夫人的順暢互動及馬夫婦的成功外交作秀都使台灣人感覺到了久違的尊嚴和正面形象。高興過後，民眾勢必更加支援馬的「外交休兵」政策。二是台灣民意學會昨天天發佈兩岸議題民意調查顯示，有66．1％的民眾歡迎溫家寶訪台，只有21．2％的民眾不歡迎。這麼高的歡迎率在年初可能還沒人敢想像，何況台灣的意見向來難於達到65%的一致度，這就說明，兩岸的開放政策已經開始深入人心了。在兩岸領導人都受到歡迎的大趨勢下，胡馬會能否實現就主要取決於國共領導人的政治意願和決心了。

　　二、胡馬會的基礎

　　北京居於優勢主導地位，儘管在會面的技術問題（如會面地點，方式，規格）方面有自己的考量，但看不出會斷然拒絕胡馬會。

　　馬英九的決定則取決於三個方面。

　　從現實政治角度來看，馬英九主要會從兩個方面來考量胡馬會的必要性。一是判斷是否有利於落實他的施政承諾；二是判斷是否對2012年競選連任有利。現實的情勢越來越明顯，台灣的經濟、民生、國際空間甚至政治生態和安全都越來越依賴大陸，兩岸政策實際上是馬政策未明言的核心。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繁榮良性的兩岸關係就是馬英九取得政治成就的基石。胡馬會如果能進一步拓展兩岸關係，則馬英九必然欣然與會。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馬英九否認胡馬會的可能性。目前，輿論的顧慮主要是綠營的反彈。因此，問題的關鍵又轉化成馬能否化解綠營的反彈或綠營本身主動消解反彈。這個關鍵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馬的作為，因此筆者將在「馬的性格理念」一節詳述。

　　目前對於馬英九的人格觀察，主要有以下幾點：性格溫和，有君子風度，骨子裏卻又固執和唯我獨尊；政治操守清廉、不沾鍋，不善拉攏人心（筆者以為，這個人字用官字代替更好）；民意和政治潛流體察能力特別敏銳和深切，中華文化和民主信念堅定；思維方式經過法學訓練，較為理性嚴謹。這幾個觀察點應該說都比較客觀和深入。但如果孤立的看，互相矛盾。例如，按照法律性格分析，馬英九應該是專家型的人物，但實際上他十分擅長作秀，而且做得真假難分。又如，他一方面不沾鍋，但當政之初就任命極獨的賴幸媛為陸委會主任，令人大跌眼鏡，甚至被一些人稱為有創意。因此，要準確判斷馬英九的內心，並非易事。

　　由於政治家身份的掩蔽，馬政治作為的根本動機不易判斷，如果從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看，似乎能找到突破口。其一、自出生以來，馬一直未回過大陸，也從未做過這方面的努力。那麼就是說，他一直在迴避故鄉，反過來說，他對故鄉的感情深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而這種深切也只有兩種可能：恨到極點或愛痛交加。顯然對故鄉愛痛交加比較符合馬的經歷。其二、當選後，他在蔣經國陵寢謁陵時的落淚。當選「總統」，激動落淚，本是人之常情，但在這樣特殊的地點，面對特殊的對象落淚，就非常情了。石之瑜教授對此有專文論述，我輩雖不能如石先生看得真切，但至少能感受到馬英九對蔣經國所代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甚至整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的深深歸依感和懷念感。其三、石之瑜先生還充分論證過，馬非和平主義者。如果再把馬對民主的感情和對民族的感情加以對比，最明顯的是，他當選後，最激動地是幫國民黨及其代表的中華文化奪回了政權，而非把民主從阿扁的貪腐和撕裂中拯救出來，這與大陸一般關心民主政治的人士的感受很有不同。由此可見，儘管馬認為中華民族應該實行民主，但民主的價值主要是改造中華民族，而不是高於中華民族。

　　循著民族的方向，再來審視馬的性格側面，就可以發現馬的性格和意識是分層的。第一層是職業政客，這一層要求他善用政治規則，追求和鞏固政治地位及權力；第二層是中華文化「被」台灣本土化的政治家，這一層要求他能力彌合台灣社會分裂，促進族群和解，滿足台灣人民的需求；第三層則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代表，這一層要求他在有機會的情況下回歸和影響故鄉，恢復遊子在家鄉的榮譽和歸屬感。這三層意識由淺入深，上一層的完全展露必須建立在下一層的充分實現之上。這些意識也並非馬英九獨有，應該說是存在於所以大部分台灣人的潛意識之中，只不過具體每個人能自覺的程度和純度有所不同而已。而馬的社會意識感覺十分敏銳，自覺度較高，又處在台灣最高地位，掌握最多資源，因此，他能夠主動尋找時機去為第三層意識的顯現創造條件。當他在這三層意識中穿行時，外界自然看到的是自相矛盾。但一旦較高層次繁榮意識得以展現時，民眾便較為滿意，而觀察者又會大跌眼鏡。

　　再比如，胡錦濤推出反分裂法之前，輿論一般以為台灣民眾會同聲反對，但實際上，最後的結果是大部分台灣人因此而比以前安心，兩岸的交流亦有了基礎。可見戰略的超越從來都是事前不被看好，事後鹹感嘆服。

　　第三點則是台灣的前途問題繫於兩岸和解，這次根本上決定了兩岸領導人有會談的必要。

　　瞭然如此，則不必擔心馬英九隻是出於島內政治顧慮而拒絕胡馬會，關鍵是他能否通過胡馬會引領台灣人向第二，第三層意識提升。

　　島內的事情馬能做主，兩岸及國際事務則需要大陸的配合。目前，得益於大陸的善意，台灣的第二層需求已開始部分實現，馬的聲望也開始向淺綠滲透。可以想見，馬如果參加胡馬會，必然有著進一步的需求。也就是第二層的全面實現和向第三層突破。出於主權的考慮，北京不可能讓台灣全面實現第二層需求，但如果同時從第三層部分滿足台灣需求，則第二層是可以超越的。因此，胡馬會的主動權仍然掌握在北京一邊。也就是只要北京真正提供台灣向第二、三層需求實現的時機和條件，馬英九就絕不會放過胡馬會的機會。

　　這些條件必然包括國共歷史、民國（49年前）地位、傳統文化、台灣價值、民主自由等價值方面的真正較量和磨合，而不是迴避和限制在政府和政黨之間。這必然給大陸帶來很大壓力，但同時也是一個契機，一個使北京在台灣合法化的契機。這是因為，兩岸一旦開始價值觀的交流，必將互相影響，北京對台灣人故鄉的治理也才能得到完全的認可，吳伯雄也才不用說感謝大陸保護孫中山陵寢這樣見外的話。這種認可也能使台灣人昇華出要與北京共治中國的熱情。

　　可見，胡馬會的主動權在北京。

　　三、胡馬會的兩種前景

　　上文所述胡馬會的基礎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的胡馬會才真正稱得上是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峰會。

　　另一種可能則是，兩岸還不急於進行價值碰撞，靜待綠營的轉變或馬的第二任期，這種狀況下的胡馬會將類似於胡連會，胡吳會較為平順。

　　後一種情況，可循國共高峰會談的成孰經驗。

　　前一種情況，筆者識見有限，目前還難以完全預料，僅就胡馬會的地點和方式作些設想。

　　一、胡馬會的地點和時間。其原則應該定在中國大陸或中國台灣。如在外國則不合兩岸事務無需外人插手的共識；如在國際場合必將有台灣感覺被矮化之憂，因為國際場合只承認公職，不承認黨職。結合上文論述，筆者認為春祭時，黃帝故里是最好的會面時間和地點。其次為北京，再次為廈門，再次為台灣海峽。具體理由，由於篇幅有限，下文詳述。

　　二、胡馬會的方式。可以目前國共高峰會談為基礎，至少增加三個環節：一、安排溫馬會，習馬會；二、安排胡馬與大陸民眾互動的環節；三、接待規格提高到政治局常委檔次。（作者 大別山野人）

馬胡會將是中華民族近代史的重要事件...馬虎不得!
馬胡會若成功,統一將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