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文盲陳永貴何以連任兩屆副總理

半文盲陳永貴何以連任兩屆副總理 全體通過(圖)


新華社高級記者馮東書撰寫的《陳永貴》一書，最近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作者說：
「我講陳永貴的事，是向後代說明我們國家歷史上曾經有過那麼一個後人難以理解的時代」。下文摘自此書。

　　半文盲的國家副總理20世紀70年代，世界進入了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十億人口的文明古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宣布自己要實現現代化的 時候，卻任命了一名半文盲的國家副總理，他就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現在的大寨鄉）大寨生產大隊（現在的大寨村）的中共黨支部書記陳永貴。


　　人口不多的昔陽縣，歷史上雖然很窮，卻是一個重讀書的地方。從唐朝貞觀四年到 清朝光緒十二年，這個縣出過三個狀元，一個探花，三十一個進士。歷史上出過大官，是尚書，他們都是大知識分子。到了20世紀70年代出了一個副宰相一級的官，是個半文盲。山西有人編下順口溜：「昔陽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陳永貴在1975年1 月中旬舉行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後來談到他的官運時說：「我當副總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沒有準備，可開會時一鼓掌就通過了。」在1978年2月到3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陳永貴又
一次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后一屆副總理沒有當到頭。1980年9月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他被解除了副總理職務。滿打滿算，他一共當了五年零八個月的副總理。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在河北邯鄲向毛澤東談到陳永貴時，毛澤東問：「陳永貴識不識字呀？」陶魯笳說：「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1974年5月，我寫了一篇《群眾知道了真理，就會齊心來做》的稿子，請陳永貴審查。他當然無法讀下去，我念給他聽，他聽了表示同意。我說：「這 是專門給《人民日報》的，你光口頭向我說『同意』不行，你得寫上『同意』兩個字。
」他用我的自來水筆一筆一筆地畫，第一次寫錯了，「意」字多了一橫。我說：「錯了，多了一筆，重寫一個吧。」我告訴他多了哪一筆，他第二次又艱難地一筆一筆地畫，
又多了一橫。他搞不清那個「意」字究竟應該怎麼寫。對他來說，握筆遠不如握鋤頭輕 松。他勉強能看報紙，不少字不認得，能大概知道個意思。講科學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難看懂。他是一個現代科學的「科盲」。

　　讓文化基礎比較低的工人、貧下中農直接升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不止陳永貴一 個。和陳永貴一起一步登天的，還有20世紀50年代在北京某廠里創造了一種鑽頭的工人倪志福，那鑽頭後來就叫「倪志福鑽頭」。還有陝西省咸陽市一家紡織廠的女工吳桂賢。陳永貴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倪志 福、吳桂賢也都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吳桂賢也和陳永貴同時成為國務院副總理。遼寧省有個賣菜的女售貨員叫李素文，那時也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天津有個工人叫孫健，也當過很短几天副總理。當時這一批進入中央領導層的人，文化都比陳永貴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個，就是陳永貴。那些 人的威風都沒有陳永貴大，陳永貴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樹的，他們不是。

　　這種現象的出現，直接原因是當時要進行一場革命，要進一步讓基層的工人、貧下中農翻身，登上高層的政治舞台，以便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主席 主張打破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經過共產黨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觀仍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打破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辦法之一，就是讓工人和貧 農、下中農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

　　當時，壓制知識分子的極「左」路線，也給陳永貴造成偏見，以為只有體力勞動才是真正的勞動，腦力勞動不算勞動。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上我，他笑著說：
「老馮，你看我們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勞動，你在這裡溜溜達達，好輕鬆呀！」我說： 「那好，咱們兩個換一換，你來寫稿，我上地勞動，我勞動七天，你寫一篇稿子。」他說：「我可幹不了你那活。」我說：「你們社員從地里回來，勞動就結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覺，我們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勞動，躺在炕上還在勞動，有時做夢都還在寫稿子，腦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氣了。

　　辦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國務院副總理是一個實職，不是擺樣子的。陳永貴分工管全 國的農業，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還經常要報告。1977年，有一天我們幾個記者在北京東四他住的地方。他那個大辦公室里有一張兩米長的條幾，上面整整齊齊排著好幾十種文件和內部刊物，政治、軍事、外交、工業、農業、教育、文化、科學，哪個部門 的都有。他笑著指指這一大堆文件，對我們說：「這是我乾的事嗎？這是你們這些有文 化的人乾的事嘛！」小範圍內開會研究工作，這好辦，他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視察工作時，發幾條口頭指示，對他來說也不難。就是一到要認字、寫字時，他就難辦了。他每天要批閱的材料很多，這些材料都由他從昔陽縣帶來的秘書先看，然後挑重要 的向他說說，或把重要的地方劃出來給他看，認不得的地方給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畫個圈，或寫個「同意」。好多事，他實在弄不懂，但畫圈卻畫得很快。這是怎麼回事呢？他的親密戰友張懷英曾問過他：「你怎麼畫圈這麼快？」他說，他看見華國
鋒、李先念畫圈，他也就畫圈。他信得過他們。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

　　他口才很好，講話也有點辯證法，經常有從實際生活里總結出來的新見解，敢講一 些別人不敢講的話，語言生動、通俗、幽默。只要是講農村的生產和工作，在內部作報告，他從不用講稿，隨口說去，還很有點吸引力，也不亂。到正正規規的公開大會上去作報告，他可苦了。他怕講走火，那就要讓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寫出個講稿來，由他到會 上去念。這種書面講稿，按我們這樣寫法，他是沒法念的。昔陽縣專門為他印了一種稿紙，一個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紙的四個格子大，行與行之間也空得寬，一頁只有約一百字。用縣裡有那麼幾個熟悉他認字習慣的秀才，把他的講稿用正楷抄在這種稿紙上，他不認得的字，要在空行里註上他認得的同音別字，這樣的講稿，他才能念。

　　他是個沒有文化的老農民，他當官有一個別人絕對沒有的優勢。他講話講對了，辦 事辦對了，別人說他馬列主義水平高。他講話講錯了，辦事辦錯了，他說自己是個農民，沒有文化，本來就不能當那麼高的官，別人也不好怎麼責怪他。他是進能攻，退能守。

　　不脫農籍不拿工資這又是一件奇事。陳永貴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在國務 院辦公，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政府官員，他卻不脫農籍，不拿國家工資。他是當代世界上惟一既是高官，又是農民，具有雙重身份的人。

　　陳永貴當上了副總理，他是可以把自己的農村戶口遷到北京來的，是應該拿國家工 資的。但是他不遷戶口，不拿工資，仍然保持自己是農民的身份。

　　在中國的等級金字塔中，最低層的是農民，他們不能列入任何國家的等級，他們沒 級。毛澤東對這種製造新等級的一套做法是反感的，他懷念革命根據地里那種大致平等、水平低下的供給制生活，討厭工資制，並提出過恢復供給制。在他的思想影響下，
1958年「大躍進」中，報紙上就批判過當時的工資制，說它是表面上平等實際上不平等 的「資產階級法權」。「文革」中，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達到高潮。那個時候在廣大農村的思想教育中，還把農民嚮往城市生活，想進城當工人，不安心「為革命種田」，批判為資產階級思想。陳永貴是個農民，對農民的社會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澤
東不喜歡這種等級制，他就起來革命了。陳永貴當了副總理，身上仍然穿對襟扣的中式
農民裝，頭上仍然包著一條華北農民包頭的白毛巾，開黨中央的會，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也這樣。他腳上從不穿皮鞋、涼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農民布鞋。成年風吹日晒，
重體力勞動使他滿臉刻著深溝。他既然還是大寨公社的社員，回到大寨，還和社員一起
下地勞動。他這種革命行為，工人、農民知道后，特別讚揚、敬佩，說他保持了勞動人
民的本色。

　　陳永貴為國家工作，不拿國家的工資，他靠什麼生活呢？

　　我們國家那時把農村裡的基層幹部稱為不脫產幹部。陳永貴當了副總理，就把自己
劃在了這種出外工作但仍不脫產的幹部裡頭。只是別的不脫產幹部外出活動是短期的，
他出來當副總理是長期的。開始由山西省每月補貼他六十元，後來漲到一百元，同時北
京每天再給他一元兩角伙食補助，大寨每年還給他記一個中等男勞動力一年的勞動日，
到年終，社員一個勞動日分配多少錢，他也分多少錢。當時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國算比
較高的，一個勞動日約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買一斤八兩到二斤豬肉。那時我們新華
社山西分社副社長馬明是廳（師、地）級幹部，每月工資是一百六十六元。陳永貴既是
一個不脫產幹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錢。他吃飯也花不了多少錢，原來，國務院機
關事務管理局給他配了一名高級廚師，過了些日子，他說：「他做的我不愛吃，我愛吃
的他不會做。」他把高級廚師打發走了，自己從昔陽縣找了一個會做家鄉飯的廚師，這
人小名叫石頭。他會做陳永貴愛吃的昔陽麵食：拉麵、抿曲（一種麵食）、假豆腐（一
種玉米粉麵條）、餃子等。餃子也不需要三鮮之類的高級餡，只要有點豬羊肉，加上胡
蘿蔔和粗粉條就行。陳永貴離不開北方農民泡的酸菜。這位副總理的飯菜水平達不到江
浙和廣東中等農民家的水平。他愛喝一點兒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兩是小意
思。他在位時，茅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喝不了多少錢。這個人吸煙凶得很。當了副
總理，會見外賓，視察工作，不能再在脖子上掛旱煙袋了，改吸香煙。香煙比旱煙頸小
，他吸起來，把煙夾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間，捂在嘴上使勁吸，一根接一根。過去的煙
沒有過濾嘴，他一根沒吸完，就把煙屁股里的煙絲擰掉一點，然後擰進一根新的，接著
吸。開一上午會，他吸一上午煙，最後可能只有一兩個煙屁股，煙里的尼古丁一點兒不
剩，全到了他的肺里。他後來得肺癌，和這有直接關係。他吸那麼多高級煙，就按當時
比現在低得多的價格算，他也吸不起。他走到哪裡，人家都把國產的「中華」牌、「牡
丹」牌香煙放在他的面前。這一點他是公私不分了，是私吸公煙。國家對不脫產的幹部
，是不補貼煙錢的。

　　陳永貴不當副總理以後，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戶口轉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
的兒子陳明亮都到了他身邊。他被安排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這時他才成了國家正式
職工，據說每月工資一百五十元，同時每月給他五十元保姆費（當時正部長級幹部有保
姆費）他將原來東城區的副總理小院讓了出來，搬進了西城區木樨地的高級幹部樓。他
的工資低，物價又年年漲，國家給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電費。他很自覺，東郊農場瓜果
收穫時節，他就不去了。下台以後，他也不輕易坐國家給保留的專用小汽車。他妻子是
農村婦女，沒有工作，廚師撤走以後，由她做飯。

　　只有周總理敢公開批評他陳永貴到「文革」後期，已達到全國只有一個人敢公開批
評他的程度。這一個人就是周恩來總理。「四人幫」和其他一些人，背後也罵陳永貴，
但不敢公開批評，更不敢見諸文字。

　　毛主席不能批評陳永貴嗎？毛主席當然能批評陳永貴。但在他在世時，對陳永貴和
大寨，只有表揚，沒有批評。

　　周恩來批評陳永貴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來陪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
議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時，批評了大寨的虎頭山上沒有樹，指出這一點要向李順達領導
的山西省平順縣西溝大隊學習。「文革」中，山西兩大派鬧得全省無法生產，無法工作
，社會生活無保障，陳永貴屬於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接見
山西省參加冶金會議的代表時，陳永貴在場，有人喊口號：「向陳永貴同志學習！」周
總理馬上指出：「學習大寨，學習陳永貴，對的學習，你們不能學習他的派性。」周總
理說：「陳永貴同志是高舉大寨紅旗的，但是在最近幾個月，他陷入了派性。」陳永貴
從來認為大寨人是大公無私的。周總理在1971年11月15日晚對美國朋友韓丁說：「大寨
是有缺點的……先公后私就不錯了，哪有大公無私？沒有私哪來公？沒有小哪來大？沒
有上哪來下？」他還不同意陳永貴的極「左」的做法，他對韓丁說：「自留地還是要有
，農民總還要補充，自由市場還是要的，肩挑貿易、小商小販還是要的。」1973年4月
，山西省共青團開全省代表大會，這時山西省恢復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書記是謝
振華。陳永貴認為謝振華是反大寨的，不讓大寨團支部派代表去參加大會，抵制這個
會。4月23日正好周總理陪同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到大寨訪問。謝振華去大寨盡地主
之誼，藉機向總理彙報了這件事，周總理找陳永貴進行了批評。陳永貴沒法，等客人離
開大寨以後，親自帶著團支部書記去參加了省里的團代會。

　　籠子里的大人物陳永貴到北京當大官，開始住在北京的釣魚台，江青等「四人幫」
也在裡頭占著房子。「四人幫」四處樹敵，天天心驚膽顫，階級鬥爭觀念特強。釣魚台
除了門口由解放軍把守，裡面還有許多崗哨，一般人根本進不去。給陳永貴寫材料的宋
莎蔭有一次住在那裡，第二天在院里遇到一個警衛幹部是昔陽人，老宋和他聊起來。老
宋先作自我介紹，人家說，不用介紹，知道你叫宋莎蔭，昨天是幾點幾分進釣魚台的門
，幾點幾分又到過什麼地方。老宋一聽，愣了，這地方抬腿動腳都有人監視著，以後院
子里出點事，自己一百張嘴也講不清。他覺得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馬上向陳永貴
提出來，搬了出去。陳永貴進了釣魚台以後，被封閉了，大寨黨支部委員來看他，也被
攔在院外，搞半天才能過去。陳永貴和一名昔陽帶來的秘書，一名昔陽帶來的貼身警衛
，三個人住在一幢房裡，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開會，就得在這個家裡泡著
，他又不會看小說，好多文件他又看不懂。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閑逛，那算什麼？人家都
在幹活，自己沒活干？釣魚台里的服務員天天進房搞衛生，清理東西，但他們有紀律，
為了不干擾首長工作，進房只幹活，不講話。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秘書、服務員
來看電視，陳永貴有了說話的對象，房子里才有了活氣。這種生活對陳永貴來說，像住
高級監獄，憋死人。陳永貴當時享受的是一級保衛。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東安市場
（當時改成了有革命味的「東風市場」），秘書請示保衛部門，說沒法保衛，不能去。
因為他平時閑得無聊，曾提出乾脆讓他去北京郊區的中阿公社勞動（那時中國和阿爾巴
尼亞關係特別好），開會時叫他回來。但也因無法保衛，不能去。過去他到全國各地去
，是個勞動模範，比較隨便，現在成了中央大員，當地官員都怕他在自己轄區出事，總
是里三層外三層地把他「包」起來。他接近不了群眾，了解不到什麼真實情況，陳永貴
覺得這樣下去，時間長了，非變成無用的傻子不可。他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搬
出釣魚台，並要求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三分之一
時間跑全國。毛主席馬上批准了陳永貴的要求，並讚揚了他。他爭取到三分之一時間在
大寨，這是他爭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讓北京的警衛戰士到昔陽，他的
理由是：「我是個農民，回家勞動，你們警衛幹什麼？你們還能給全國農民都派上警衛
戰士？」陳永貴失勢以後，中央大員的頭銜沒有了，沒有人保衛他了，他早上可以一個
人上街溜達聊天了。年輕人、小孩子見了他，叫他「永貴大叔」。他終於又獲得了失去
多年的自由。

笑了... ...

共鏟黨萬碎，別無他語。

一個好人。