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薄一波當秘書的日子

2007-09-18         民族與法制　

　　我在一波同志身邊工作,前後有八九年時間,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貫的勤勤懇懇,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之外,還有在「一言堂」時代,他能對某些決策保持自己的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處做秘書工作。在我之前已有兩位來自老解放區的「三八式」(就他們的資歷說的),在我之後,又來了一位老區的青年。我們四人組成一個秘書班子,我們的年齡、出身、經歷不盡相同,對事物的認識理解有時也出現差異,但對一波同志的印象卻很一致。

忙忙罹險阻,往往耗精神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一波同志是個大忙人。他的會議多,經常要參加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高級領導人召開的會議,這些會議沒有特殊情況是不能請假的;還有對下屬單位傳達中央的指示、決議,布置工作任務的會議,這些會議的時間都要求緊迫;此外,還有他兼職單位的會議、社會團體邀請他做時事政策講演的會議;個別人的請示面談等等。除了會議多,需要他批閱的文件、電報也很多,每天都有幾卷宗。有時候他實在批閱不過來,就由秘書替他摘要,以節約他的時間。那一時期,一波同志是無所謂節假日的,工作隨來隨辦,甚至夜裡睡了,還把他叫起來。

他為什麼忙成這樣子?因為兼職太多了。他是中央政府委員、政務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軍區政委、中央編製委員會主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中華全國合作總社理事長、中央勞改生產管理委員會主任等。這麼多的頭銜,都是實職,沒有挂名虛銜。所以他很忙是自然的。忙,不一定是壞事,但太忙了就難免忙中出錯。那時我們幾個秘書中,就有人預言,這樣下去非出漏子不可,不幸而言中。沒有過多久,就因為財政部修正稅制工作做得不細,出了差錯,引發了一場不亞於幾年後的廬山會議整彭德懷那樣的高級幹部之間的黨內鬥爭,使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字輩」震驚得目瞪口呆。有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同志對我說,當年延安整風就是這樣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批判從嚴,結論從寬,最後處理還是會實事求是的,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沉住氣,咬緊牙挺住,絕對不能尋短,否則,人死了,還要說你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與黨對抗到底,永遠也說不清了。不曾想到三年五載之後,我也遇到了幾次無妄之災,多虧聽過那位老同志的點撥,我才死裡逃生。這是題外話了。

那時候,一波同志正是風華正茂,精力過人,從沒有看見過他因為忙碌而煩惱,有時候他還自找「煩惱」。有那樣一件事,中財委副秘書長周榮鑫向他彙報工作,提到有幾件事,他已經向陳雲主任請示,但陳主任指示他找薄副主任就行了。一波同志說,陳雲同志要集中精力研究大政方針問題,區區小事不要輕易去干擾他。再說他身體也不太好,我們要主動替他分擔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是為陳主任著想,也是為黨和人民的利益著想。類似的話,一波同志對其他新來的副主任也說過。沒想到在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有的副主任竟說這是薄一波專權,他篡奪了陳主任的權。這隻能說「天知道」了。我們當中有人對此抱不平,而一波同志卻說,我入黨那天就當支部書記,在敵人的監獄里,我還當支部書記,以後大部分時間,我都是獨當一面,搞原則領導,我也有「一技之長」。到了中財委,我才陷入事務主義,這是自覺的。說我專權、奪權的同志是對我缺乏了解,一時誤會,不要介意。

重視知識,關心人才

一波同志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到協助陳雲同志抓財經工作以後,他感到他的身邊要有豐富的革命鬥爭和群眾工作經驗的助手外,還需要有財經專業知識的助手,他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給他調一個學經濟專業的大學生。那時大學生中共產黨員很少,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的更少,這使市委組織部有點為難。當一波同志得知這情況后,他說出身是不能選擇的,出身更不能決定人的一生,青年學生思想單純,愛國熱情高,正義感強,接受革命道理快,不要求全責備。這樣,市委組織部就把我這個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候補黨員的檔案送給一波同志審閱,他看過後就說,好了,就要這一個。

我踏進一波同志的辦公室,第一次見面,他對我只說了兩句話:不要著急,慢慢開展工作;先了解情況,向老同志學習。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直接對我提什麼要求,或發什麼指示。但我時刻感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愛護。那一時期,物價問題是國家大事。我為他繪製了全國物價指數圖表和八大城市的物價日報,他幾乎天天要看,還請一些有關的部長看。在開會說到物價時,他就說哪條曲線上去了或下來了,用手比比畫畫。他的記憶力好,對數字很敏感,常常引用報表數字說明問題。當他發現我從下屬單位的報告、資料中整理出一些有價值的材料時,他就批示送給其他幾位主任傳閱,還要批上這是我的秘書某某整理的。這些都說明他對我的工作的認可和鼓勵。

一波同志也有批評人的時候,而且批評得很尖銳。1951年,我在一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物價問題的文章,一波同志看過後說,「文如其人」,文章就像你一樣,瘦骨伶仃,乾巴巴的,通篇堆積了那麼多的數字,就是不加分析。物價上漲,為什麼上漲,有哪些因素,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要「每事問」,問出個一二三嘛,問出個究竟嘛,那樣,你的文章才能起作用,才算有價值。不要為寫文章而寫文章。這是批評,也是教育,是我在大學課堂上沒有受到的教育。

一波同志很謙虛,說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實際上他的文史知識的底子很深厚,雖不像某些人那樣出口成章,語驚四座,但他也常常引經據典,而且表達得很恰當。

有一次,幾個秘書和他一起閑聊,(那時這樣的機會不多)說大家都感到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強,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一波同志說,要好好地向毛主席學習,毛主席說,要佔有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最後解決(原話可能有些出入,但意思不會錯)。一波同志說,佔有材料就是搞調查研究,收集材料,多多益善;加以分析,就是把收集起來的材料,做細緻的思考論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分門別類,匯總歸納;找出矛盾就是要抓住問題的實質和關鍵,也就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會有了,所以說最後解決。當然,這是對大政方針而言的,秘書不管大政方針,但接觸大政方針,能夠拾遺補缺。秘書的水平高,自然能發揮較大的作用。大家共同努力吧。

新中國成立不久,請了相當數量的蘇聯專家來中國幫助工作,中財委系統各部門都請了蘇聯專家做顧問,經過三年時間的實踐,一波同志感到有必要對這方面的工作做一次認真的、全面的檢查,並把檢查的結果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了專題報告。一波同志說,我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已經開始,我們需要的各種專家,缺口很大,即使再聘請更多的蘇聯專家也滿足不了我們的需要。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當前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充分發揮蘇聯專家的潛力的同時,迅速培養起一支我們自己的專家隊伍。辦法是,凡是聘請了蘇聯專家的部門,要由主要領導幹部向蘇聯專家提出工作難題,並同專家一起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領導幹部向專家學習的好機會,是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在條件允許時,集中蘇聯專家與中國專家共同攻關,解決難題,在取長補短的過程中,提高中國專家的水平;要有組織、有計劃地請蘇聯專家給各級幹部做專題報告,既可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又可提高幹部的業務技術水平;還要開辦各種訓練班,請蘇聯專家講課,帶徒弟。經驗證明,這些辦法都是成功的。這是當時解決我國建設人才短缺的應急辦法。正是由於培養中國專家的工作,較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採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在後來中蘇關係惡化,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的時刻,我們才沒有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這中間一波同志的呼籲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一生事業的重大轉折

一波同志長期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工作,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樣的光榮歷史。但他也從敵人的監獄里幾進幾齣,經過生死存亡的考驗。他與閻錫山建立的特殊的統一戰線,他創建的太岳根據地,他組建的山西新軍等,在抗日戰爭與反閻鬥爭中,功不可沒。所以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對他很器重,認為他少年英俊,有培養前途,在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毛澤東提名他做中央委員(原候選人名單上,薄是候補委員)。黨中央遷到北平后,又要他列席書記處會議,參加書記處工作。如1949年7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組織新政協黨組幹事會,一波同志被指定為幹事會成員,和陳雲同志共同負責聯繫財經方面的中共黨員。1951年12月5日,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下列委員會:中央複員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中央節約委員會,書記薄一波……中央黨派團體節約委員會,主任朱德……中央還指派他去上海檢查「三反」、「五反」工作,去廣東處理所謂的「地方主義」問題等等。這都說明毛澤東和黨中央是有意識地培養他挑重擔的。一波同志也兢兢業業地工作,真像一位勞動英雄說的「小車不倒儘管推」了。

但是,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一波同志栽了一個跟頭。此後毛澤東儘管說「解除了對他的誤會」,仍然給他重要的工作,但再也沒有昔日的「紅火」。在「文革」中,薄一波同志遭到誣陷和迫害,家破人亡。

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之前,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因為實行新的修正稅制,事前的工作沒有做到家,引起市場物價上漲,人心波動。一波同志作為財政部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他說的「公私(經濟)一律平等納稅」那句話,被毛澤東揪住,把它定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黨內分散主義的表現。還說薄一波是被資產階級精神上的糖衣炮彈打中了的人之一。

毛澤東批判薄一波同志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毛澤東說,黨的決議上說,資本主義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和社會主義經濟是領導被領導的關係。限制反限制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現在是「公私一律平等」(把這句話去掉「納稅」二字,絕非疏忽!),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的路線。

我們不應忘記,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是1949年3月召開的,同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其中經濟政策(第26條)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共同綱領》又提到,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第三十條)。按我的理解,對私營經濟,「決議」突出的是限制,《共同綱領》則強調的是利用。兩個文件出台的時間差只有半年,可以大膽地斷言,人們對「決議」的精神還沒有吃透,還缺乏足夠的實踐經驗。就在這種情況下,又要接受《共同綱領》這部「臨時憲法」。作為黨員領導幹部,當然要不折不扣地執行「決議」,但《共同綱領》是在黨中央領導下、集中全國社會賢達共同制訂並通過了的,它也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性。

所以,1950年4月,毛澤東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工商組討論的一份發言記錄稿上寫的八條批語,條條都是「袒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同年5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今天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是需要的、有利的……當然,資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潤,那是必需的。私營工商業會長期存在的,我們不能很快實行社會主義……現在我們有廣大的國營工商業,需要把這些企業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視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國營佔領導地位,是進步的,把位置反轉過來是不行的……其他則一般的應一視同仁……總的說來,這種政策對於國家和人民有利,這個利是超過了資本家的利益……一視同仁,或是如陳雲同志所說的,『不分厚薄』。這個精神在《共同綱領》第26條中已經有了,即統籌兼顧。」

《共同綱領》要求鼓勵私營經濟經營的積極性,如何鼓勵呢?對資本家的代表人物給以高官厚祿、給他們當政協委員,可以起鼓勵作用,但這隻能是少數,對絕大多數資本家則缺少實惠,他們積極不起來。《共同綱領》還要求扶助私營經濟發展,如何扶助呢?靠口頭宣傳是不夠的,要有真東西。所以鼓勵也好,扶助也好,最有效的辦法(政策)是使私營經濟即資本家有利可圖。至於這個利,利到什麼程度才算合適,是需要研究解決的大問題。在沒有研究好之前,資本家得到的利只要合法就是符合《共同綱領》的。執行《共同綱領》的效果,可能有好壞的差別,需要總結經驗教訓,但不能給執行者定罪。如果一定要說執行《共同綱領》的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那麼,《共同綱領》就先犯了,是誰之過?如果一定要資本家無利可圖,那就是否定了《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否定了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的意義。一定要這樣干也可以,但要經過一定的步驟、程序,打個招呼,先把幹部的思想認識扭轉過來。不然,就是「不教而殺」。

前面說過,毛澤東把「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緊縮成「公私一律平等」,去掉謂語,就可以使事物發生從量到質的變化。本來說的只限於納稅,現在就可以無限擴大平等的範圍,好給人罪上加罪了。不僅如此,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講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同時,他又說「有所不同,一視同仁」,不再提「不分厚薄」;有所不同的含義也和他原來說的不一樣了。

應該指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些只是原則性的規定,伸縮性很大,缺乏實施細則(一波同志在1950年中財委幹部會上就已提到這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很難掌握。所以就出現當資本家高興的時候,幹部們「右」了,該打;當資本家叫苦的時候,幹部們「左」了,也該打。要既不「左」也不「右」,恰到好處,完全符合毛澤東的心意,難矣哉!所以有些人才自覺或不自覺地奉行「寧左勿右」的保身法。幸虧私營經濟很快就被消滅了,無意中拯救了許多的幹部。

在那次全國財經會議上,有人批判「公私一律平等納稅」,說它實際並不平等,因為國營經濟的利潤要全部上繳國庫,而私營經濟的利潤則全部入了資本家的腰包。另外,國營經濟還要承擔政治任務等等。這當然說得很對。但是,人們也可以反問一句,既然如此,人民革命勝利后,立即把私營經濟消滅掉,豈不幹脆?答案是,不行的,毛澤東說了保留私營經濟有利於國家和人民。具體說就是有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利於社會的安定,這是大道理。批判者心裡很明白,但他們不得不那麼說,因為要和毛澤東保持一致,統一口徑,證明毛澤東挑起政治鬥爭的正確性,這些人是有苦衷的,不難理解。遺憾的是時隔多少年之後,還有的學者寫文章,居然比毛澤東還乾淨利落,把「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砍掉了後半拉,剩下「公私一律」,然後加以發揮,這大概是被前賢誤導的結果了?

在黨中央討論那次財經會議的總結報告時,毛澤東問一波同志有什麼意見?一波同志說,我犯了錯誤,願意接受處分,但有些問題沒有說清楚,毛澤東沒有表態。我想這個「公私一律」就是當時最沒有說清楚的問題。

憂患意識,老而彌堅

「文化大革命」後期,一波同志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一次我去那裡探望他,主要的話題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是由我的一句話引起的。我說,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是劉少奇要你們出獄,要你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簽字,所以千錯萬錯都應記在劉少奇的賬上,不應該叫六十一人負責。一波同志說,不,不是那麼回事。他隨手取出他已經寫好了的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給我看了。然後他說,明白了吧?我們出獄是黨中央決定的,毛主席很清楚,劉少奇是執行者,他無罪,我們也不是叛徒。這時我倆都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過了一會,一波同志說,我們的問題能否解決,還在兩可之間,既不能悲觀,也不能樂觀。假如主持其事的人有私心雜念,那麼幾何公理也可以推翻。但個人的問題畢竟是小事,所擔心的是黨的命運,國家民族的前途將成什麼樣子!那時,我這個小百姓還在「牛鬼蛇神」之列哩。難以慰己,更何以慰人!但黨運不興,國家就沒有出路,百姓的災難就未有窮期,這一點我從一波同志的話里加深了理解。

以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得到徹底的平反昭雪。幾乎在同一時間,我這個小百姓也重見天日。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去探望一波同志,直到1991年的6月1日,廖斗寅、郝正庭、張博榮和我去中南海探望他。那一次,大家皆大歡喜,談笑風生。一波同志把他的著作《領袖·元帥·戰友》和《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送給我們。中間,一波同志談到他幾次外出視察時所見到的改革開放后的可喜氣象。他還回憶起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談話,關於國家興亡的周期律問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是一波同志居安思危的表現。

1996年,春節期間,楊濟之、郝正庭和我一起去中南海探望一波同志,我們到時,會客室里已經有兩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在座。一波同志的開場白是,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說法,叫做兩個人在一起,說真話;三個人在一起,胡說八道。今天我們是七個人在一起也要說真話。接著他就說,毛主席一生說過許多話,有對的,也有錯的。他有一句話,我認為是正確的,就是人人都會犯錯誤,當然錯誤有大有小,要爭取少犯大錯誤。然後他說,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了不起的時代,一個叫「貞觀之治」,一個叫「開元之治」。前者只有23年,後者也不過32年,連半個世紀都不到。一部中國歷史,亂多治少!他又念起「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是他居安思危意識的又一次流露。因為等著一波同志會見的客人很多,我們就告辭了。

1998年,一波同志要我參加他的革命回憶錄的編寫工作,在我向他彙報他參加新政協,安排黨外人士那段經歷時,他又提起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談話,又念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使我感到一波同志的憂患意識,隨著他的年事日高而更加強烈了。那年一波同志92歲,記憶力好,思維清晰,他對書稿逐章逐句的審閱、推敲,他指出的缺點錯誤,使我口服心服。比如:他指出「1949年,是以蔣家王朝的覆滅和新中國的誕生而載入史冊」這句話說,不對,蔣家王朝並沒有覆滅,只是被趕出大陸,他跑到台灣又搞起一個「政府」嘛。他又指出,「大躍進中有的同志的頭腦比我還熱」,這不是說我的頭腦也熱了嗎?書稿中提到毛、劉、周、朱、任五位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一波同志在五位後面加了「建國后」三個字,把話說得更準確了。這樣的事例還有,使我深感自己的淺陋。一波同志告誡我,參加寫作班子,不是叫你什麼都聽我的,要有自己的鑒別,對的就聽,不對的就不聽,行文一定要實事求是,浮誇的、華而不實的東西一概不要……

我在一波同志身邊工作,前後有八九年時間,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貫的勤勤懇懇,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之外,還有在「一言堂」時代,他能對某些決策保持自己的看法。1957年,我被定為右派分子,見到他時,我說「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一波同志不以為然,他說,不要那麼想,所謂的右派分子不過是思想上有點右傾而已,什麼敵我矛盾,內部矛盾,沒有那麼嚴重。我仍然認為你是好同志,不要灰心喪氣,你一定會回到黨內來的。當時他對我這樣的安慰,使我重新鼓起勇氣,振奮精神,沒有自暴自棄,妄自菲薄,二十年後,一波同志的話應驗了。我怎能不由衷地崇敬他!

我與一波同志的交往長達半個多世紀,但我不敢說我對他有深刻的了解,我只是感覺到我的一生中還沒有遇到第二位這樣的良師益友,從這點上說我是幸運的。如今良師已經作古,學生已是風燭殘年,只能將無限的哀思,都付予滾滾的歷史長流了。

(責任編輯吳思)

摘自：《炎黃春秋》2007年06期作者：李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