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論詩：詩要言之有物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作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和詩人，他還以自己的革命文藝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主張，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文藝的發展和建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毛澤東不僅以他的詩詞創作，給新中國一代詩風帶來巨大的影響，還以他的精到的詩論，擘劃了新中國詩歌發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而且深刻地闡明了詩歌創作的歷史規律，為中國詩歌的未來走向指明了寬廣而正確的道路。在紀念他的誕辰100周年之際，重新回顧和學習他的詩歌理論並審視其實際的影響，這對於建設和繁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和詩歌，應該說都是十分必要的、富有啟示意義的。
　　
　　1957年《詩刊》創刊。毛澤東給《詩刊》的首任主編臧克家寫了《關於詩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詩刊》發表他多年創作的舊體詩詞18首外，還寫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話：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臧克家後來在自己的著作《毛澤東和詩》中還轉引了毛澤東的另一段話：

　　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象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

　　前一段信是廣為人知的，后一段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卻只在詩歌界的一定範圍內流傳。這兩段話是互為補充的，它表達了毛澤東對新中國詩歌發展格局的極其重要的戰略設想，即新體詩和舊體詩都要發展，但應以新詩為主。

　　中國是有著悠久詩歌傳統的國度。舊體詩詞自《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迄唐詩、宋詞、元曲，幾千年來雖幾經變革，但多以文言為詩，形式與格律到後來也趨於僵化。因而到了晚清之際已很難適應新的時代需要。梁啟超、黃遵憲等倡導「詩界革命」，成為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文學改良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不獨提倡新的文學思潮和價值觀念，還清算正統詩壇傳統詩派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主張詩體解放，提倡「新派詩」，以白話口語入詩。而「五四」文學革命的興起，突破舊詩格律形式，以白話自由表達情思的新體詩終於風靡於文壇。胡適曾說：「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情感。」①可見，他也認識到新體詩的產生不僅是詩體形式的革新，形式是從屬於內容的，新詩形式的嬗變深深根源於社會歷史變化所推導的時代需要，根源於表現人們日益豐富和複雜的現代意識的需要。

　　當時，新體詩受到舊體詩維護者的激烈攻擊，認為那不是詩。而新人對舊詩也往往採取決絕的態度，棄之如敝屣。在「五四」後現代文學發展中，新舊詩雖然對峙，但由於新詩迅速取得詩壇主流的地位，舊體詩江河日下，逐漸式微了。儘管仍不乏有人吟作舊體詩詞，在青年人眼中舊體詩詞似乎已成「遺老」、「遺少」們的專有物。

　　而毛澤東舊體詩詞的發表和他有關詩歌發展格局的論述的公布，給新中國詩壇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毛澤東既為舊體詩詞注入了新的生命，以他那雄渾、壯麗的作品顯示了舊體詩詞在表現新的時代風雲與革命情思上同樣能獲得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能產生激起讀者廣泛共鳴的高度審美魅力；而且他以詩詞大家和具有精湛文學素養的文藝理論家的權威，在維護新體詩的主體地位的同時，從中國詩歌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度和高度，明確指出舊體詩詞存在的條件、價值和前途。這不能不使整個中國詩壇耳目為之一新。人們不能不承認，毛澤東的論述不僅符合詩歌發展的規律，也符合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實際。而且在實踐上，他的主張也更能充分調動各種年齡層次、各種審美時尚的詩人的積極性，更有利於促進新中國詩歌的「百花齊放」。

　　據說毛澤東本人並不喜歡新詩，也很少讀新詩。他對於舊體詩詞的受好遠超於新詩。他讀過許多舊體詩詞，特別喜歡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和辛棄疾等的詞，連到外地視察，他還要隨身攜帶一些舊體詩詞②。儘管如此，他仍然充分肯定新詩，並認為新詩在中國詩歌的發展中應是「主體」，他還不贊成在青年人中去提倡舊體詩詞。這種歷史的眼光就很了不起。作為讀者，他有自己的選擇；而作為國家領導人，作為深諳文學發展規律的理論家，他具有全局性更為高瞻遠矚的胸襟與眼光。他深知舊體詩詞由於講究形式，格律嚴，「束縛思想，又不易學」，所以不宜廣為提倡。他也不是完全不讀新詩。在延安時代，他就不止一次讀過肖三的詩作，並激勵他寫出更好的作品。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對「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肯定，就包含對新詩成就的肯定。他也深知新詩自由、沒有束縛、容易學的優點，深知新詩得以發展，應該成為「主體」，是符合曆代詩歌變革的普遍規律的。他雖然曾一度認為「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③，卻還是對新詩的探索抱有很大期望。這都說明，他決不因個人的偏好而無視文學發展的基本事實與規律。但他不贊成對於舊體詩詞的籠統否定。他認為舊體詩詞也可以經過一定「改革」而獲得發展，並且進而認為它「一萬年也打不到」。乍一看，這似乎正屬「冒叫」!然而仔細考慮，毛澤東的「冒叫」性的診斷又並非沒有道理。因為，他是從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相互關係上，從中國人民的審美傳統意識的積澱上來考察舊體詩詞的生命力的。黑格爾曾經指出「心靈的旨趣決定了藝術內容的基礎，儘管形式和形狀可以千變萬化」，但「不是每一個藝術形狀都可以表現和體現這些旨趣，都可以把這些旨趣先吸收進來而後再現出去」；因為「一定的內容就決定它的適合的形式」④。在中華民族的詩歌意識中，正如毛澤東所指出，「興觀群怨」，「怨而不傷」、「溫柔敦厚」等等已成為傳統的審美心理積澱，成為「人民的特性和風尚」。這些正是中國傳統詩歌所培養起來的獨特的審美旨趣，它彌佈於民族的深層意識中，作為詩歌的內容基礎，它從舊體詩詞中去尋找自己的適合的形式，正如現代人更現代更複雜的情思意趣要尋找新體詩的更自由的形式一樣，難道不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么？

　　「五四」以來舊體詩詞儘管失去詩壇主體的地位，似乎走向式微，但仍然有不少人寫作，不獨封建的遺老遺少，包括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陳毅這樣的無產隊級革命家，也包括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這樣的新文學的代表人物也都曾用舊體詩詞寫作過，這正充分說明舊體詩詞的活力。形式雖然取決於內容，但形式又有它一定的獨立性，就象舊瓶也可以裝新酒，舊的形式也並非絕對不可以表現新的內容。毛澤東曾在探討詩歌形式問題時也說過：「同樣的形式，千百年來，真是名詩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並沒有妨礙詩歌藝術的發展。」⑤這也是符合於詩歌史的事實和詩歌發展的規律的。

　　毛澤東關於新詩、舊詩一正一副，可以同時發展的主張，影響之大，可以說決定了新中國詩歌雙水分流的基本格局。建國40 年來，新詩固然是新中國詩壇的主體，產生了許多優秀的詩人和詩作。而舊體詩詞也並沒有進一步消亡，相反，除了老一輩革命家的舊體詩詞作品取得很高成就，特別象毛澤東、陳毅的作品可謂膾炙人口，傳播遍於海內外；還有象柳亞子、郭沫若、趙朴初等的舊體詩詞，也以各自的特色，獲得讀者的廣泛讚賞。甚至象何其芳這樣的新詩人，晚年也投入舊體詩詞的創作，寫出不少的佳篇，新時期以來，張愛萍、魏傳統等大批老將軍更多投入舊體詩詞的創作，各地詩刊、詞刊紛紛登載舊體詩詞的新作。這都使舊體詩詞進一步獲得旺盛的生命力。1976年「四五」天安門革命詩歌運動中湧現的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怒斥罪惡的「四人幫」的詩文中，格律不很嚴格的舊體詩詞佔了絕大部分。這也正說明它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有著何等深厚的根基，以及人民群眾對於改革舊體詩詞的現實願望和需要。毫無疑義，新中國詩歌中新舊詩體一正一副、雙水分流的格局，正是與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和詩論主張分不開的。
　　
　　中國新詩如何發展，自「五四」以來一直是詩歌界爭論不休、探索不止的一個重要問題。有主張自由體的，也有主張格律體的。新詩如何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為他們所喜愛所欣賞，也是詩歌界長期來所關注、所不能釋然於心的一個重大「情結」。總之，新體詩向何處去？它的發展方嚮應該怎樣去選擇，這正是幾十年來新詩人和新詩理論家孜孜以求，無不希望獲得一個正確答案的歷史性課題。

　　對中國新詩發展的方向，建國后毛澤東也有明確的論述。1958 年他在成都會議的一次講話中指出：

　　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

　　臧克家《毛澤東和詩》一書中還轉引了毛澤東的另一段話：

　　新詩的改革最難，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是難事。一種形式經過試驗、發展，直到定型，是長期的，有條件的。譬如律詩，從梁代沈約搞出四聲，后又從四聲化為平仄，經過初唐詩人們的試驗，到盛唐才定型。

　　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致陳毅論詩的信中還說：

　　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為新體詩的發展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新詩的改革應該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或「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第二，新詩應該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去獲得自己的發展；第三，形式是民歌的，或「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藝術內容則該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對立統一」。這三條是相互聯繫的。實際上其內在精神是一致的。這就是說，新詩儘管目前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但應有「一套」或「一個」為人們喜聞樂見、廣為接受的「主要形式」；新詩儘管不同於民歌和古典詩歌，但它不應忘卻從民歌和古典詩歌中去吸取好的傳統，在此基礎上去發展創新；新詩應主要從民歌去吸取材料與形式，又不可太現實主義，而應結合浪漫主義。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也許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但這些主張的深刻的理論啟示意義又正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因為它不僅觸及詩歌發展的深層規律，還提出新詩發展的方向性的問題。儘管，1958年毛澤東提出新詩要在民歌和古典詩歌基礎上發展，並號召詩歌界要收集民歌，後來被發展成為「人人寫詩」的「新民歌運動」，這與當時「大躍進」的「浮誇風」相結合，使詩歌的浪漫主義走向「假大空」，但毛澤東的原意卻正是基於對我國詩歌歷史的深致的思考。

　　大家知道，新詩的興起溯源於對傳統的反叛。沒有這種反叛便沒有新體詩。而新體詩產生后又歷來有兩派主張，一派是自由體派，主張「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⑥從胡適到後來的艾青，都曾標榜自由體。另一派是格律體派，主張不能沒有格律，而必須「帶著鐐銬跳舞」⑦，聞一多、徐志摩以迄後來的何其芳都屬於這一派，雖然格律體派也有種種分支，有人倡14行體，有人倡民歌體，有人倡徘句……。80多年來用白話寫的新詩，雖非都如毛澤東所說「迄無成功」。但確實有大量過於自由，與散文幾無差別的詩如過眼煙雲，不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象舊體詩詞那樣語言精鍊，音調頓挫有致，琅琅上口，可吟可唱，不易被人忘記。詩雖然不等於詩的形式，首先得有詩意的美，但形式畢竟不是不重要，倘若詩與散文無區別，人們就不會特意去創造詩了。所以，魯迅在30年代便有鑒於新詩發展的得失，也提出「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的主張⑧。1935年，他又說：「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⑨

　　我國古典詩歌大多是韻律整齊、有一定格式的格律詩，而且追溯起來，又往往多從民歌升華、演變的。《詩經》的國風固采各國的民歌，楚辭中的《九歌》也何曾不深受楚地民歌的影響。漢魏樂府本多是民歌。六朝的民歌和唐代的竹枝詞都給文人詩人以很大影響。宋詞元曲也無不發端於民間。所以，以古典詩歌為基礎。在精神實質上恐怕正求以民歌為基礎。歷代民歌形式最活潑、最接近口語而又有韻有調可吟可唱，也最能表現當代人民的情感、意識和心態。歌唱愛情或揭露現實的民歌雖然往往很大膽，但大膽中又不乏含蓄，不乏怨而不傷，溫柔敦厚，這大概是中華民族的民性使然。比喻、象徵等手法自《詩經》起便被普遍使用。中國傳統詩歌較少採用現實主義的白描手法，對現實生活的描寫多以比喻、象徵馳騁浪漫主義的想象，從而構造出中國詩所特有的種種詩美的意境。「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之諷刺剝削階級：「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喻男女求偶、就是古老的例子。只要簡略回顧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歷史，便不難認識歷代詩歌無不從民歌獲得富有生命力養份的發展規律，也不難認識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確是我國詩歌綿延的優良傳統，是我國傳統詩美構造不可缺的內蘊。這樣，我們便比較能夠更好地理解毛澤東所提出的新詩要以民歌和古典詩歌為基礎，汲取民歌的形式又努力體現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統一的主張。

　　誠然，今天的中國新詩要尋求一個大家都認可的主要形式很困難，無論「一個」或「一套」都需要時日。在眾多詩歌形式的探索中，需要時間去淘洗，需要讀者去選擇。新中國建立以來，人們既看到曾在自由體詩方面做出過很大成績的艾青、田間也不乏格律詩的嘗試，更看到郭小川、賀敬之、聞捷、李季這些當年風華正茂的詩人在實踐新格律詩方面作出巨大的開拓和創造，而李瑛、公劉、嚴陳、樑上泉、雁翼、流沙河、邵燕祥等大批新一代詩人在各種詩歌形式的嘗試中，也先後走向創作句式大體整齊，有節頓也大體押韻的新詩，聯想到唐詩、宋詞、元曲在當時眾多詩歌競爭中脫穎成為主要的詩歌形式，那麼，歷史的趨勢在於從眾多探索中去尋找一個大家大體認同的一種或一套主要詩歌形式，這恐怕不僅是可能的，也會是必然的。

　　人們曾有一種誤解，以為毛澤東主張尋找一種詩歌的主要形式並以民歌和古典詩歌為基礎，又追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這就表明他追求一種單一創作模式，有悖於他所倡導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其實，主要形式並不等於全部形式，只有在詩歌形式的多樣化中才能有主要形式和非主要形式之分；民歌與古典詩歌為基礎也並不等於新詩必須都去模仿民歌和古典詩歌，而且民歌的形式本就是多樣的，陝北的「信天游」與甘肅、青海的「花兒」不同，維吾爾族的民歌與蒙古族、藏族的民歌也不一樣。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去發展新詩，包括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而非僅僅限於形式。內容上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其實質是理想與現實的辯證結合，即既要求詩人紮根於生活現實，從中去汲取創作靈感的源泉，又要求詩人高於生活現實，用革命理想去照亮現實，創造出比現實更美、更理想、更典型的詩美境界來。而這種境界是可以用多種藝術形式和創作手法去表現的。這裡也不存在什麼單一的創作模式。郭小川和賀敬之、聞捷和李季都曾致力於在民歌和古典詩歌基礎上去發展新詩，誰能說他們所創作的《甘蔗林——青紗帳》、《廈門風姿》(郭小川)，《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賀敬之)，《楊高傳》(李季)、《復仇的火焰》(聞捷)是屬於什麼單一創作模式呢？

　　因而，我們應該認識到，毛澤東為中國新詩所指出的方向不僅正確，不僅符合曆代詩歌發展的規律，而且道路也是寬廣的。
　　
　　一代詩歌在歷史上的地位，不止取決於量，更重要的是取決於質。詩固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具有詩的形式，並不一定就是好詩。因而對於詩美的探求是歷代詩人和詩論家所極端重視的。

　　毛澤東在致陳毅論詩的信中有段話論及詩美的本質，這對於糾正詩歌創作中的概念化，啟迪新中國詩人提高詩作的質量，有著深遠的意義。這封信在評論陳毅的詩作之後，接著指出：

　　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的《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韓愈以文為詩；有些人說他完全不知詩，則未免太過，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張功曹》之類，還是可以的。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

　　這裡，第一，毛澤東反對詩、文不分，不贊成象韓愈那樣每每「以文為詩」；第二，他還反對許多宋人那樣以理為詩。其要義是點出詩的特質：不但要用形象思維，而且要重視比、興的表現手法。

　　詩與文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體制。中國古代「文」的範圍很廣，大量說理之文都包括在內。比較起來，「詩」側重形象思維這個特點，前人有過許多論述。劉勰指出：「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聲附采，亦與心而徘徊。」⑩他這種「神與物游」的見識，實際上已揭出詩人形象思維的基本特點。到了宋代嚴滄浪，更有「妙悟」之倡，他主張學詩要「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他認為「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11)。他雖把詩的「妙悟」比作佛家的禪，但他推崇盛唐，所論也涉及詩的想象的特點。他主張詩的形象不僅要有聲有色，還要如「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讓人感到「言有盡而意無窮」。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謂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覆吟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他把「言有盡而意無窮」又與比興聯繫起來。自然，從今天來看，文學藝術作品都要用形象思維，包括詩歌、小說、散文、戲劇。今天談詩的特點不獨要講形象思維，避免許多抽象的義理入詩，還要仔細探討詩的形象思維與其他文學作品的形象思維的區別。例如詩歌形象的含蓄性、朦朧性、象徵性、比喻性、跳躍性等等。散文雖也可以抒情言志，但散文主要靠描寫，靠直抒其情。而詩的語言要求比散文更精鍊，主要靠象徵與比喻的形象來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美境界(自然，這不是說散文就絕對不能為詩。今天寫得精鍊而又有詩意的散文詩就是。而詩意便離不開形象思維)。中國傳統詩歌中的賦、比、興的運用，正涉及詩歌形象思維的特點。所以毛澤東批評韓愈「以文為詩」，指出許多宋詩所以「味同嚼蠟」，原因就在「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他不但主張「詩要用形象思維」，而且進一步主張詩要用賦、比、興的方法。這就觸及到詩的本質特性，揭示了詩歌創作的最具普遍性的規律。

　　關於詩歌的特性，「五四」以來的許多名家也都曾論述過。比如郭沫若曾指出，「詩人的利器是純粹的直觀，哲學家的利器更多一種精密的推理。詩人是感情的寵兒，哲學家是理智的幹家子」(12)。胡適也說：「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味」(13)。他所謂「具體」就指的是具體形象。周作人曾講到「象徵是詩的最新的寫法，但也是最舊，在中國也『古已有之』，我們上觀國風，下察民謠，便可以知道中國的詩多用興體，較賦與比要更普遍而成就亦更好」(14)。艾青把詩看作是「由詩人對外界所引起的感覺，注入了思想和情感，而凝結了形象」，他說：「形象孵育了一切的藝術手法：意象、象徵、想象、聯想……使宇宙萬物在詩人的眼前互相呼應」(15)。他是用明確的語言對形象思維論述得最多的一位現代詩人。但是直到新中國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國的文學理論界仍然有人反對文藝創作要用形象思維，而且這種反對是打著擁護毛澤東《實踐論》，擁護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旗號(16)。因而，到那時為止，詩歌創作要不要用形象思維，要不要用賦、比、興的問題，不僅在理論上仍沒有統一的認識，在創作實踐中也並沒有真正解決許多標語口號式的概念化詩歌以及與散文白描相近，除了分行便無其他差別的詩歌曾充塞於文壇的問題。

　　所以，毛澤東致陳毅的信的發表和傳播，不能不有極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我國新時期詩歌的發展，雖然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但毛澤東關於詩要用形象思維，要用賦、比、興的理論主張無疑照亮了廣大詩歌創作者曾經不無疑慮和困惑的心靈，使他們紛紛摒棄以往概念化標語化的創作斜路，邁向了通往真正詩歌藝術的康庄大道。不光艾青為代表的「歸來派」詩歌是如此，以綠原、牛漢、曾卓等為代表的「七月派」詩歌，以王辛笛、唐祈、陳敬容、鄭敏等為代表的「九葉派」詩歌，或是以舒婷、梁小斌等為代表的「朦朧派」詩歌，以楊牧、周濤、章德益為代表的「新邊塞詩派」的詩歌，或是翟永明、馬麗華等更年青一代的詩歌，都跟「文革」前的那種理勝於詞的詩判然有別，顯示了健康道路上風格各異的詩美創造。

　　自然，毛澤東作為偉大革命家、理論家和詩人對新中國詩歌的影響絕不止於他的詩論。他的理論和實踐改變了整個中國，從而為新中國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歷史土壤和思想文化背景；他的文藝思想更指明了包括詩歌在內的整個新中國文藝發展的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寬廣道路；而他的詩詞創作所展現的雄渾、壯麗、豪邁、奔放的風格，更影響了不止一代新中國詩人的詩風。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的錯誤，他的文藝主張和理論觀點也不是全都正確，但在我國歷史的發展上，他的正確的思想觀點所作出的貢獻還是屬於第一位的。對他的理論主張採取分析的態度，堅持正確，揚棄錯誤，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詩歌和文學的健康發展與繁榮昌盛，這應是我們對他的最好的紀念。
　　
　　註釋

　　①⑥⑦(12)(13)(15)《中國現代詩論》上編，第2——3頁，第6頁，第123頁，第129頁，第14頁，第336、354頁。

　　②參見《毛澤東文藝思想全書》第2047頁。

　　③《致陳毅的信》，見注②第2052頁。

　　④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7——18頁。

　　⑤臧克家《毛澤東與詩》。

　　⑧⑨《魯迅全集》第10卷，第250頁，第281頁。

　　⑩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第169頁。

　　(11)嚴羽《滄浪詩話·詩辯》。

　　(14)郭沫若《論詩三札》，《沫若文集》第10卷，第208頁。

　　(16)參見《紅旗》雜誌1966年第5期鄭季翹的文章《文藝領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文題為編著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